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导致全球死亡和伤残的重要原因。李呆所著《脾胃论》内容涵盖了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等诸多方面，其应用早已超越脾胃疾病本身，对临床心系、脑系、妇科、血液肿瘤，及五官、皮肤、骨伤等疾病的诊疗及预防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治未病思想在慢性病防治中仍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研究《脾胃论》治未病思想，认清《脾胃论》中内伤脾胃的病因病机及辨证方法，探讨调补脾胃进行慢性病防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脾胃论》；李果；治未病；慢性病
中图分类号：R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6）03-0063-03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简称慢性病或慢病，是导致全球死亡和伤残的重要原因。我国发布的《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显示：我国现有慢性病确诊患者2.6亿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经占到我国总死亡人口的85%，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70%。影响我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常见慢性病主要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具有病程长、流行广、费用高、致残致死率高等特点，其发生和流行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已逐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
金元时期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著《脾胃论》。该书涵盖了生理、病理、方药等诸多方面，其应用并不局限于脾胃疾病本身，所涉及的学术理念已广泛应用于全身多种疾病。《脾胃论》对临床心系、脑系、妇科、血液肿瘤，及五官、皮肤、骨伤等疾病的指导意义日益显现，其治未病思想在慢性病防治中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1.未病先防，顾护脾胃
在很多慢病发展进程中，人体在出现病理改变之前，会出现一些现代技术很难发现的功能性改变。《脾胃论》指出，“若夫顺四时之气，起居有时，以避寒暑，饮食有节，及不暴喜怒以颐神志，常欲四时均平而无偏胜则安，不然损伤脾……而有病皆起”。顺应四时、起居有时、饮食有节、调畅情志、慎避外邪，避免复感新邪，在预防疾病、调养身心中具备一定的作用。能做到以上几点，使脾胃得安，胃气旺则邪不可干，再经远欲省言，则“安于淡薄，少思寡欲，省语以养气，不妄作劳以养形，虚心以维神，寿天得失，安之于数，得丧既轻，血气自然谐和，邪无所容”。通过早期干预，能够有效地截断慢性病高危人群的病理改变进程，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病率。
2.既病防变，立论脾胃
慢性病不仅病程长，久病亦可致变，因虚、因瘀损伤脏腑，导致相关并发症的发生。《脾胃论》所载医案医方中所提出的治疗方案渗透了早期诊断、有效治疗、防止疾病传变的思想。其对诸病治法均以脾胃为中心，以脏腑辨证为根本，通过五行生克制化、经络、四时加减用药防止疾病传变。
2.1重视脾胃，详于辨治
《脾胃论》着重论治脾胃的同时，利用脏腑辨证法，阐明脾胃与肺、心、肝、肾之间的关系，提出“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性益脾胃之药为切”，因此治疗脾胃气虚所致的其他脏腑疾病，东垣均详辨治之。如在本书“脾胃盛衰论”中，东垣概括了脾胃与心、肺、肝、肾四脏相关的发病机制，以脾胃虚弱而发病为理论中心。如：心火衰微则火不生土，而心火亢盛反伤脾土而生心之脾胃病，脾虚土不生金而生肺之脾胃病，所胜妄行的肝木克伐脾土而生肝之脾胃病，所不胜之肾水反来侮土而生肾之脾胃病。这些致病的根源，皆因脾胃元气不足，使疾病在发生、发展中正邪相争，损伤人体正气，造成体质亏虚，这对于慢性病中常见的吐逆、腹泻、便秘、脾胃疾病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2.2用药规矩，升清降浊
东垣非常重视调理脾胃功能，在“胃虚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2篇中，提出若脾胃气虚，升降失常，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肢九窍，都会发生种种疾病。“如脉缓，病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或大便泄泻，此湿胜，从平胃散。若脉弦，气弱自汗，四肢发热，或大便泄泻，或皮毛枯槁，发脱落，从黄芪建中汤。脉虚而血弱，于四物汤中摘一味或二味，以本显证中加之。或真气虚弱，及气短脉弱，从四君子汤。或渴，或小便闭涩，赤黄多少，从五苓散去桂，摘一二味加正药中”。东垣将此称之为五脏证之五药，依升降浮沉之理，或祛邪安正，或健脾安中，于平素调理脾胃虚弱中，依证入药，无不效验。
在用药上，东垣主张“分经随病制方”，提倡“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御病。因此“假令治表实，麻黄、葛根；表虚，桂枝、黄芪。里实，枳实、大黄；里虚，人参、芍药。热者，黄芩、黄连；寒者，干姜、附子之类为君”。其组方用药亦注重升降配伍，以恢复脾胃的升清降浊功能。“脾胃不足须用升麻、柴胡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脾胃中清气行于阳道及诸经，生发阴阳之气，以滋春气之和也”。临床常用升麻、葛根、柴胡等升举宣散之品，随症施治。鉴于慢性病多虚多痼，对于具备脾胃虚弱、气虚下陷证候之慢病，运用升阳法，能获得可靠疗效。但由于慢性病患者病机复杂者居多，如兼夹气郁、痰浊、瘀血等实邪较明显时，仍需在主方基础上辨证加减。
2.3阴火内伤，甘温除热
关于内伤发热，东垣引《素问·调经论》云：“阴虚则内热，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为内热。”并结合实践总结“今饮食损胃，劳倦伤脾，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大热”。东垣认为内伤病的主要病机是元气与阴火失衡，产生阴火病证。
《脾胃论》中“阴火”一词共出现27次。所论阴火皆为饮食劳倦、七情所伤、脾胃虚弱引起，属于内伤之火。提出“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的观点。这里明确提出了阴火即为脾胃虚弱所致的心火亢盛，指出了脾胃气虚与心、肝、肾之间的关系，并解释阴火的产生是由于脾胃虚衰，元气不足，清气下陷，水湿下流于肝肾，心火独盛，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而发生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头痛、渴不止之症，治疗时应在升发脾阳之外，更兼借苦寒药权衡施治阴火亢盛之证，认为苦寒泻火或解表散火的目的在于顾护元气，与升阳降火作用相反相成。
东垣认为内伤劳倦皆由元气虚损、阴火亢盛所致。“故脾证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盖阴火上冲，则气高喘而烦热，为头痛，为渴，而脉洪”。临床可见气高而喘、烦热、头痛、口渴、脉洪大等症状，方选补中益气汤。后世亦将其应用于脾虚气陷证、内脏下垂、久泻、久痢、脱肛、重症肌无力、乳糜尿、慢性肝炎等，亦是对其甘温除热法以外的延伸。
3.愈后防复，扶正胃气
慢性病病愈之后，由于病邪的损害或药物影响，脾胃己伤，因此愈后应注意扶正胃气。如服药之时“宜减食，宜美食。服药讫，忌语话一二时辰许，及酒、湿面、大料物之类，恐大湿热之物，复助火邪而愈损元气也”。服药之后“可以小役形体，使胃与药得转运升发，慎勿大劳役使复伤”“若胃气少觉强壮，少食果，以助谷药之力”。东垣认为服药之后可以轻微活动，促进脾胃对药力的吸收与散布，但不能劳役过度而致脾胃元气复伤。如果胃气有所恢复，则可少食五果，以助五谷及药力的吸收。以上方法对于疾病的愈后及防复均有实际意义。
《脾胃论》基于“脾胃为后天之本”的理论基础，立足于脏腑辨证，概述了胃气是脏腑内外供给物质营养的源泉，论证了脾胃虚实相互转化的关系，强调了“人以胃气为本”“病从脾胃生”。对于慢性病的防治，调补先后天以改善虚损体质不失为有效途径之一。总观东垣医学思想及经验，其在脾胃立论上仍宗仲景之法，辨证而不妄行；虽善补法，但并非擅用辛燥升补，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临床用药以升阳为主，认为阳升则浊阴自降，元气充盛则御病力强，以复脾胃之机；在使用甘温药物升发元气的同时，反复强调甘寒以滋化源。总之，结合现代慢性病管理，不拘泥于东垣方论，认清《脾胃论》中内伤脾胃的病因病机及辨证方法，辨证施治，方能做到审察于物、慧然独悟，将调补脾胃作为慢性病防治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