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英文名：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简写CPC），创建于1921年7月23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让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依靠。我们党探索出，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感悟2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中国共产党党史》感悟2篇
【篇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感悟
中国共产党党史简介
党的历史分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0月~1976年10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至今）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至今已走过90年的历程。在这90年中，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史上被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间经过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1919年9月~1923年5月）、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10月）五个历史时期。
重点介绍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1919年9月~1923年5月）、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1、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都根据各自的认识，相继介绍过马克思本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
李大钊 ：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陈独秀 ：主编的《新青年》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大量涌现 。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
⑵出现了许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觉悟社”等。
⑶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1919年5－11月，李大创在《新青年》上发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出版。
⑷形成了一支日益扩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李大钊、陈独秀，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
五四运动介绍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① 五四运动的背景：经济基础：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发展；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政治基础：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统治促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思想基础：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直接导火线：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和会在英，法、美、意的操纵下，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中国外交失败。
②５月４日下午，北京大学等１３所大专学校３０００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和章宗祥（这时任驻日公使）。学生们的游行队伍由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受到中国巡捕阻拦，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向北，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愤怒的学生们高喊罚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冲入曹宅。5月4日～6月初：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学生为先锋；6月5日后：运动的中心在上海并迅速波及全国，工人阶级为主力；结果：取得初步胜利（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职务，拒签和约。
③ 五四运动的意义：性质：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特点（各阶层作用）：青年学生—先锋，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工人中办学校、建工会；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科学，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自救，科学，民主。
中共两位奠基人
1、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回国，在上海编《国民日报》。
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两人都致力于先进思想的启蒙与宣传，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人就都是思想界的明星了。他们两人的声望在五四运动中达到了高峰，陈独秀还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时有诗盛赞他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独秀孤松（李大钊笔名）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黑夜，吾辈仰承。”可见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当时并驾齐驱的领军人物，并被比拟为“悬照古今”、被一代人仰承的“日月星辰”。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延安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曾说：“五四运动中，有中国的最觉悟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并说“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封建文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震撼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造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和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受到《新青年》的感召而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高度评价陈独秀，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称“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还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曾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谈及他读《新青年》后的感受时说：“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
李大钊{zhāo} （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1907年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3年赴日本，１９１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回国，任北京《晨报》主编。1918年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成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1920年3月，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作为社会中的先进人群，知识分子历来被看作追求真理的精神符号，是引领一个时代的旗帜。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美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为，知识分子是指“所有那些创造、传播和运用文化的人，文化的符号性法则，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
（三）、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及其活动
最早酝酿建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
共产国际的帮助：维经斯基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 。
同年秋到l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张申府、赵世炎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也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四）、中共一大的召开
时间、地点：1921年7月23日一30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持续了8天。
内容：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式成立。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1、为什么选择国共合作
中共选择国民党做为自己的政治伙伴和联合力量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事实证明中共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中共自成立后,就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运高潮,但由于力量的对比悬殊,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工运迅速转入低潮，于此,中共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2]它表明中共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早在二大时,中共不得不对先前的政策进行修改,一方面提出最低和最高革命纲领,另一方面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其次,是因为国民党本身的特点。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自清末以来,国民党为了救国救民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而且国民党也是中国当时有纲领、有组织、人数众多、势力遍布全国的大党。因此,中共觉得在“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43]而且“依社会各阶级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既使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4]于是,中共同意了与国民党的合作。 2、服从共产国际的利益，中共从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 随着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为服务于苏俄远东战略利益对中国民主革命策略的调整,国共合作就成为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加强联系,苏俄同国民政府结成联盟的关键性环节。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尚未转变思想。为了统一认识,1922年1月,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扭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认识。马林提出“共产党人放弃排斥国民党的立场,并在该党内部开展政治活动”。但中国共产党明显抱有非自愿性与非自觉性的抵触情绪。
2、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和威信，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从1894年起，孙中山就一直坚持革命斗争，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非常广泛。国民党本身虽然是一个纪律比较松散的政党，但作为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政党，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联系，不仅在南方有着较为普遍的各级组织，在北方也有其党的活动，甚至当时的各省督军中也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员，再加上国民党在广东有一块根据地，还支配着一定数量的军队。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后，由于国民党的积极参与，使得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共产国际也更看重国民党，认为其是一个进步的党派。1923年2月，发生了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的发生使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意识到了自身力量的弱小和反革命势力的凶残，于是在党内统一了思想，接受“党内合作”，决定全党加入国民党，借助国民党原有的组织和势力，到国民党内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来壮大自己可以支配的革命力量。
3、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使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
由于孙中山同意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宣传无产阶级思想，这样就可以凭借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使得党的工作走向合法化、正常化，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
4、利用国民党在民众的广泛影响，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5、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合作是出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逆境，想利用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来争取共产国际和苏俄更多的军事经济支援，强大自己力量的战略利益需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合作是因为远大的阶级目标和本身相对弱小的阶级力量，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自身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利用国民党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战略利益需要；苏俄之所以合作是根源于其国际环境的恶化与维护新政权，想利用中国的革命力量来保障自己在远东的战略安全利益，遏止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向它发起进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上看,它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从实质上看,无疑又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三方面的合作。为什么这三个在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上两两迥异的主体会走向合作呢?一句话,是“战略利益”这根链条把国民党、中共和苏俄三方捆到了一起。
黄埔军校的建立
（1）．建立：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1924年建立了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2）．特色：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
（3）、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7、国共合作的失败（集美大学学报02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人们曾端茶送水迎来送往的北伐军突然变脸，微笑换成狰狞。昨日之友变成今日之敌。
“4.12”让人们记住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和血腥。但广大北伐军将士何以蒋介石变脸便跟着变脸？仅仅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蔡元培先生不是军人，何以公开支持蒋的剿共，并撰檄文痛斥共产党？
徐可纯：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原因的再思考
（1）、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地位平等，国民党有强烈的大党意识。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领导中国命几十年，他自己也以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自认为只有自己所领导的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国民革命的责任。
他说： “ 国民革命，唯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效力。 ”归根结底，孙中山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已包含了共产党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容，因此他只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为中心来容纳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他的说法是 “ 容共”而不是 “ 联共” 。可以说孙中山的主人意识极强，他唯一能够接受的两党合作形式就是党内合作，他甚至要求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向他宣誓效忠才可加入国民党，目的就是让年轻的共产党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为其所用，但是要与之 “ 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 ”他要求党员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不允许对他批评，更绝对不能容纳新加入分子的意见，他曾多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这也就是说在中共接受国民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才和共产党合作。
（2）、中共不可能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并没有也不可能把真正的权利交给共产党人，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共产党人占3人不到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中央党部七个部有两个部的部长 （ 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是共产党人，但在国民党当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孙中山是牢牢抓住的，他不允许任何人或党派去触动他的权威。1924 年，国共合作之后，陈独秀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发表文章批评孙中山依靠军阀打军阀的做法，希望他走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此十分恼怒，甚至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后虽没有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但还是决定利用当时国民党右派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建立党团的问题而掀起的反共高潮，压一下陈独秀，于是，孙中山决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右派对共产党的弹劾案，在随后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上，孙中山采纳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控制中共问题，要求中共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
（3）、党内合作极大地妨碍了中共掌握武装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还不需要有自己的军队。这就使共产党人在党内合作形式下，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独立领导和指挥的武装，这就使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实力始终有限，争取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始终没有能力与拥有强大军队的国民党相抗衡。
但“4.12”前,中共领导的农会在农村的一系列做法及杀戳,是不是也同样幼稚呢?起码你的一系列做法为蒋发动“4.12”提供了口实.而且对中共的做法恨之入骨的也绝非蒋一个人.
其实,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共也远非人们所说的不懂得拥有自己的武装.从合作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发展自己的力量.黄埔军校也是先有“青年军人联合会”，后有“孙文主义学会”.“以建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队为名，抽调黄埔军校中共党员为骨干，组建的两千人多人的独立团，并获苏联装备最精良武器，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逐级设立共产党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不是发展武装吗?
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军队,会让另一政党在自己的党内组党,在自已的军队里发展另一支军队吗?（军队国家化除外）
孙中山活着时是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但孙中山联俄、联共是要你苏联的军火和钱.你在他的党内大肆活动,他也不干.孙中山未死时对此己有不满和批评责备,死的早而己.
国共第一次合作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怪胎,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是蒋介石,就会允许有人借联合之机在共产党内大肆发展国民党吗?即使陈独秀会,毛泽东会吗?
除了如上分析,中共当时在农村的一系列做法也极左得厉害.
1925年至1926年,湖南农民暴动此起彼伏,高潮时湖南农会号称有618万人。北伐军19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中共一些人竟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成批杀人，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赤色恐怖”。
当时不仅很多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中共党内高层人士亦多认为过火。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就对当时湖南农会的一些做法持批评态度.下令撤回包围长沙的十万农会会员.
农民长期受压迫,反抗心理可以理解.然而,这种以血还血,以暴制暴是需要适度引导的,当时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是北洋军阀,中国并未统一,南方需要稳定,尤其是涉及到北伐军在农村的家属更需要谨慎处理.
然而,激愤的农民没有被适度引导,在毛泽东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娇枉必须过正”的鼓动下,“国民革命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国民革命军35军军长何健正在河南作战，长沙的总工会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亲，并将其折磨致死。甚至连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不能幸免。李父是个读书人，为人一向诚实。当湖南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后，他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汉避难。中共中央闻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明令农会不得对李父为难。李父这才放心回乡居住，农会还是将他杀害了。湖南一个大知识分子，只因为写了一首讽刺农会的打油诗，即被农会公审，就地枪决，当时的湖南农村一片红色恐怖。”
1927年3月毛泽东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
当时中共党内不仅毛泽东如此,另一“农民王”彭湃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彭湃在1927年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反动的就杀，……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光’。他效法张献忠发布‘七杀令’，还下达了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号召：‘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一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 ”（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叛徒白鑫告密而被捕，白鑫的表弟就是在彭湃乱杀中被处决的。）”
而这些,都发生在“4.12”前.这些过左的做法难道不是蒋介石清党打压中共的口实吗?不是蒋一翻脸便有大量军人支持的原因吗?
可以说,1927年“4.12”前,湖南和海陆丰农运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根本不是“好的很”而是“糟得很”.它在一系列其它政治原因之外,为蒋介石清党提供了又一个借口.
三、土地革命时期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1、南昌起义：
2、秋收起义：
3、井冈山会师
4、中共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
中央领导核心移至苏区产生的权力之争问题
留苏派”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是非恩怨
一是项英取代毛泽东
1931年1月，王明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的中央名义上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从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博古（原名秦邦宪）并没有跻身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但是很快博古得到了传奇式的机遇，最终由一名只有6年党龄的普通党员，跳过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阶段，成为党中央最高负责人，当时博古只有24岁。
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很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则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在离开上海前的9月下旬，王、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卢坦福、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坦福为常委，博古总负责。
王、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卢坦福、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坦福为常委，博古总负责。
项英于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江西苏区，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于次年1月15日组织成立了苏区中央局，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其代理书记，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同时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由其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至此，从理论上来看，项英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但很快项英和毛泽东在对待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变的性质上产生了分歧。
周恩来在处理分歧上倾向毛泽东的。（他比较早地知道毛的军事才华，自知军事才能不及毛。项英，更是缺少军事领导的能力。李德进入苏区后，周认定毛的军事主张，明显比李德高明，所以对毛一向迁就。周虽是顶了毛的位置，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却以“军事第一”的理由，基本在前线处理军务，党的许多事放由别人去管），（国民党中统对不掌中共军权的留俄书生王明、博古、洛甫等完全看不上眼。在“中统”的眼里，开辟苏区的毛“自始至终”都是共区的“最高领导者”，“对于匪区一切重要设施，毛泽东显然有决定之权力”。国民党看重毛，不仅仅因为毛握有枪杆子，还在于毛有“主义”和“理论”。除了毛以外，国民党不认为其他中共领导人有何“理论”，国民党认为，中共所有理论都来源于共产国际，只有毛才有自己的东西）。
同年5月24日，在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下，重新恢复了1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
二是因土地政策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在土地政策及富农问题方面，毛泽东曾先后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和《井冈山土地法》。在1930年2月7日制定的《土地法》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修改了之前土地法规中不适合革命实际的条款，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明确指出“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酌情分与田地”。
但1930年后，随着苏联反对富农斗争的深入，共产国际对中共反对富农问题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任弼时等留苏派在这种极“左”的土地政策的思想指导下，于1931年8月21日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宣布今后“地主豪绅及家属、宗教事业者（和尚、道士等）都不能分得任何土地，富农只能分坏田”。
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采取先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再重点进攻中央苏区的策略。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而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参与指挥战事。为统一军事领导，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指挥作战。苏区中央局不同意。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苏区中央局才勉强接受周的建议。毛泽东再次复出。
三是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
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而在前线的毛泽东、朱德等认为行不通
苏区中央局于10月在宁都召开宁都会议，会议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把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任弼时、项英等指责毛泽东“不尊重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批准毛泽东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解除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
1934年1月中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选举博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中央政治局12名正式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中留苏派占了绝大多数，毛泽东未能进入权力核心。
五是遵义会议上
从项英受命进入根据地到博古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只有短短的三年左右。这期间留苏派与毛泽东矛盾斗争纷繁复杂，毛泽东数次被“贬”后又“崛起”。应该说，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毛泽东被彻底“丢在一边”。然而这种优势仅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因为在国民党大举围剿下，中央苏区岌岌可危，而博古等留苏派不能打破反“围剿”，不能在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上取得成功。因而这种优势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新站到了决策岗位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纵观遵义会议的全过程，有两位关键人物的发言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张闻天的“反报告”，在政治上、军事上起了拨乱反正的导向性作用。二是周恩来的举荐发言，在组织上起了重新考虑军事主帅的决策性作用。周恩来在作了副报告、听取了张、毛、王、朱等人的发言后，“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283页)。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毛泽东协助周恩来军事指挥，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三、1935年8月召开的沙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毛泽东被确定为军队最高领导地位的开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团”结束、“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
1935年8月3日，中央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随左路军行动。8月19日，鉴于周恩来因患阿米巴脓肿发高烧病倒，张闻天在沙窝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开始取代周恩来统管军事。可以说，“沙窝换帅”是毛泽东被确定为军队最高领导地位的开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团”结束、“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博古，有“总书记”的名号，也有俄国人支持，对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军事，因而丧失了在最重要问题上的发言权，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来。
当年国民党眼中的博、毛、周
毛泽东，有名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兼有国际声望，此为毛的巨大无形资产，又是军政双才，有主见，也有“狠”劲，更有强烈的领袖欲，但在一些军事问题上与莫斯科意见相左，对留俄派整体轻蔑，博、周联合后，毛暂时受挫，共产国际虽然对毛的“避敌”、“右倾”有批评，但又看重毛的军事才华，毛随时可能因局势变化而东山再起。
周恩来，掌军权，在党、军都有雄厚基础，性情和善，无领袖欲，甘做辅助，对毛、博皆亲善，在博、毛之间，无论倾向哪边，都会影响大局，若支持博，中央就可发号施令；如支持毛，博古就是“汉献帝”，只能拱手交权。
“毛张周”领导体制形成大事记
●1934年5月下旬，中央书记处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这给毛张王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其间他们在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的认识上取得了共识，毛影响了张，张又影响了王，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三人团”中，毛是核心人物。
●1935年3月10日，“打鼓新场战斗”问题上的争论，使毛泽东认识到，红军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多人集体讨论，于是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很赞成毛的意见，于3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军事。
●1935年8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19日因周病倒，张决定由毛代替周统管军事，这是“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
【篇二】《中国共产党党史》感悟
党情部分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报告对党情变化的内容、特点和方位的论述，大大地深化了我们对21世纪中国共产党党情的认识，是我们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党情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党情即党的基本情况，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自身的状况，包括党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及特征，党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党的活动运作方式，党员队伍构成以及党的组织构成等状况；二是与党情密切联系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亦即世情和国情。十六大报告关于两个“成为”的科学论述，抓住了21世纪执政党党情的基本特征，反映了对包括苏联、东欧剧变教训在内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战略思考，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只有认清党情，才能使全党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性飞跃，切实回答和解决好怎样建设好执政党这一至关重要的时代课题。两个“成为”的科学论述，揭示了我们党是领导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一党情特征。这不仅仅是对执政党历史方位的概括综合，它反映的是执政党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种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情可用“革命党”概括之。这一事实迫使党十分地注意维护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长期执政的条件，使我们党的党情在动态性发展中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党所拥有的巨大的政治资源及其相对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的优越地位，使党面临着一种外部压力，这就是执掌政权所带来的权力、名利、地位、荣誉、声望等诱惑的压力。执政党要摆脱这种压力，必须通过党情这个窗口来深刻认识执政与群众、执政与权力的法理关系，自觉摆正公仆与主人的位置。
只有认清党情，才能使全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使我们党在封闭状态和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套领导体制和机制、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党的活动方式和组织方式等都出现了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尤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格局、权力分配、人员流动、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对执政党的战斗力、渗透力、控制力、影响力、凝聚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作为一个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要想把握历史的契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立足党情，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调整和改革党的功能、结构、运作机制与活动方式。
二、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党情状况
正确认识和把握党情，是我国社会经济基础发展变化对政治上层建筑的要求，也是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的要求。
1.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掌国家政权的党
长期执政的条件极大提升了我们党的党情优势。首先，党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控制和掌握着国家政权，从而在整个国家保持着崇高的威望和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其次，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形成了完整和科学的理论体系。第三，党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立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从机制和程序上规范着党的活动内容与活动方式，为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起到了强大的组织整合作用。第四，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强调党的思想统一、组织统一和行动统一。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党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式领导，全党形成了高度完善的结构特征。第五，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出一条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有效路子。这些党情，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长期执政的过程，使我们党的党情状况也呈现出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党的执政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部分党员和社会群众的思想认识较之战争环境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其次增大了既得利益者脱离群众的可能性。切实解决好党控制权力而不被权力所控制的问题，是执政党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第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成了利益主体多样化的格局。这种格局使价值取向多元与党员的终极信仰一元的矛盾日渐突出，价值真空和信念淡化的现象凸现，党员克己奉公的精神受到抑制，通过意识形态积累起来的强大的凝聚力受到削弱。第四，长期执政的和平环境，使党所承受的外部压力明显减弱。党所面临的生死考验不再如对敌斗争时期那样直接和鲜明。这种状况，使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滋生了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等意识。
2.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改革开放的党
改革开放对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后，在一些方面仍没有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完善自己。在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依法行政和总揽全局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其次，经济发展和社会协调任务凸现，要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所形成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分散主义现象的抬头，引发了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从而增加了执政党政策整合的压力。第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作为执政党战斗堡垒的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方式、教育管理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挑战，党的组织整合遇到新的问题。
3.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
经过80多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已经达到6600多万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党执政的力量和作用发挥，已经通过党员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发展体现出来。共产党员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过程中，为党充分汲取执政党合法性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党的干部队伍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面向新世纪，我们党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新的挑战，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执政条件下党员队伍建设的深刻变化使党的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由于党吸纳和淘汰机制不健全，除犯重大错误，有的党员即使没有为党做过工作，只要按期交纳党费和参加组织生活，一生的时间都不会被取消资格，长此以往，党员作为党的细胞功能作用将会逐步弱化。其次，新党员、新的领导干部大量增加，党员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党员流动现象的日益突出，加大了教育、管理、监督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一些新党员和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缺乏实际的党性锻炼，理论储备不充分，很容易受到消极腐败现象的影响和侵蚀。
党史部分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巨大的事变。今天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讲建党的有关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诞生于中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背景。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不成功，呼唤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民族危难情况下，许多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奋勇的斗争。流血的革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还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另外还有改良运动的推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但是无论是流血的革命还是不流血的改良运动最后终归于失败，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的领导。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不断的发展壮大，到1919年前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达到200万左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雄厚的阶级基础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掀起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新文化运动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这场运动的掀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对封建专制思想、封建文化进行了极大的冲击，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开了闸门。
第四，20世纪的国际环境为我们党的创立提供了外部条件。在20世纪初的世界史上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和各种腐朽的现象，使得原来许多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失望，从而开始思考，接受走别的道路的问题。最后选择了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应该仿照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是20世纪初，在世界历史上还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的国情和中国十分相似，俄国的工人、农民能够挣脱国内反动统治的压迫，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成为当时很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以上四个方面，为党的创立提供了四个条件，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四个大历史背景。
第二，我们讲一讲五四运动与党的建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那么五四运动与党的创立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
第一，五四运动为党的创立直接准备了大批的干部队伍。可以说，投身于“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党创建之初的领导干部和主要成员。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李达、邓中夏等等这些人，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我们党创建的主要成员。
第二，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中，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在杂志上、媒体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大家熟悉的比较有名的李大钊同志署名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就是在当时发表的，影响很大。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过程中，通过与中国是否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否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及，从而他的影响在知识界、理论界、思想界，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第三，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的相结合，因为在五四运动中，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工人夜校去讲课，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通过向工农群众补习文化、宣讲知识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农群众中得到宣传，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运动的相结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五四运动同党的创立的关系。
第三个内容，讲一讲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0年初，李大钊专门将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但仍然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监视的陈独秀护送到天津，然后转往上海。在护送的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商定要建立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大家熟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来自这样的历史背景。陈独秀到了上海之后，便于1920年5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么在考虑成立组织的名称问题上，陈独秀特意跟李大钊写信商量，李大钊明确表示，我们党的组织就叫共产党。于是，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间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的杂志编辑部成立了，当时党的组织名字就直接叫做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发起人一共有8个。其中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大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实际上就开始了全国党的各地组织的成立指导工作。他们通过写信的方式或者派人去直接指导等等方式来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产生。因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这样一个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及担任书记的陈独秀在指导全国共产党组织建立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样，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讲到，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那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开始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早在1920年3月份，在北京大学就成立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名称为共产党小组。到1920年底，北京的党组织召开会议，名称正式确定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8月份成立的，由刘伯垂组织召开会议，名字是共产党武汉支部，当时参加的成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产生，由于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长沙党的组织活动十分隐蔽，直到1921年7月，党在长沙的成员也只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同志。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的，命名为广州共产党。先是由陈独秀，后是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春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在内，这样包括上海在内，全国共有六个城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且开展工作，成员也逐渐地增加起来。根据1921年的一份档案文献记载，当时党的组织全部加起来的党员分子有53个成员，张国焘回忆是59个人，称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350人，其中上海党员9人，北京党员15人，武汉党员8人，湖南党员约10人，广东党员约7人，山东党员8人，旅日党员8人。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比如有的地方叫共产党支部，比如北京就叫北京共产党支部。也有叫共产党小组的，还有直接就称共产党的，这是第三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情况。
第四个内容，党的“一大”的召开。
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之后，这为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组织基础。同时，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迫切的要求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来领导。于是，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具备、主观要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应运而来。1921年6月份，共产国际派了代表马林，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在了解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情况后，他们主张应该尽快的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于是，当时在上海组织工作的李汉俊、李达就和在广州的陈独秀以及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量，在得到他们两位同意后，取得了大家的一致共识后，就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上海的发起组织向全国其他城市的共产党组织写信，联络通知他们派人来、派代表到上海来开会，每个地方派两名。那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的统治，再加上交通条件的不方便，以及各地党组织在初创时期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手续等等情况，各地党组织推出代表的方式不一样。另外，到达上海来开会的时间也前前后后不一致，有的早来，有的晚到。但是，在1921年7月23日前，各地的代表基本陆续到达。各地的代表情况是，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的代表李汉俊、李达；广州的代表陈公博、包惠僧；另外旅日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有周佛海，我们大家可以算一下，13个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7.98，也就是约28岁，这个年龄正是一个人风华正茂的干事业的年龄，因此，某种意义上，这个年龄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历史的一种方向。 大家会注意到，上面的上述代表中没有李大钊，也没有陈独秀，那么，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们都没有出席一大。什么原因？在1920年12月份，陈独秀在领导成立上海早期组织后就到广州去了，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在那里为筹办一所大学而奔波。李大钊当时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教授，另外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主席。无论李大钊同志还是陈独秀，当时都脱不开身，由于这样一种客观原因，他们两位都没有出席党的一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各地代表陆续到达后，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海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也就是现在的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的住宅内，各地代表13人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会上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辞，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介绍了有关共产国际的情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之后，代表们讨论大会的任务和各项议程。7月24日，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团组织的建立情况，7月25日、26日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人起草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的工作计划，其他的代表休会。7月27日、28日、29日这三天连续举行会议，主要是讨论由前面三位同志起草的党的纲领和决议，大家发言进行讨论。那么，7月30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但是，在会议召开期间，突然一个陌生的中年人闯进了会场，这个人环视了会场一周之后又匆匆离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凭感觉他认为刚才这个冒然进入会场的人可能是侦探、特务，于是他建议会议立即中止，代表分散转移。果然在代表们分散后，大概10分钟左右，巡捕房的特务就把会场包围，并且对会场进行了搜查，但是代表们转移及时，巡捕们虽然搜查折腾了一番，但一无所获。那么，在原定的地方会址不能开会了，怎么办？在大家讨论在新的会议地点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去开会，因为嘉兴离上海近，交通比较便利。于是，代表们就陆续转移到嘉兴。在浙江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当时，为了不引起怀疑，特意租了一艘比较豪华的游船。另外，还在游船上摆了一些比如麻将等等娱乐工具，表明大家是来南湖游玩的。于是，会议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结束了。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把党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会议最后还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基于当时全党党员的数量不多，而且各地党组织也不够健全，会议决定暂时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只成立中央局，来负责领导党的工作。经大会代表讨论，最后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个人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本情况，也就是党的一大。
第五，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与别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共产党，包括日本共产党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诞生创立，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呢？我们归纳一下，有这样几点：第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进程比较快。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7月份，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酝酿、筹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应该说时间比较短。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也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第三，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党内纪律和组织原则。第四，我们党从一开始成立就力求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上四个特点或者说我们党创立方面的优点表现。
另外，我们也总结一下，我们党的创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时间短，没有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
第二，理论准备得不足。很多同志是先入党，再接受理论的教育；先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活动，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
第三，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个影响有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足的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
第六个内容，也就是最后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过，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大的事变。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具体来讲，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过去一切旧的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党的创立就使得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自己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武装成立的。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正是因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走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而取得了胜利。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的方案。经过艰苦探索，经过曲折失败，中国革命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上三点，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真正的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