摘要：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子思承其祖说，学于曾参，传之孟轲，上承中庸之道，下启心性之论，被誉为“述圣”。结合传世文献与郭店儒简所涉“子思学派”思想，可见其传扬儒门宗旨，亦长于任法论说，则为先秦由儒入法、礼法演进之关键。子思学派视“好利恶害”之人性为社会规范乃至治道体系的基础，由此牵引出战国政法论说的基本范式。以性情论为中心，子思学派的治道理想游移于传统人文与现实功利之间，富有统合各种社会规范的意味，既阐弘儒家重德之旨，又重倡“任法以治”及赏刑爵禄之策。子思学派于性情之审思、仁利之辨正、礼法之取舍、刑赏之兼顾均富有新见，对战国法家思想颇有启示而不乏暗合，其中蕴含先秦儒法两家的融通一面，预示后世儒法合流的思想路径。
关键词：子思;儒家;法家;性情;礼法;赏刑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1.09
轴心时代，孔子创私学，开儒宗，弟子三千，亲炙师教者七十余人。孔子殁后，儒家八分，旨趣有殊。晚近郭店楚简的出土，使孔门弟子思想重现于今①。其中，经学者考证辨析，儒简与“子思学派”关联最密。《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均属“子思学派”著作。《语丛》也与“子思学派”有关②。这为考察孔孟的思想传承以及战国的学说渊源提供更多线索。
子思（前483前402年），名伋，孔子嫡孙，鲁国陬邑人。子思活跃于政坛，与君主多有交往，然淡泊于名位，曾拒受鲁相一职。在儒家“道统”的传承中，子思承其祖说，学于曾参，传之孟轲，上承中庸之道，下启心性之论，被誉为“述圣”。汉志有《子思》二十三篇，隋志、唐志有《子思子》七卷，已佚，仅存宋人汪晫辑本。《礼记》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篇多被视为子思所作③。此外，《孔子家语》之编纂始于子思，《孔丛子》中《杂训》《居卫》《巡守》《公仪》《抗志》诸篇亦不乏子思言行记载。虽非必为子思本人所述，大有后人伪托成分，但仍不乏思想价值，应重视这一层映照“子思学派”特征的
作者简介：马腾，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土文献与先秦诸子法律思想研究”（17CFX056）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先秦诸子思想的规范理论视角阐释”（20720181093）的阶段性成果。
①现代学者结合出土文献的研究，将“儒分为八”的类型归纳为子游、思孟的“弘道派”，子夏的“传经派”，曾子的“践履派”，子张的“表现派”。参见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
②郭店儒简子思学派之关联，学界已考证颇多。参见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杨儒宾：《子思学派试探》，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06615页;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
③《史记·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946页）《隋书·音乐志上》引沈约云：“《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页）崔述《洙泗考信馀录》卷三则说“《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语》之文，采之《中庸》”（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8页），认为《中庸》是宗子思者之所为书，而托之于子思。知识谱系近年出土的文献已使学界逐渐走出疑古，重新考虑《孔丛子》和《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竹简有《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李学勤称之为竹简本《家语》，视为今本《家语》的原型，认为今本《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等孔氏学者之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参见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杨朝明则认为《孔子家语》是子思领编而成，参见杨朝明：《孔门师徒与原始儒家学派的构成》，《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2007年。《孔丛子》非伪书的论述，参见傅亚庶：《〈孔丛子〉伪书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作为孔门后学的重要派别，子思学派是理解先秦由儒入法、礼法演进思想史之关键，然而立足于出土文献研究子思学派法思想的著述仍付之阙如。郭店儒简的研究多着眼于子思性情论对孟荀人性论的奠基意义，多囿于儒法对立观点，难从法律思想史视阈阐明子思学派对战国法家的影响;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鲜有述及孔孟之间的儒门后学，虽曾有学者述及子思对法家的具体影响，但未及《性自命出》等郭店文献，以致忽视子思性情论与法家思想关系的基础层面。笔者认为，结合传世文献与郭店儒简来看，子思学派博大精深，复杂多方：在人性论说方面，其学长于性情论说，而未断言人性善恶;在政治理想方面，其学崇尚传统而主张功利，既思慕“周礼”又倾心“管法”;在德刑治术方面，其学既主重德轻刑之旨，又倡赏刑爵禄之策。合言之，在这些议题上，前一方面反映子思学派对儒门宗旨的传承弘扬，后一方面则展现学随术变之创见，从论述人类性情之好恶出发思考社会秩序，从而主张牧民以利、任法以治，申言刑赏之道，对法家思想不乏影响，试分述如下。
一、人之性情与规范体系的建构
孟荀以前，先秦人性论说并不明朗。《烝民》之诗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盖为中国思想史上人性论之权舆。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据说孔门弟子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皆认为“人性有善有恶”黄晖：《论衡校释》卷三《本性》，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2133页。。西周以至孔子，尚未形成一种明晰的人性论断，孔门弟子亦不以性善性恶立说。至《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徐复观誉为“人性论之里程碑”，视为性善论之端倪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41页。古儒已有此论，如真德秀说：“杨氏曰：《中庸》深处多见于《孟子》，其所传也欤？又曰‘天命之谓性’，孟子道性善盖源于此。”（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子思孟子传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6册子部第十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