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行，读音为，汉语词语，意思是凶恶残酷的行为，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香港暴行事件心得6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香港暴行事件心得6篇
【篇一】香港暴行事件心得
香港国民科教育事件
这些天，是否应该推行德育和国民教育科在香港吵得很热闹，首富李嘉诚也被媒体要求谈看法。他强调，中国人要爱自己的国家，也透露会自编有关教材，定期教导孙辈。李嘉诚表态明确：香港年轻人应该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并且热爱这个国家。这正是国民教育的初衷。 缺乏明确的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感，青年人无法真诚地参与社会决策的讨论与推进，现代国家也不可能健康地发展，这早就是公共的认知。因此，类似的教育欧美各国皆有推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日本和美国专门开设国民教育课程；欧洲国家则化整为零，把国民教育融入其他学科之中。 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遇到一些挑战。有多项调查显示，香港青年对国情的认知并不理想。例如，回归15年后，比例不低的青年人仍然不知道“五四”精神的代表，也有人不知道国家主席姓甚名谁。特区政府推出道德和国民教育专科，正是为了弥补国情认知的缺失，帮助年轻人适应时代的变迁。这样的出发点原本不该引来质疑，或是被说成“洗脑”。 香港是言论开放、信息自由的社会，学生们接收讯息的渠道多元，要教师们协助“洗脑”也是不可能的。教材由各校自行编列，教师们自己搜集教材、设计教学过程和学习模式。全港有二三千个老师，要成就“洗脑”，逐一控制他们的教学方法和内容，难以想象。 无论被吵得如何沸沸扬扬，回到国民教育初衷，人们便不难理智起来。年轻人了解并认同国家，才能正确理解国家政策，摆正位置，抓住机遇。为了年轻人的未来，现在的努力没有错。
大家思想（较偏执）
从国民教育的内容看，如果认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的话，那么，从法理上讲，无论你国民教育是什么内容，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都是合法的。纵观世界各国，又哪国不在教育中弘扬爱国主义，不教自己的孩子去爱国家？
退一万步讲，你说不反国家反某政治势力，说国民教育的内容中涉及政治体制的内容是所谓洗脑，这个论点也是荒谬的。
第一，没有这个体制的基本成功，哪来的香港回归？难道撒切尔会主动把香港还给中华民国吗？
第二，这个体制本身，是基本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并融合现代性因素而生的产物，至少目前在国际层面的政治制度竞争上不落下风，或者说是根本占上风。连所谓自由民主多党民主的发源地都已经快破产了，都开始反思自己政治制度本身的问题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对其盲目迷信并奉之为金科玉律？到底是谁没有自己的见识谁没有自己的判断谁成天捏着几个形而上的政治无比正确一实践就容易走样的词语不放？到底是谁被洗脑？
从这次反国民教育的参与者来看，也很成问题，牵头的是谁？跟风的是谁？牵头的人，其实是香港那些所谓的泛民主派人士，其中不乏主张香港独立的政治活动者，这股势力作为被压制的对象，一来面临着近期的立法会选举，二来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宣泄煽动赚人气的机会，就如狗见了排泄物般，怎能不流口水？跟风的人，政治上最浪漫、对纸面自由民主人权自由最为向往、不知政治复杂险恶、可以宁要民主自由不要别人好好生活安心吃饭的学生是一批，还有一些半懂不懂的所谓社会名流演艺明星，他们出来吼两声不是真的为香港为国家，是为人气为眼球罢了，到时内地拍戏有片酬的时候他们一个个跑的比狗都快。
从港人的心理来看，香港就好比一个早年被地主从贫农那里抢去做童养媳，在地主家给地主少爷做了几年保姆兼泄欲工具，后来地主家败落了，贫农家红火了，被i自己亲爹赎回家，本身就是贫农家的孩子，以为自己过了几年珠光宝气的日子，虽说是童养媳，但心气儿却走了样，瞧不起自家亲人。这个比方其实很能反映那些以为香港就是亚洲中心世界重镇的香港小市民的心态。殊不知，大陆很多“被洗脑者”已经能够平视甚至俯视香港了，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单纯靠金融贸易地产泡沫生存的地方，虽然纸醉金迷，但是离了背后那个广阔腹地，其实什么都不是。但是很多港人看不到这一点，依然对大陆有一种固有的蔑视、一种骨子里的已经没有根基的优越感。这从历次港陆冲突中，从蝗虫到产妇，从地铁里同一件事对白人俯首帖耳对大陆人颐指气使，都能看到些端倪。这次所谓反国民教育活动，实质上依然是这种优越感和不愿接受自己已经是大陆的附庸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城市的事实、依然固守着自己的不知所谓的特立独行和已经被抽调脊梁的优越感的体现。
其实这次香港小市民所谓的反对国民教育的系列运动，行动上是“接力绝食”的恶搞，哲学逻辑上依然是民粹的无内核的。香港一直自诩为成熟的公民社会，但是所谓的香港泛民主派并没有展现出一个成熟的公民城市社会的成员的应有的民主素养，标签化的自由民主人权本身就背离了这些词汇的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打压异己的工具，本身就是一种洗脑，这在大陆也很常见，所谓原教旨民主教而已，和某宗教的人肉炸弹的哲学逻辑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看，这无非是一场闹剧罢了。
那些固守着道德上的、概念上的、欧美定式化的自由民主人权概念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思考为什么目前这个体制在网络上被形容为即将崩溃的、为人诟病如此的体制，能够保证基本上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唯一一个完成联合国消除贫困工作目标、把一个支离破碎被人宰割的国家打造成一个世界强国、给每一个在网络上胡喷的人以享受当下丰富的物质福利的机会、给13亿人一个自立自主不做人附庸、靠自己去实践一个符合自身社会文化特点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机会的体制，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的原因的人，那些总那着别人制定好并且在你不以为意的情况下灌输给你，让你以此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尺的人，才是真正的、可怜的、被洗脑而不自知的“被洗脑者。”很不幸，这些人，依然有很多。
其实国民教育的推进，肯定是香港中国化的必然步骤，早在15年前回归时已经定了下来，这也是此事发生在香港换届之际和15年这个回归整数关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民教育肯定也必然会推行下去，因为香港不可能独立于中国之外，不可能把自己那副对大陆蔑视不屑的面孔保留下去，除非自己有骨气说所有优惠政策经济支持通通不要，否则，请接受你们自己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和日益强大这个你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吧。
【篇二】香港暴行事件心得
香港大黄鸭事件反思
故事的经过很简单：香港码头展出的巨型塑料鸭因为例行的检查开始泄气，漏成了“片皮鸭”。但经过网络传言众口铄金，竟变成了内地游客乱扔烟蒂所致。这一事件让无数国人感到愤怒，冤枉和委屈，更寒了无数国人的心。 然而，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反思。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们思考问题时，总会带有一定的惯性思维。就像提到红十字会，人们就会想到郭美美；提到美酒茅台，人们会自然而然想到公款消费。由此看来，将这次“漏气事件”的矛头直指内地游客，就绝非偶然。 其实，反观这几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便能瞧出些许端倪。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人将外出旅游视为一种新的时尚，但随即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且不论不少游客于国内旅游时在名胜古迹上随意刻画，乱扔垃圾，使景点变得千疮百孔。就是在国外，一些内地游客也不曾注意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形象。在公共场合不顾他人，大声喧哗吵闹已成为国人游客的一大特征；动辄喜欢插队而频频引发肢体冲突使出境游演变成“出拳游”；甚至有些国家洗手间的标语这样写道：“中国人，便后请冲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大黄鸭事件想必缘于内地游客素质和修养不高，潜移默化地损害了整体印象与评价，也更反映出了内地游客在国际上的形象。于是，在一次电话会议中，总理汪洋就指出：部分游客素质和修养不高，常遭媒体非议，有损国人形象，对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要明令禁止。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平白无故替人背黑锅自然非我们所愿，但若知悉此事的内地游客能痛定思痛，反省自身，也算“吃一堑长一智”。不要让生长于“礼仪之邦”的我们再受他人耻笑。因此，重塑内地游客的形象，重新赢得外国人民的尊重更是迫在眉睫，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明出行，筑造文明旅游”，不应仅仅成为我们的口号，而更应成为我们每个人外出旅游的行为准则。误会的产生往往是缺乏交流的结果。我们也应深入了解其他文明，尊重各地风俗，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减少和避免此类误解的发生。 愿大黄鸭不要咬疼更多国人！
【篇三】香港暴行事件心得
70年前侵华日军在侵略中国时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暴行让我们至今都感到十分愤怒和恐惧。我们必须揭露当年日本法西斯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从而激发爱国主义精神，让全体中国人铭记历史，开拓未来。
1、旅顺口惨案：1894年日军制造的旅顺大屠杀，近二万名中国民众被杀害。
2、731部队：早在日本占领满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战俘和百姓做活人生化实验。
3、平顶山惨案：1932年9月16日200名日本士兵在辽宁抚顺平顶山村用6挺机枪集体屠杀村民3000余人，纵火焚毁全村800多间房舍。
4、镇江屠城惨案：1937年12月8日，江苏镇江被侵华日军攻陷，日军屠杀当地民众上万人，焚毁房舍16700余间，强奸当地妇女几千人。
5、南京大屠杀：，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日军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对我国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
6、重庆大轰炸：1938年2月开始对重庆进行不分军事区和居民区的狂轰滥炸。
7、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25日，侵华日军在大扫荡期间在河北丰润县潘家峪屠杀无辜村民1230人（含妇女儿童658人），焚毁房舍约1000间。
8、潘家戴庄惨案：1942年12月5日，侵华日军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屠杀无辜百姓1280余人，焚毁民舍1000多间。
9、厂窖惨案：1943年5月湖南境内，某日本军官指挥手下屠杀3万余中国人，强奸当地妇女两千多人。
10、平阴惨案：1943年秋，侵华日军4万余人在河北阜平县平阳村一带进行“扫荡”的87天中，用刀砍、活埋等手段残杀无辜村民700多人，甚至吃被杀者的人心、人肉。
11、浙江大扫荡：战争后期，为报复浙江民众保护轰炸日本的美军飞行员，在昭和天皇的亲自命令下，屠杀25万浙江百姓。
12、肃清大屠杀：1942年2月15日，日本官兵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开始有计划的屠杀当地华人华侨。
这些罪行记录的是一段历史，是近代中国的耻辱。
他们讲述的是中华民族的昨天，关注的却是龙的传人的今天与明天！
我们忘记这段历史之时，就是敌人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之日！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篇四】香港暴行事件心得
英国巴林银行破产事件
杠杆效应--从个人失误到银行倒闭
从里森个人的判断失误到整个巴林银行的倒闭，伴随着金融衍生工具成倍放大的投资回报率的是同样成倍放大的投资风险。这是金融衍生工具本身的"杠杆"特性决定的
著名的巴林银行破产事件堪称金融衍生工具操作失败的经典案例。
此次的中航油事件与巴林银行事件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高层个人失误导致的机构巨额损失。必须建立机构高层人员的约束机制是两起事件带给业界的共同启示。
1995年2月26日，新加坡巴林公司期货经理尼克.里森投资日经225股指期货 失利，导致巴林银行遭受巨额损失，合计损失达14亿美元，最终无力继续经营而宣布破产。从此，这个有着233年经营史和良好业绩的老牌商业银行在伦敦城乃至全球金融界消失。目前该行已由荷兰国际银行保险集团接管。
巴林银行集团曾经是英国伦敦城内历史最久、名声显赫的商业银行集团，素以发展稳健、信誉良好而驰名，其客户也多为显贵阶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曾经是它的顾客之一。巴林银行集团的业务专长是企业融资和投资管理，业务网点主要在亚洲及拉美新兴国家和地区。1994年巴林银行的税前利润仍然高达1.5亿美元，银行曾经一度希望在中国拓展业务。然而，次年的一次金融投机彻底粉碎了该行的所有发展计划。
巴林银行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新加坡巴林公司期货经理尼克.里森错误地判断了日本股市的走向。1995年1月份，日本经济呈现复苏势头，里森看好日本股市，分别在东京和大阪等地买进大量期货合同，希望在日经指数上升时赚取大额利润。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1月17日突发的日本阪神地震打击了日本股市的回升势头，股价持续下跌。巴林银行因此损失金额高达14亿美元，这几乎是巴林银行当时的所有资产，这座曾经辉煌的金融大厦就此倒塌。巴林银行集团破产的消息震动了国际金融市场，各地股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英镑汇率 急剧下跌，对马克的汇率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巴林银行事件对于欧美金融业的隐性影响不可估量。
事情表面看起来很简单，里森的判断失误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线。然而，正是这次事件引起了全世界密切关注，金融衍生工具的高风险被广泛认识。从里森个人的判断失误到整个巴林银行的倒闭，伴随着金融衍生工具成倍放大的投资回报率的是同样成倍放大的投资风险。这是金融衍生工具本身的"杠杆"特性决定的。
从巴林银行倒闭案开始，欧美金融界人士开始关注如何约束机构内部成员的个人行为，从而避免由个人行为导致的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业内关于完善监督机制、限制个人权限的讨论一直不曾间断。
巴林银行倒闭案例分析
一．原因
1.巴林集团管理层的失职
在考虑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是否称职时，有一点必须先弄清楚，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没有管理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或任何清算会员的事务的责任。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只是个供清算会员进行交易的交易场所。不过，即使如此，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还是有机会识别并反映其会员有不正当行为的征兆的。
这种机会曾在1994年末和1995年初出现。当时，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发现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交易中存在若干异常，并向巴林集团提出了一些关于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征询。这些原本是可能促成较早发现里森活动的。根据官委清盘人的观点，如果巴林集团的管理层适当检讨并理解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在致该集团的信中所表述的忧虑，那么倒闭是可能挽回的。官委清盘人认为巴林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回复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第二封信的态度尤其该受到严厉指责，该回信向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作出许多毫无基础的错误保证。同样，琼斯对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的两封信的态度，也反映了他对问题掉以轻心到了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我们无法理解，琼期作为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财务董事，何以未经独立地详细了解整个事件，就在里森草拟的回复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征询里森交易活动的复函上签字。
2.松散的内部控制
从巴林破产的整个过程看，无论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或国际金融市场都普遍认为，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是风险控制的核心问题，而巴林的内部控制却是非常松散的。据报载，在2月26日悲剧发生之前，巴林银行的证券投资已暴露出极大的风险性，但竟末引起该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警惕。1月份第一周，里森持有合约3024份，20天后，即持有合约16852份(短短20天内，合约持有额增长4倍)。到2月中旬，里森持有的合约突破20000份，比在同一市场操作的第二大交易商持有头寸多出8倍。这个信号由于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而没有被巴林银行的最高管理当局注意到从而做出应有的反应。总之，巴林很行本身的内部控制制度失灵了，预警系统失效，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巴林破产后不久，该银行高级主管人员称对尼克·里森在新加坡的所为一无所知，因为直到尼克·里森去职的那天，即2月23日星期四，公司的风险报告仍出现交易平衡。但是，据新加坡有关当局说，巴林在1995年2月头18天里给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汇去1.28亿美元作垫付维持金之用；据《金融时报》报道，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Eddie George)4月5日对英国公共财政部及内务委员会的国会成员说，巴林在未通知英格兰银行的情况下，擅自给其新加坡分部汇去7.6亿英镑现金。
破产前的巴林运作机构，里森主要是与巴林公司的伦敦总部、东京分部及香港分部交易。而在新加坡的期货交易，仅有少数客户，其中三个为巴林分支，另一个是巴黎国家银行，每笔交易都会经过一家巴林分支，因此，巴林主管完全不知晓里森所作所为是不可能的。里森后来在狱中感慨：“对于没有人来制止我的这件事，我觉得不可置信。伦敦的人应该知道我的数字都是假造的……这些人都应该知道我每天向伦敦总部要求现金是不对的，但他们却仍旧支付这些钱。”可以说，巴林银行的倒闭不是一人所为，而是一个组织结构漏洞百出的、内部管理失控的机构所致。
3.业务交易部门与行政财务管理部门职责不明
在巴林新加坡分部，尼克·里森本人就是制度。他分管交易和结算，这与让一个小学生给自己改作业、打分没什么区别。这种做法给了里森许多自己做决定的机会。作为总经理，他除了负责交易外，还集以下四种权力于一身：监督行政财务管理人员；签发支票；负责把关与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交易活动的对账调节；以及负责把关与银行的对账调节。行政财务管理部门保留各种交易记录并负责付款。虽然公司总部对他的职责非常清楚，尚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生怕因得罪他而失去了这个“星级交易员”。他既负责前台交易又从事行政财务管理，就像一个人既看管仓库又负责收款。由于工作便利，尼克里森的代号为“88888”的误差账号用了1年多，直到1995年2月23日他辞职时才被发现。
伦敦总部也曾想到确定来自新加坡分部的利润是否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还派了一个审计组来到新加坡分部。审计组主要依靠里森提供的情况，编制了一个长达四页的报告。他们对公司一般性风险有所了解，在报告中这样写道：“管制有可能被总经理一人取代”，“他负责前台交易及财务管理”，“可能会以集体的名义作交易，并保证按自己的意图去交割和记录”。但是报告接着又说，“鉴于行政财务管理方面缺少有经验的资深骨干，总经理必须积极兼任交易和后勤管理两职，”同时报告还指出，“在巴林新加坡期货部存在着离开交易正常轨道做违反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规章之事的可能”。审计组对里森的交易策略也非常了解--许多交易并非是低风险的套利，而是日经指数的单向高风险投赌，“虽然风险高，却可能有更高的回报”。
4.代客交易部门与自营交易部门划分不清
以一个公司的资本作交易叫做公司自营交易，除此之外，公司还可以代客户交易。当然，第二种情况公司会问客户收取一定的佣金或交易费。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股票交易，公司一般根据客户的要求做交易，当然有时也提供一些建议。由于公司仅仅按照客户的要求代其行使权利，如有损失客户自己负责。由于所得利润归客户，出现维持金不够的情况也应由客户自己垫付。
尼克·里森所做的交易也曾受到巴林新加坡期货部同行们的质询，但是他总是说自己是代客户交易。也有人提出尼克·里森在对巴林撒谎，因为代客户垫付期货合同的维持金是非常少有的事。在许多公司里代客户交易与自营交易的混淆也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只有把两者划分清楚，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5.奖金结构与风险参数比例失当
许多公司为鼓励员工辛勤工作，采取发放奖金的办法。一般根据员工的职务、工作经验、工作成绩以及其他诸多因素来确定，各个公司规定不一。当然，表彰工作成绩是一回事，根据交易所得利润支付大笔奖金，而不考虑公司的风险参数或公司的长期策略，则是另一回事。巴林一直将公司50%的毛利作为奖金发给雇员。这个百分数比绝大多数公司的高。巴林1994年的1亿英镑(1.61亿美元)奖金在公司倒闭前几天刚刚宣布分配。几个主要总裁可望拿到100多万英镑。奖金时常是根据一个小组或个人在前一年所赚利润决定的。这种把交易员的收入与他的交易利润挂钩的奖励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刺激了交易员的贪利投机，高额的奖金使得雇员急于赚钱而很少考虑公司所承担的风险。
【篇五】香港暴行事件心得
香港狐仙事件真实恐怖
1981香港狐仙事件，真实恐怖！
1981香港狐仙事件曾经轰动一时，自从香港虎豹别墅外的一堵墙上，惊现狐仙头像，怪事就时有发生。
传说中狐仙吃孩子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无辜婴儿相继遇害是怎么回事?香港的狐仙事件究竟是什么情况?
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1981年发生在香港的狐仙事件。狐仙，通俗点儿说就是狐狸精，据说在道教衰微之后，作为“五大仙”之一被民间供奉的一种法力高强、还可以化作人形的大仙，唐宋时期，狐仙被人设庙参拜已经十分流行，甚至还有“无狐魅，不成村”的说法。
历史上，最着名的狐仙莫过于九尾狐妲己，她美艳绝伦，同时也心肠狠毒，助纣为虐，最终导致了商朝王国悲剧的发生。蒲松龄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的狐仙则常常幻化为美貌女子，与凡人相恋的故事。
但是，狐仙也不都像蒲松龄笔下的那么美丽可爱，有传说就说， 狐狸精会吃小孩子，例如1981年，着名的香港温莎皇宫大酒楼案中的狐仙害人事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请听笔者一一道来。
1981年，位于香港温莎大厦商场(现址已被改装为皇室堡)内的温莎皇宫大酒楼一直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但最近这座商城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儿。原来在温莎大厦商城的附近有一群别墅群叫虎豹别墅，别墅外的墙上有很多奇奇怪怪，但是又充满艺术气息的涂鸦。
每天早上，工人们都会在这堵墙上抺画，保证这些画干净漂亮。
这天，工人小张照例背着自己的用具来到这堵墙边抺画，突然，他看到墙上竟然多出来了几个狐狸头，他大吃一惊：他天天来这儿，昨天还没有看到这么 多的狐狸头呢，今天怎么就出现了呢?
而这些狐狸的眼睛深邃黑暗，好像要把人吸进去似的，远远看去，非常逼真，绝对不是一晚上就能够画成的东西。
感到奇怪的同时，小张叫来了工友们一起观看这些狐狸头，但一众到来到时已不见任何狐狸头，墙上干干净净，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工友们都说小张是不是看错了，纵是小张百般解释，也没人信他，小张最终因为压力过大，请了假。
但也有细心的工友发现，这场闹剧发生的第二天，当地一个有名的道士就来到这堵墙边做了好些的“法”，还用黄纸贴在了墙边的一块石头上。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人们不得不猜测起来。就在墙上的狐狸头出现没几天，温莎公爵大厦里面一块装饰用的云石上，竟也出现了数个狐狸头的影子!这次前来围观的人可不少，这狐狸头的数目大约有七个，都清清楚楚地映在了云石上，来者无不啧啧称奇。当天，温莎大厦甚至因为前来参观狐狸云石的市民太多而被迫停业了一天!
最后，还是保安用了一块布把这块云石遮起来，才让参观的市民少了些。
诡异的事情则发生在云石被发现的一个月后。这天，位于香港温莎大厦内的温莎皇宫大酒楼承办了一起满月酒。由于孩子父母都还算得上是个人物，所以前来参加这次酒席的人不少。但酒席办完的当天晚上，孩子的母亲就做了一个恐怖的梦。
梦里，母亲好像又回到了白天办酒席的温莎公爵大厦内部，只是这次没有到楼上的酒楼内。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直接就把这位母亲“吸”到了一块遮着红布的东西边。
这个母亲好奇地揭开了红布，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块画着栩栩如生的七只狐狸的云石，每只狐狸的眼睛都红红的，像是要滴出血一样。这个母亲大吃一惊，几乎想要夺路而逃，没想到这几只狐狸中最大的那只直接就从石头上跳了出来，它的身体不断长大又长大，几乎要碰到这层楼的楼顶。母亲被吓得瘫倒在地。
只见这只巨大的狐狸用尖尖的爪子摁住这位吓坏了的母亲，吼道：“你们这些卑微的人类啊，竟敢不给我狐狸大仙敬酒，我要杀掉你们的孩子，我要咬死他!”说完，就朝这个母亲扑了过去!
母亲被惊醒时，已经是浑身大汗淋漓了。她赶紧叫醒身边的丈夫，把自己的梦境讲给他听。丈夫听了之后大吃一惊，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丈夫也曾经去看过那个有名的狐狸云石，但他确信，前几天才从国外的医院住院回来的妻子是不知道这件事的，但她的梦中竟然就梦到了这块狐狸云石!夫妻俩越想越觉得可怕，两人干脆披上衣服，去儿童房里看自家的孩子。但此刻已经太迟了，母亲一进儿童房的门，就看到孩子已经是面色发青，没有了呼吸，她大声哭喊着，和丈夫急急忙忙把孩子送进了医院，医生说，孩子已经死去好几个小时了，而死因却是未知……
除了这对可怜的父母以外，狐狸云石在温莎公爵大厦被发现后，温莎皇家大酒楼承办的几乎所有的满月酒的孩子都在短期内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去世了，而且，孩子的父母不论知不知道关于狐狸云石的事情，都曾经在梦中见到过一只巨大无比的红眼狐狸。
一时间，各路媒体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报道，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们也义愤填膺地要求警局彻查此事。
最后，酒楼负责人请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高人”来，带走了那块奇特的云石，并在此处做了一场很大的法事。
虽然如此，从此之后，香港人都不愿意在温莎皇家大酒楼办什么满月酒了，后来，温莎公爵大厦甚至在楼上建了一个小型的儿童娱乐园，但并不对外开放，只有在夜间工作的保安才知道，此处绝对不是给活着的小孩儿玩耍的地方——因为几乎每晚，他们都可以听到从楼顶传来的阵阵孩童的笑声。
现在还有说法称，当时被法师带走了的狐狸，并没有“死去”，或者是被封印起来，而是放生在了台湾阳明山上，和山上其他的狐狸们一齐修行。
但无论怎样，惨剧已经发生，关于狐仙的一个个恐怖故事，还在警告这一代又一代的与狐仙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小心狐仙!⊙⊙版权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篇六】香港暴行事件心得
1874年以来，日本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尤其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完全突破了人类任何道德良知的底线，彻底践踏了国际公理与正义，泯灭人性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恶暴行，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进行了最野蛮、最残暴、最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侵华日军铁蹄所至，神州大地山河变色，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经济发展、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给中国人民造成了3500万人伤亡、600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侵华日军的暴行是对人类正义与文明的残暴践踏!
日本法西斯使用了各种罪恶手段残暴地对付中国人民，每一种方法，都无所不用其极：血腥屠杀；摧残妇女儿童；制造无人区、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无差别狂轰滥炸；役使并虐杀劳工；大肆抢掠，洗劫一空；对占领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毒化……使用对象，涵盖了所有范围：既有抗战军人，也有和平百姓；既有老人，又有儿童；既有青年妇女，也有孱孱老妇……
血腥屠杀
侵华日军泯灭人性地展开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血腥大屠杀，与纳粹施展于犹太人的暴行不相上下。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到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小到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杀戮，中国的大好河山到处是残暴的日军留下的斑斑血迹。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其中除了军队380万人，平民百姓占绝大多数，这其中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又占了很大一部分。
日军施展屠杀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其残忍程度，完全超出了人类的本性和良知，使日军完全变成一支“兽性的部队”。日军之所以如此，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日本军队在长期军国主义、皇国主义的教育下，将极端的暴力作为最有效的征服方式，将统治东亚民族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武士道精神的教育下，将战争中一切罪恶方式都发挥到极致，超出人们的想象；在与纳粹如出一辙的种族优越论的理论下，将他们所认为的“低劣”民族视为可以随意宰割的动物因而没有任何羞耻心与罪恶感。这就造就了日军这群没有人性的强盗，造就这样的驯服工具。
南京大屠杀是最典型的突出代表。日军在向南京的进军途中，就已经展开残酷的杀戮，创造“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惊世暴行。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中将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等人的指挥下，日军对南京大肆屠城，烧杀淫掠6周之久。南京变成一座尸横遍野、满目凄凉的死城。日军用尽各种办法，如集体枪杀、火烧、活埋、枪刺、刀砍、沉塘……。对于大量被俘的中国官兵不是按照日内瓦国际公约规定的“对待战俘应给予人道之待遇”，也没有像其谎称的那样“优待俘虏”，而是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中国放下武器的士兵、平民死亡总数达30万人以上！中国南京血流成河，草木含悲，日本东京却在一片狂欢之中庆祝“南京陷落”。英国记者田伯烈揭露日军烧杀淫掠下的南京 “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活地狱”，“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毫无疑义的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南京大屠杀只是日军暴行中的一例，日军的屠杀恶行无处不在，贯穿了日本长期侵华的全过程。仅大的血案就有很多很多，如旅顺惨案：1894年日军制造旅顺大屠杀，近2万名中国民众惨遭荼毒；平顶山惨案：1932年9月16日，200名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士兵在辽宁抚顺平顶山村用6挺机关枪集体屠杀村民3000余人，焚毁全村800多间房屋；镇江屠城：1937年12月8日，江苏镇江沦陷，日军屠杀民众上万人，焚烧房屋16700余间，奸**女数以千计；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25日，日军在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屠杀村民1230人（其中妇女、儿童658人），烧毁房屋约l000间；潘家戴庄惨案：1942年12月5日，日军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残害和平居民1280余人，烧毁民房1000多间；厂窖惨案：1943年5月，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率部在湖南厂窖地区枪杀中国民众3万余人，强奸妇女2000多人；平阳惨案：1943年秋，日本侵略军以4万兵力对河北省阜平县平阳村一带农村，进行疯狂的“扫荡”，持续87天，用刀砍、活埋等手段残杀村民700多人，甚至灭绝人性地吃被杀者的心、肉……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血债，是无法偿还的，也是无法否定和掩盖的。
摧残妇孺
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儿童疯狂地进行了凌辱和杀戮。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妇女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摧残，他们在对广大妇女奸污之后，大多实行变态虐杀。日军还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慰安妇”制度，使之成为一项明确的国家制度和有组织的行为。中国儿童在日本侵略军的战火与屠戮之下，历尽苦难。
强奸妇女 伴随着杀戮的同时，日军还疯狂地对妇女实施兽行。南京的强奸事件尤为令人瞩目，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攻占南京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日军强奸中国妇女后，还以各种卑劣的手法极尽侮辱之能事，并且在奸污凌辱之后，将她们残忍地迫害。连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德国人拉贝也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证实：“他们（日军）不停地对妇女和姑娘施以残暴，并随心所欲地杀死任何人，包括表示反抗、试图逃跑、以及碰巧是在不适当的场合、不恰当的时间出现的人。上至年过七旬的老妪，下至不到8岁的幼女，都很难逃脱奸污的恶运，事后日本兵还以最野蛮的方法，对她们施以毒打或残害。”
除在南京集中的施暴外，在日军占领下的地区，到处都不断发生奸污妇女的事情。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兽行臭名昭著。凡日军所到之处，妇女们无不胆战心惊，甚至将自己脸上图得脏兮兮的，穿的破烂烂的，以逃避日军的注意力。有女眷的人家，都将妇女藏起来，但很多仍然很难逃出日军的魔爪。
罪恶的“慰安妇”制度 慰安妇是二战期间因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隶的妇女。日本创造出这项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慰安妇”制度，使之成为一项明确的国家制度，明目张胆地进行国家犯罪。这项制度空前绝后，是日本的独创，体现了日本法西斯已经完全达到了罪恶的颠峰。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据中国学者研究，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在20万人以上。
战后，幸存下来的战时日军慰安妇由于耻辱不堪难以启齿的原因，大多数在痛苦中沉默地煎熬度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控诉侵华日军的罪行。
残害儿童 日本侵略者对儿童也不放过，无数中国儿童死在日军的机翼下、枪尖上、道口下。由于日军的狂轰滥炸，大肆屠杀，无数的儿童也惨遭炮火。有的失去父母，无依无助，幼小的年纪便开始流浪。在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甚至用儿童威胁人们提供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活动的情报，大量儿童在亲人目睹下惨死在日军屠刀下。在残暴成性的日军里，竟然多次发生将儿童的内脏做成下酒菜的极端恐怖的事情。
在日军占据的工厂、矿山，因劳动力不足便强迫使用童工。弱小的儿童们为其背煤、采矿，做其力所不及能及的重体力劳动，衣食无着，食不果腹，疲病交加，将他们一个个折磨的骨瘦如柴，很多因而死亡。儿童也是日军细菌实验的牺牲品。日军甚至灭绝人性地杀害孕妇，取出尚在腹中的胎儿进行人种实验。
无人区
日军占领东北后，以集家并屯的政策对付人民的反抗，并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深入民众。日军拆毁、烧毁无数村庄，将500余万中国民众强制迁入深沟高垒、看守严密的“集团部落”。从1934到1939年，全东北总计建成13451个“集团部落”。
1939年后，“集团部落”开始在华北实行。从1939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确保满洲”，将东北与关内隔离出来，为此，将在长城沿线居住在山里的群众驱赶下山，强迫建起“集团部落”，东起山海关，西至独石口，北抵内蒙古宁城，南达长城线内侧，长约1000公里，最宽处约200公里，形成了跨越12个县境的宽大封锁线，这就是“千里无人区”，总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
这样的“集团部落”被老百姓称为“人圈”。“人圈”意味着中国人被日军当成牲畜一样看待，像牛住牛圈，羊住羊圈，人也住“人圈”。集团部落里，百姓连种地的自由都没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日军将归屯并户而被破坏的村庄一律划为“无人区”，不能居住，也禁止耕种。“无人区”边上，筑有碉堡严密监视，有的架设有层层铁丝网。在广大“无人区”，不见一丝炊烟升起，不闻一声鸡鸣犬吠，徒剩残垣断壁，尸骨盈坑。
“三光”政策
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敌后抗战活跃的华北地区，由于始终找不到对付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有效方法，相反，在八路军的广泛打击下不断遭受损失，极大地动摇着日军的殖民统治并牵制着其兵力的调度使用，为此，穷凶极恶的日军对我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一遍一遍地“扫荡”的时候，竟然迁怒于人民群众，对我抗日根据地民众实行了最为残暴的手段，推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此政策下，中国人民群众的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抢走，所有鸡鸭鱼肉飞禽走兽一概洗劫一空，对人民群众则疯狂地屠戮。仅1943年，日军在八路军北岳区3个月内就烧毁民居10余万间。
日军三光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使八路军丧失民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企图以此渐渐消灭敌后抗日力量。
日军的残暴行径给敌后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一定时期给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坚强意志下，八路军继续坚持斗争，并且度过了困难，恢复、扩大抗日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日本的企图。
细菌战与化学战
生化武器，即细菌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是严重违反人类的生物性，具有扩散性和不可控性的极端危险的武器，早就被国际社会严格禁止。日本也在1925年6月日内瓦国际会议制订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战方法的议定书》上签字。但是，日本法西斯却公然违反国际法规，在中国以及日本国内组建了大批生化武器的研究、生产和作战部门，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生化武器，进行残酷的细菌战与化学战。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参与实施了对中国的细菌战和化学战。如1937年的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下达实施化学战“在华各军可以使用红弹、红筒和绿筒”的《大陆指第345号指示》。
日军将大批中国人用作细菌实验和毒气试验的实验品，将他们残害致死；还对无辜的中国平民施放毒气，在河流、湖泊、水井中投毒，以毁灭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因遭受日军细菌战和细菌实验而死亡的人数至少在10万以上；日军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中国军民直接中毒伤亡人数近10万人。战后，至今还遗弃在中国的200万发毒气弹，继续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
一、细菌战。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及实施细菌战的主要有哈尔滨731部队、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北平北支甲第1855部队、长春满洲第100部队。尤其是731部队最为臭名昭著。
731部队为了准备细菌战争，丧心病狂地研究制造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班疹伤寒等数十种传染病菌，其生产能力之大，数量之多骇人听闻。1945年上半年，为了准备传播鼠疫，仅黑龙江省的日军就向七三一部队上缴了56000只老鼠。日军细菌部队曾组织远征队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1941年，日军731部队和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密切配合，在常德投撒鼠疫菌。日军细菌部队在抗日活动比较活跃的浙江地区大量撒播细菌，直至现在还不断有人受到伤害。活体实验是日军的一大暴行。日军为了准备细菌战，野蛮地用中国战俘和平民进行活体实验，仅死于七三一部队活体实验的就达3000多人。731部队还对太平洋战争中的英美战俘进行细菌实验。
二、“决胜瓦斯”---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
1、“毒气岛”与516毒气部队。1927年，日本在广岛县的大久野岛秘密建立忠海兵工厂即毒气工厂，开始生产化学武器，运往中国战场。1933年，日本专门培训实施化学战的习志野学校队员进入中国东北，进行毒气（弹）施放演习。1939年，关东军在齐齐哈尔组建516化学部队，进行化学武器的实验、研制和生产。
2、实施化学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下达准予在侵华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揭开了日军对华实施化学战的序幕。因为毒气毒气弹在战争中杀伤力强，又被称为“决胜瓦斯”。1942年5月，日军在河北省定县北疃村对躲避在地道中的索然无辜民众施放毒气拨，造成800多人惨遭杀害的“北疃惨案”。据中国方面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化学战达2000次之多，有9万余中国军民受害，1万余人中毒死亡。
3、余毒仍在害人。日本战败后将大批化学武器丢弃在中国，据已发现的有200万枚，毒气100多吨，造成和平居民受伤害事件频出不鲜。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发生了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中毒事件，1人死亡，42人中毒入院。日军遗弃化武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4、尚未了结的问题。由于侵华日军细菌、化武部队在日本战败投降撤离中国时，销毁了大量罪证，却将那些用活人做细菌实验取得的绝密资料带回了日本，并以此为交换条什，与驻日美军进行了交易，美军为得到日本细菌研究的资料，悄悄掩盖了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战犯的罪行，使他们逃脱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但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了的，日本至今还遗留在中国的200多万枚毒气弹就是明证。为推动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早日解决，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日方承担责任，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1999年7月，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方在“备忘录”中表示铭记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在中国遗弃了化学武器，承诺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诚实履行作为遗弃缔约国应承担的义务。
狂轰滥炸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中国进行无差别轰炸，对不设防城市和大量非军事目标进行狂轰滥炸，无数民宅和文化机关悉被炸毁，无辜平民在轰炸中惨遭不幸。尤其是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大肆轰炸被定为日本迫降政策的重要一环，企图以残酷无情的轰炸、尤其是对西南大后方的猛烈轰炸，毁灭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达到其无法用地面作战解决的中国坚持抗战问题。日军的残酷轰炸，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军的飞机便肆虐在中国的上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有900余座城市和无数的乡村遭到日军的轰炸。淞沪会战时，上海多处民居在日军轰炸中变成一片废墟。1937年8月28日，日机对上海南站狂轰滥炸，当场炸死20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在日军向南京推进的途中，江苏各地均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许多城镇化为废墟。古都南京在日军的轰炸和焚毁之下，南起中华门，北到下关，三分之一的城区化为废墟。1938年10月，日军进攻武汉时，许多民房成为日军的轰炸目标。总之，伴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无差别的、针对中国平民百姓的轰炸范围随之扩大。
重庆是战时中国的陪都，因此也遭到了日军最为猛烈的轰炸。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日机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至1943年，侵入重庆上空肆虐的日机共达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名，炸伤市民14100名，炸毁房屋17608幢。美丽的山城重庆在侵华日军的轮番轰炸下，居民住宅区大都变成废墟。重庆街头随处可见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1941年6月5日傍晚，24架日机在夜色的掩护下，分3批侵入重庆，对市区主要街道和居民区实施“轮番轰炸”。持续时间近4小时，致使重庆较场口防空大隧道内发生数千人窒息死亡的大惨案。从大隧道中拖出的遇难者尸体堆积如山，惨不忍睹。
日军侵华期间，无数文化机关被日军炸毁，无数的珍贵文物和文化财宝被破坏。1932年，收藏大量珍贵典籍的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炸毁；1932年1月29日，当时全中国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惨遭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湖南等等各地多所中国闻名的大学，惨遭日军炸毁。医院、红十字会、寺庙等等文化、社会机构也都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的狂轰滥炸，完全超出了普通战争应有的限度，针对的完全超出了军事和与军事相关的目标，其目的也完全超出了一般战争范围而是有着民族毁灭性的法西斯罪恶的政治目的。
大肆劫掠
侵华日军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抢劫和掠夺，是一支彻彻底底的土匪部队。日本军队中，上至将校下至士卒，由于卖力于侵略战争，在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之时，疲累与生命危险也伴随着他们自身。残暴的日军竟因此而形成普遍的为自己捞取好处进行享受的思想极为普遍，展开大肆抢劫，而这种做法，得到日军部队指挥官的鼓励。日军所到之处，十室九空，鸡犬不留。日军攻占南京后，数万官兵入城，随即展开了疯狂的抢劫，军用卡车、骡马车、自行车，甚至连儿童车也成为其运载赃物的工具。在日军的残酷劫掠下，中国广大人民失去财产，流离失所，过着极其苦难的生活。这对日本鼓吹的“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形成无情的讽刺。
肆意掠夺中国的资源、“以战养战”是日本的国策。日本政府对中国实行了庞大的资源掠夺行动，口头喊着“共存共荣”，实际做着掠夺暴行。日本之所以进行侵华战争，垂涎中国的丰富资源是其主要原因；在战争过程中，日本由于庞大的物资消耗，实行“以战养战”政策，更是竭尽所能掠夺中国物资。
日本侵华期间大肆掠夺中国物资，前后掠夺中国煤炭在5.86亿吨以上，掠夺中国粮食超过5.4亿吨。凡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如米、糖、木材、各种矿物等，都遭到日本有组织的大规模掠夺。中国经艰苦努力才形成的一批近代工业设施，都被日军据为己有。日本侵略者还大量破坏和毁灭中国的文化设施，损毁和劫掠中国的图书、文物。仅在南京一地，被日军掠夺的图书文献就达88万余册，珍贵文物21764箱。日本还向中国东北进行大规模移民，到日本投降为止，先后向中国东北移民达30余万人，侵占和掠夺中国东北耕地共达2600余万公顷。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日本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达6000亿美元！损失之巨，是日本难以偿还的。1972年中日建交时，新中国政府以德报怨，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寄望于日本广大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们、真正实现中日世代友好和共同发展的真情实感。
强掳劳工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他们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劳工招募和管理机构，以骗招、强征和抓捕等多种手段，每年从华北、华中、华南等地掳掠大批劳工在中国各地和日本及东南亚其它占领地，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并对劳工进行残酷的压榨与迫害。这些劳工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其受害之深，遭遇之惨，死难之多，为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
第一，日本驱使劳工直接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各种劳役并残忍迫害。日本侵华期间，为了掠夺资源、修建军事工程等目的，利用骗招、抓捕等手段强征数千万中国劳工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从事繁重的劳动。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住在破烂的工棚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长年遭受非人的奴役，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许多人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而惨死。遍布中国各地的“千人坟”、“万人坑”是日本强制奴役中国劳工的见证！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在辽宁省抚顺煤矿，日本前后奴役劳工近百万，留下“万人坑”30余个，死难者至少25万人；在辽宁省阜新煤矿，留下“万人坑”四处，死难矿工13万；在黑龙江省鸡西煤矿，留下“万人坑”7处，修建炼人炉5座，遇害劳工10万左右；在吉林市丰满水电站，使用劳工总数超过12万人，大量死亡，始建于1937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也未全部完工；在黑龙江省沿中苏边境，日军强制奴役中国劳工200余万人修筑了大量军事要塞，仅东宁要塞一处便至少使用17万名劳工，因人员高度集中，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生活条件极差，加上日军的残酷迫害，造成大批劳工死亡；在大连海港日军设立“华工收容所”，住过3万余名劳工，被称为“红房子驴”，1940年夏天，疾病流行，这里每天平均死亡40人；1936年，日军为防止泄密将修筑军事设施的中国工人全部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1941年，日军在上海江湾五角场修建庞大的军事基地，秘密开掘隧道，后以保密为名将全部劳工杀害；在山西，在日军“以人换煤”的政策下，大批中国矿工死亡，仅1941年死亡矿工即达869名，受伤2983名，死亡率达56.5％，死亡总数高达6万人；大同南沟万人坑是日军活埋煤峪口煤矿工人的地方，这样的万人坑在大同煤矿有14处。日本控制下的矿山、工厂多设有刑务所，专门对不满日本统治的工人进行审讯迫害，并强制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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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战争后期，日本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大规模强征中国劳工到日本做苦役。1943年至1945年间，日本将4万左右的中国战俘和普通百姓强掳至日本从事矿山开采、装卸车船等苦役，被迫害致死者6800多人，日本投降后，幸存者们才得以回国。
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开始“试验移入”中国劳工。1944年2月28日，日本内阁次官会议做出了《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将“试验移入”改为“正式移入”，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奴役中国劳工。遍及中国25个省区的数万劳工被强掳到日本35家企业所属的135个作业场所从事苦役。日本侵略者每年从华北各省骗招和或抓上百万劳工，都要通过车站或码头转运到东北等地和日本国内。因此，他们在地处交通要道的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开封、徐州、新乡、塘沽和青岛等城市遍设劳工收容所。这些收容所既是劳工转运站，又是日本法西斯残害中国劳工的集中营。天津塘沽港是侵华日军押送中国劳工赴日本的一个重要港口，据统计从该港口被送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有20686人。
中国被掳劳工痛恨日本的非人虐待，进行了激烈抗争，花冈起义是典型的一例。从1944年起，986名中国人分三批被强征至日本秋田县北部的花冈，被迫为“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工。由于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动和残酷的折磨，1945年6月30日中国劳工在耿谆的领导下举行举行起义，次日遭到镇压，日本军警对起义劳工进行了残酷的杀害和折磨。是为花冈起义，又称“花冈事件”。劳工个人也不断进行反抗，刘连仁案便是突出代表。刘连仁是山东高密县的普通农民，1944年10月，被日军强掳到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昭和矿业所当苦力。1945年7月30日，由于不堪忍受奴役和虐待，刘连仁逃出劳动地，最后到达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的山洞中隐藏下来，连战争结束也不知道，在山洞中过了13年的非人生活。直到1958年2月被当地猎人发现，刘连仁才得以重见天日。
日本还将大批劳工抓到其南洋占领地充当苦力。1943年日军抓捕1500余人，押解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为日军的军事工程服苦役。日本投降时，仅剩700余人。
奴化教育与鸦片毒害
日军在屠杀、迫害之余，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也为了减轻占领区中国民众的抗日意志，稳定其统治，蒙骗中国民众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对占领区中国人民施行野蛮的奴化教育。
日据台湾时期，即对台湾学童进行歧视性同化和奴化教育，通过教育剥夺台湾的母语、文化、历史和民族意识，企图使他们成为日本驯服的殖民地奴隶。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制台湾人民放弃母语，逼迫使用日语。强制废除台湾同胞的民间信仰，令其改拜日本人信奉的神社神道，生活、服饰全面日本化。
侵华日军在占领区强迫儿童接受“中日亲善”的奴化教育。日本占领东北后大肆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一德一心”。为了彻底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中国学生忘记自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日伪教育机关在东北强行规定日语和满语同为国语，在实际教学中则以日语为主。发行奴化教育的各种报刊和书籍。甚至在伪满皇宫中，都修建了供奉“天照大神”的建国神庙。
日本还对中国人民实施了罪恶的鸦片毒害政策。《美国国务院禁烟备忘录》（1943年9月21日）中说：“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日本通过鸦片来榨取巨额经济利益，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在沦陷区有计划地栽种鸦片，并就近销售。在中国设置鸦片工厂，制造毒品。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财富，毒害人民，实行鸦片统制政策，成立了毒品专卖机构。蒙疆地区是日伪的鸦片供应地，所种罂粟漫山遍野。日军还强迫热河农民种植罂粟。日本兴亚院每年都要拟订年度中国鸦片供给计划数量。通过毒品，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毒害和摧残，从而削弱和瓦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日伪统治下的平津毒品泛滥，烟馆林立。从1939年至1944年，仅伪满地区因鸦片中毒而死亡的人数高达74,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