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舒新城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主张实行切合中国国情的新式教育，主张维护国家教育权。他对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生原因及影响等积极加以思考，以启发国人维护国权的热情。体现出其追求独立与自主教育的爱国主义精神。
关键词：舒新城；新教育；维护教育权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3—0043—04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淑浦人，著名的教育家。迄今为止，对舒新城作过较为系统研究的，主要有日本著名教育史家阿部洋的《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近代学校制内成立遇程》及崔运武的《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二者都曾广泛涉猎舒新城的教育活动，研究其教育思想。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专门研究舒新城的道尔顿制教育。舒新城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提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而且反对西方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掠夺，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作出贡献。目前，尚无关于舒新城维护国家教育权及其爱国精神的专题论著，本文拟对舒新城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和维护国家教育权思想作一探析。
一、提倡中国化的新教育
192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参与的教育团体和人员众多。提出的改革方案异彩纷呈。在这场新教育中国化运动中，教育学家舒新城也摇旗呐喊，并身体力行。
一是提倡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经验。
舒新城提倡实行新教育。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教育经验。他认识到，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是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因为“现在的中国，科学极不发达，借材异地，自是不可免而很重要的事。”他认为，虽然外国新的教育体制不一定方方面面都于中国有利，不过，“一种新方法或新制度的发见，除了适应环境的机械办法外，必有它的特殊原理原则。此原理原则虽不能推之四海无疑，行之万世皆准，但我们同处于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有几分可以参考，可以采用。”
二是主张新教育要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提倡新教育的过程中。舒新城主张新教育要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需要中国化，而不是盲目照搬。他指出，“全盘照搬任何一种体制”都会把中国引上歧途。如，对乡村教育，舒新城认为，其时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以我国的经济能力，引进工业化教育制度不能操之过急：“我们现行之教育制度与方法，完全是工商业社会生活的产物，而国内的生产制度，仍以小农为本位；社会生产制度未变，即绝尘而奔，完全采用工商业社会的教育制度，格格不入，自系应有的结果。”嘲他强调，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比较落后，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经验是必要的，但是，关键在于中国的教育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
三是提倡新教育需要创新。
舒新城认为，学习西方教育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国家和社会需要而创新，他呼吁：“望教育者对于本国之历史往迹，社会现状多多留意，将随便仿袭之精力移向于独立创造之上。”舒新城在谈到道尔顿制教育传人中国以后的情况时，也提出：“我希望国内教育者本此制的精神创造适合国情的新制度。”舒新城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是在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智、中国与西方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
新教育运动失败后，人们逐渐对新教育产生怀疑和不满，舒新城也开始对中国传统教育与新教育进行双重反思与比对，并对教会教育进行批判，转而密切关注中国对教育权的维护。
二、关注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0年代，中国社会广泛地将教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权丧失的源头，纷纷加以反对。1922年，世界学生基督教同盟在北京开会，反基督教大同盟也同时产生，并作激进的反基督教宣传，从1924年开始，发展为以反教会教育、收回外国教会学校为主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舒新城认为，狭义的教育权则专指国家的施教育权与国民的受教育权，为一国所特有的权利，故亦可谓之为国权。因此，他不仅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还以教育家的视角探讨其发生的原因。
教育权是国家的权利之一。收回教育权运动。是维护教育权最重要的方式和手段。舒新城指出。文化教育界积极参与反对基督教、反对教会学校的运动，对中国文化教育改革进行了反思。“收回教育权”在20世纪20年代成了知识界的一种口号，发表关于这一问题的文字极多。提出的理由与办法也很详备。如蔡元培从“教育的”、“宗教的”角度进行探讨，胡适等提出“科学的理由”，周太玄提出“社会的理由”，李璜提出“伦理的理由”，余家菊提出“文化的理由”，等等。舒新城则分析说，影响最大的是“国权的理由”与“政治的理由”。“此问题可以中国国民的自觉心解答之，而促起国民自觉的原因有二：一为政治背景，一为思想背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的因素即民族主义导致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生。
首先，反对教会对中国教育权的掠夺。
舒新城指出，要收回教育权，就不可避免地与反对基督教同行，因为“我们从历史上与事实上各方面看来，知道教会学校底唯一目的是在传播宗教，则教会学校底唯一特质是宗教教育，其余都是枝节。”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国人之所以反对基督教，为的是反对基督教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近代中国丧失教育权的是教会学校和日本在东三省所办的殖民学校。教会学校发源于基督教，而基督教在内地的传播虽为条约所规定，但条约中并无外人可以自由设学校的规定，而教育中国人的教会学校却与教堂并存，遍布全国。舒新城指出，遍布各地的教会学校，“对于枝节问题可放松，对于根本的宗教问题则丝毫不能让步。”收回教育权运动发源于反宗教的思潮，非基督教思潮虽然与收回教育权运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却很大，“因宗教思想发生动摇，便自然而言及于其所经营之教育事业。”舒新城指出，因为外人在华所办学校基本上都由教会所办，因此，收回教育权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密切相关。
舒新城还对主张从反宗教的角度收回教育权的代表人物作了分析。如，蔡元培在1917年就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以美育代宗教》倡言取消宗教教育，极力主张教育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胡适等人也曾反对各国教会在华设立学校，传播教会教育。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开年会，胡适、丁文江、陶孟和提议“凡初等教育(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的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㈣。1923年，余家菊、李璜都明确的指出基督教教育的危险。
1922年以后，收回教会教育运动日趋发展，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舒新城指出，1924年后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是第一阶段非基督教运动的继续，“由反基督教进而为反基督教教育，更进则为实行收回教育权运动”。这次运动的参与者在抨击基
督教时，纷纷集矢于教会学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在爱国主义情感的推动下，收回教育权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相互促进，同时，又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
其次，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收回教育权的政治诉求。
由于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部分教育权的丧失，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在废约运动中展开了维护教育权的斗争。知识界很多人都指责教会教育是不平等条约的衍生品，是基督教试图同化中国的手段，因此要求收回教育权。主张收回教育权的人士指出。外人在中国办学，是由条约取得的一种权利。与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同是侮辱中国的一种行为。舒新城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教育者曾以为中国在国际上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均可望取消，而与世界列强自由携手。平等处事。“谁知事实上给予我们的教训竟与此希望大相径庭，不独华会失败，一切不平等条约拘束我如故”。“国人至此始知大同的黄金世界，在现在还只能在梦里实现。而谋自立实为现今自救的要图。由此自觉，遂牵涉到教会教育与殖民教育：因为这种教育都有损国权而妨碍我们底独立。”舒新城认为，这是收回教育权运动发生最为重要的政治原因。
目标广泛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是国民民族主义最为真切的体现，也是收回教育权运动最为直接的理由。国民废约愿望难以实现的种种事件，如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废约愿望的落空、收回旅大运动、五卅运动等，都为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进行推波助澜。㈣舒新城指出，经过屡次废约的失望，收回国权的强烈愿望“是收回教育权运动发生之第一因”。
舒新城还分析指出，收回教育权运动发生与共产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的激荡密不可分。当时，共产党、国民党等党派都积极介入，虽然各党介人的程度和所起的作用各有不同，但都对该运动起了客观的或思想层面的指导作用，不仅具有改革教育、维护国家教育权的意义，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共产党在原则上反对一切宗教，并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其机关报如《向导》、《中国青年》等，常发表关于反对教会教育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字，对于收回教育权有相当影响。国家主义则从国权与民性的见地，反抗一切外力，极力主张收回教育权，改变国家命运，“其机关报《醒狮》常有此项文字，对于教会教育与殖民教育均极端反对，收回教育权运动受此思潮之影响者甚大。”
三、解析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
收回教育权运动是一场极具政治意义的文化运动，不仅影响了国民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对教育文化的影响更是不可忽略。舒新城对这场运动的政治文化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解析。
首先，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切合了维护国家教育权的文化政治涵义。
舒新城指出，文化教育界团体组织参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积极性很高。1924年，几个重要的团体纷纷发表收回教育权的言论，对政府制定有关收回教会学校的政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一是少年中国学会，要求“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二是全国学生联合会，于1924年8月在上海开第六次代表会议，关于政治方面的两项议案即为收回教育权。三是中华教育改进社，余家菊等12人提议“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孙恩元等人提议“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华民国领土以内对于中华民国人民施行国民教育”，吴士崇提议“请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在这些团体的参与下，至1925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已由言论而进行于实行的时期，教会教育家亦因事实上之逼迫而有所预备”。此外，舒新城还特别关注知识分子所办的主张收回教育权的报刊，如《中华教育界》出版收回教育权运动专号，《醒狮周报》从国家主义的见地主张收回教会教育权，《中国青年》从共产主义的见地主张收回教会教育权。
其次，政府和教会学生及教会学校的反应，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改革。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政府及教会学生、教会学校作出了相应的反应，是教会学校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一是政府方面的举措，推动了教会学校教育的改革。收回教育权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对限制列强在华教育特权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促使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舒新城认为。收回教育权运动原本有人民群众发动，在政府方面，“起初并不与闻”，不过，在此运动中，出现了官厅与人民合作的特殊现象，如“奉天收回教育权运动固然由省署负交涉之责，教厅长亲自出席，即广东、湖南、河南、福建各省之收回教育权运动。官厅亦尽相当的力量，而浙教厅禁学校宣传宗教，奉教厅禁教会办理小学亦是舆论所激成。”政府采取的新措施中，影响最大的是1925年11月16日教育部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外人捐资所办学校不得以宣传宗教为宗旨，规定学校立案必以中国人为代表，中国董事应占半数，须遵照国家所颁各项学校法规请求认可等等。
二是教会学生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相互影响，不断掀起学潮及退学潮。据统计，1922年所发生的规模较大的学潮共有87起。其中大学和中等专科学校发生11起。中学发生66起，小学10起。这些学潮基本上都要求改变中国对外关系的现状。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中学学生发表《宣言》，提出三项主张：在校内争回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奴化”教育及争回教育权、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圣三一学生以“运动”的方式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此后，“全国的知识界都闻声响应，风起云涌”。鲫一致力争“收回一切外人在华所办学校之教育权”。
三是在教会学校方面，自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思潮发展以来，对于教会学校发生了不少影响。如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所办杂志《教育季刊》，原来专论宗教，后亦论及教育；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于1925年议决：“基督教学校应采用‘新学制课程’。并且在精神上文字上两方面均须力谋适合标准。对于大总统明令颁布之教育目的，尤应努力，及求达标准纲要上之教育理想与原则。”此外，教会学校开始重视国文，并在关于中西教员待遇上，主张“绝不应有国际的区别”舒新城本人也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维护国人应有的利益和地位。
总之，“五四”运动后，出于文化自主和民族自决的双重需要，“中国文化精神”、“民族精神”之类的呼吁不绝于耳。192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强烈要求国家摆脱对西方的依附状态，确立文化的自主和独立。从1925年前后起。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日趋高涨，“新教育失败”、“新教育破产”等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对舒新城而言，新旧教育的体验带来的不仅是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抉择，更是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冲突，他认为，“中国之改行新教育制度，并非对于旧者发现若干缺点，亦非真正了解新者之优点而认为可以补救旧者之缺点”，只因鸦片战争而导致国力渐衰，“由于屡次逼于外侮，求所以自强的道路而不得”。
在新教育中国化运动与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中国人开始在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把新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反思。舒新城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提倡参照中国实际的新教育，同时，又反对西方在华的教会教育，体现出一个教育学家的职业精神和爱国情感。其时，提倡教育的“独立”与反对教会教育，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舒新城教育“精神”与“方法”的结合、“传统”与“西化”的区分，正是当时教育话语中对于依附的批判和对于独立的提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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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舒新城：《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中华教育界》第 13卷第8期，1923年8月。
[5]舒新城：《愿全国教育家反省》。《教育杂志》第17卷第4 号，1925年4月。
[6]舒新城：《民国十五年中国教育指南》，中华书局1928年 版。序言。
[8][9][10][11][12][13][14][15][1 6][17][1 8][19][20][21][22][23][24][28][29]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华书局1927年 版，第89-90、89-90、89~90、53、55、56、53、66-70、51、51、 53、51、52、57~58、62、64、78、86-89、33页。
[25]《民国十一年度学湖表》，《教育杂志》第15卷第1期， 1922年11月。
[26]《广州圣三一学生宣言》，《中国青年》第2集第32期。
[27]仰仪：《收回教育权的一个建议》，《政治生活》第6期。
(编校：余学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