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大钊密切关注腐败这一社会现象，从权力、法律、社会风气等方面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平民政治、推行简易生活等解决腐败问题的对策主张。李大钊廉政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当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将防治腐败、建立廉洁政治的希望寄托于团体训练，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也要坚持和发展李大钊廉政思想，推进制度、作风、法治等建设，以自我革命为一以贯之进行新的伟大社会革命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关键词]李大钊廉政思想;平民政治;简易生活;团体训练
[作者简介]时立宽（1996-），男，漢族，河北玉田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中共党史专业，师从秦立海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曾参与西柏坡时期廉政思想文化的研究课题，现参与导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关系视域下的1948年“反美扶日”运动研究，承担日文史料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9）04-0010-03
清正在德，廉洁在志。身有正气，不言自威。从古至今，推行廉洁政治、惩治贪官污吏都是事关社会存续发展进步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纵观李大钊的革命生涯，始终对各种社会问题保持着高度关注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于腐败这一社会问题，也在李大钊关注和研究的范围之内。他就建立廉洁政治、反对贪污受贿等提出了一些观点看法，散见于他的著作文章，但他本人并没有专门系统地详细展开论述。目前，学界对李大钊廉政思想的研究，也显得薄弱和不足。正是基于此问题意识，本文拟系统梳理李大钊廉政思想，力求在学理层面深化和丰富有关李大钊的研究，在实践层面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现实启示。
一、李大钊对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腐败现象频发。为什么会腐败频发？为什么越位高权重之人越容易滋生腐败？对此，李大钊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腐败滋生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权力过大，没有约束，“势位之足以保障罪恶也”①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南京临时政府从而迁往北京，北洋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为了保证所谓政治上的“和谐统一”，对于地方军阀实力派的一些专制腐败行径，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弃之不理。因而直到袁世凯逝世，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依旧十分混乱，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地方的力量足以抗拒中央的管辖，直接的结果就是后来数十年各大军阀混战不止的局面。这些军阀名义上打着共和的旗帜，实质上是在实行独裁专制，于国于民，均是百害而无一利。李大钊认为这些专制军阀的行为与之前封建时代皇帝一人专政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他十分担心中国的命运和未来走向，希望中国的有志之士能够真正去关心百姓的命运，关心国家的存亡。
不仅是在军阀实力派层面存在着专制腐败，在北洋政府系统内部也存在着大量腐败现象。内务部是北洋政府组成部门之一，本质上是加强全国专制统治、镇压人民的工具。内务部虽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巡警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但较之巡警部相比，职责大为扩大，事务繁多，可谓冠于北洋政府各组成部门之首。北洋政府内务部腐败现象诱发的因素之一就在于其实行总长负责制，总长作为最高长官，拥有无人监督制衡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各司司长及科长等大小职员均听命于总长。如若奸佞、贪婪之徒就任总长，必然导致上下一片腐败之气。
李大钊感慨道：“今之膺显职实权者，莫不以敛钱为事。鸦片可买也，公帑可盗也，民脂民膏可以任意剥敲也。凡夫坐拥重兵、列职疆吏者，对于其治下之财政，直视为一人之私，囊括席卷，莫可谁何！举国空虚，官僚富厚，其所剥民蠹国而得之财货，与其所居位置之级，所握权势之分，成一正比例。上行下效，全国风化，而大盗民贼，盈天下矣”②。若各级掌权者视权力为一己之私，国家就成了他们的私产，腐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民初的政治乱象、贪污腐败，李大钊认为都是暴力政治或强力政治的结果。“顾自督军团肇变以还，强力迸发，集矢国会，威暴所劫，遂尔立解，至高无上之主权，不知其已移于何所？然则今日之象，无国家也，无政治也，抢攘纵横者，暴力而已矣！”③专制政治的症结，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统治者没有民意基础，只能通过强力或暴力来压制民众，“权之所集，在于一人，或在少数，恃强凌弱”，腐败的发生在所难免。
（二）法律失去权威，从官僚到民众缺乏基本法治精神
北洋政府时期，受欧美各国潮流影响，一些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进入文官队伍，但是官员的任用更多的是与各式各样的复杂关系有关。如汤化龙与刘崇佑是莫逆之交，在汤化龙任教育部长时，次长为梁善济，当汤化龙任内务部长时，次长为蒲伯英，梁、蒲皆为刘崇佑所推举。这表明，官吏选拔、任用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并未严格按照选官标准进行，正常的选官程序只是走走过场，选官的法律变成一纸空文，私人关系才是重要依据和潜在原则，只要是势力大、关系多的人便可进入官僚系统乃至坐拥高位。
对于军阀、官僚们无视法律权威，李大钊有着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李大钊认为他们玩弄政治手法，假借国法压制民权，反过来又假借民权对抗国法，在军阀、官僚们看来，无论国法也好，民权也罢，实际上都是政治说辞，本质上他们还是要继续实行腐败的专制统治。李大钊认为：“中国承专制之余，本于法治之精神所多舛背。又以袁氏当国数年，蔑弃法纪，纵容奸佞。但为一姓之鹰犬，虽犯盗国殃民之罪，而亦为所优容，甚且在赏奖之列焉！法律不敢过问，即问之而亦无效。今袁氏虽陨，一般人民心理，对于法律之信畏，终不甚厚。一旦为罪恶所诱惑，遂忘却法律之权威，而悍然不顾以行之”。④当社会方方面面运行都以人治为主轴而不是法治的时候，法律权威、法治尊严必将荡然无存。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不仅仅是个人独断专行的缘故，也与法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强力政治的结果，就是法律失效，民变四起。正是因为北洋军阀政府破坏法律权威，才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以求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尊严。
（三）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的官僚作风与奢靡浪费、任意挥霍的社会风气
内务部腐败现象严重⑤，腐败风气盛行主要表现在各机关单位、部处科室巧立名目，公款私用并任意挥霍。在朱桂莘担任内务部部长时，以密探为名，最初每月得三万余元赃款，后将少许赃款以发放津贴的名义分给总务厅各科长、秘书等。当然，各个科长如有赃款，必加倍供奉上级官吏。唐公荣担任总务厅会计科科长，任意挥霍，造成巨大财政亏空，但内务厅的总长和次长对此虽明知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疏于监督管理。土木司司长成立河务研究会，多年以来，在研究防治河流灾情方面毫无建树，可圈可点的只有一本单薄的季刊，颇具讽刺意味，这可以說是北洋军阀政府机构臃肿的一个缩影，特别是津贴都悉归该司司长、科长和少数职员所有。刘道仁任卫生司司长，借洋款百万元治理山西瘟疫，然而百万洋款到手以后，刘道仁除照例派防疫员，优给旅费，大宗药品上能尽量购办外，剩余钱财都进入司长私囊。吕铸掌权赈务处时，以筹赈的名义请办义赈奖券，美其名日办理慈善事业，实际上是掌权者发财的一种手段。
北洋政府时期有气节的人遭到排斥，整个社会不求学问，不尚勤俭，群德沦丧，风气倒置。李大钊尖锐地指出：“个人浪费，固为自取之咎，而社会风俗之奢靡，亦殊有及于个人之影响焉。”⑥北洋军阀政府的很多官僚为争权夺利，竟在选举过程中贿买选票，这必然需要大量钱财作为经费，贪污公款习以为常，甚至完全不顾及百姓感受，强行对其进行压榨和掠夺。这些高级官员一旦实权在握，继续卖官鬻爵、敛钱聚财，极欲穷奢，寡廉鲜耻。上行下效，每月薪资有限的一般官吏，虽然解决生活需要和社会交际都可能难以应付，却因虚荣心在作怪，竟有“衣必金紫，食必甘旨，居必广宇，行必汽车，内以骄夸于妻妾，外以酬应乎亲朋”⑦的过度需求，可这些人又不愿意靠自己努力来提高现有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而是另寻脱离正轨的所谓“捷径”，也贪念顿起，行贿受贿、中饱私囊。更有甚者，“一介书生，跻身荣险，遂而高车驷马，锦衣玉食，奢靡成风，夸耀井里。其家族戚友，亦皆群起而浴沾其余润，分其余荣”。⑧这些行为严重影响着社会风气，必然带来道德水平下降。
二、李大钊对腐败问题的解决对策
在分析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李大钊提出了解决腐败问题的对策。最初他认为，解决腐败问题需要建立平民政治，还要提升国民修养，实行“简易生活”模式，这些关于腐败问题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民国初年讲求“实力逻辑”的大背景下，难免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伴随着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包括腐败现象在内的社会问题，最终将推进革新、治理贪腐的希望寄托于团体训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第一，在政治制度层面，积极主张建立平民政治。当时的社会舆论，莫不对官员道德沦丧，政治节操缺失口诛笔伐。面对民初乱象、贪腐丛生，如何解决？李大钊认为建设一个清廉政府，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即要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治的政治制度，实行平民政治。那么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平民政治呢？李大钊理解为：“不外使政治体中之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其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之中，在国家法令之下，自由以守其轨范，并进以尽其职分，而赴共同之志的。官吏与公民无殊，同为国家之公仆，人人皆为治者，同时皆为属隶，其间无严若鸿沟之阶级。国家与人民，但有意之关系，绝无力之关系，但有公约之束制，绝无强迫之压服。所谓征服者，不过其主要之机关，公民依之以为其实现自己于政府之具耳。政之如是，始得谓之立宪，否则专制而已矣。民必如是，始得谓之公民，否则奴隶而已矣。”⑨在平民政治之下，强力已无作用，“专制之世，强力固足为政府之础石，而于开明之群，自由之世，则断无丝毫之利益，非徒无益，而又害之。”⑩民初乱象，祸首不在共和体制，而是恰恰没能实现真正的共和。只有建立真正的平民政治，才能遏制政治上的混乱局面，从而有效抑制腐败的发生。
第二，在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层面，倡导“简易生活”。李大钊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四个过度”的严重问题，即“衣食之享用过度也，戚友之酬应过度也，物质之消耗过度也，精神之劳役过度也”⑪。李大钊认为：“吾人之躯干，块然五尺耳，一榻之域足以安息之而有余，吾人之口腹，所求者瞬间一饱耳，箪食瓢饮足以飨应之而有余，吾人之家族，纯实之爱即足以慰安之，吾人之戚友，淡泊之情即足以结纳之”⑫，也就是说人本不应该有过度的要求。李大钊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简易生活”模式，其基本内涵是“社会不情之依赖、不义之要求减少一分，即个人过度之负担、失当之应酬减少一分，亦即虚伪之过失、贪婪之罪恶减少一分”。李大钊认为在清白廉政的精神与虚荣夸张的欲望面前，应该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即“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消耗，精神宜俭其劳役”⑬，只有践行和珍惜这种宝贵、真实、简朴的生活模式，才能不成为世俗浮华与利益的奴隶，从而“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搓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仰俯天地之间，全无所于愧怍也”⑭。
李大钊进一步提出了“国民修养”的命题，他认为提高国民修养的要义在于“依吾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以自重而重人之人格，各人均以此惕慎自恃，以克己之精神，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国绅士之风度，于是出而为国服务，自能和衷共济，一心一德而为正当之主持”⑮。李大钊在人格修养方面言行一致，堪称楷模。他经常会拿出超出三分之二的工资去接济资助贫苦的青年学生和充作革命经费，在这方面从来都是毫不吝啬，甘于奉献，不求索取，而他自己却过着“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生活，为此，蔡元培校长不得不亲自扣下李大钊的工资寄给他的家里。
第三，最终寄希望于以“团体训练”来推进“革新事业”。在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中国一时间出现了几百个政党，李大钊对整个国家的政党情况进行深刻分析，认为以往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政党，从创设的党纲文本考察，这些政党有的主张民主和共和，有的主张稳健，有的主张激进。然而通过宋教仁遇刺身亡一事，李大钊深刻认识到这些官僚政客是本质上充当军阀实行腐败专制统治的工具，结党只为营私夺权，具有脱离群众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毫无民主政治精神可言，长久以往，民众对所谓的政党政治产生了厌恶之感。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制约着社会革新目标的实现。
基于此，李大钊构思了他心目中的政党，“不是那种充斥政客的松散政党，也不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使李大钊看到了曙光，给了李大钊建立新政党的决心，也引起了他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系统考察。在宣传十月革命时，他特别留心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情况，李大钊经过分析之后，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李大钊有了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想法，五四运动前后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崛起，更使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具备了现实条件，李大钊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想法更加急切了。作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就其政党特征而言，自身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保持纯洁性，是“强固精密的组织”。另一方面，就其与人民的关系而言，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将获得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最大程度上依靠和团结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发动、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实现对社会的全面彻底改造，为建立廉洁政治提供制度基础、法治保障和社会文化氛围，进而实现社会革新目标。
三、李大钊廉政思想的现实启示
要想实现廉洁政治，必须要有良好、严谨而高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官吏的任用、考核及奖惩不仅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更应该要把法律条文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约束惩戒功能。众所周知，晚清时期政府贪污腐败，昏庸无能，一些旧军阀、旧官僚更是将这种歪风邪气带到民国政府。北洋军阀官僚腐败现象严重，荼毒了整个北洋政府体制，最终导致人亡政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从井冈山时期的支部建在连上，彰显苏区精神的干部好作风，到延安时期开展整风运动，强调要走出“历史周期率”，再到西柏坡时期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面向全党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推动实现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系统梳理李大钊廉政思想，不难发现，李大钊廉政思想具有关注制度建设、维护法律权威、重视作风建设的特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历程，正是把李大钊廉政思想一步步落到实处的历程。新时代需要继承和发展李大钊廉政思想，不忘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建党的初心，牢记使命，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加强制度、法治和作风建设，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以自我革命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注释]
①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②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③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④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6页.
⑤关于北洋政府内务部贪腐之情况，陈振宇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初内务部研究——以卫生事业为中心》进行过一定的探讨.
⑦中國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6页.
⑧⑪⑬⑭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⑨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⑩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⑫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⑮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6页.
[参考文献]
[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