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明清经济史研究现状及趋势
中国古代经济史-明清对外贸易发展史
明清
对外贸易的发展
包括：官商垄断来华贸易；民商出海贸易；朝贡贸易；鸦片走私贸易【1800年以后】
（注意红字）
1370年，明初海禁：（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对海外商品需求少；防范沿海民商勾结倭寇）明政府下令“寸板不许出海”，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海禁造成沿海民众贫困，民众铤而走险地从事海盗走私、勾结倭寇，倭寇之患加剧。
1513年，明葡外交：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抵达广州，进行贸易活动。1518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使团来华，使者皮莱资得到明武宗的接见。1553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地方官员，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后来演变为葡萄牙人每年缴纳地租）
1567年，隆庆开关：
①戚继光平定倭寇后，明穆宗（年号隆庆）有条件地开放海禁，开放漳州月港，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地买卖商品，民间商人的出海贸易获得合法的地位。
②同年，颁布“银钱兼使”法令，规定白银成为法定货币（白银货币化）。
③外国商人来华，在广州、澳门、漳州月港等地用白银购买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④（中国商品物美价廉，出口需求大；中国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对外国商品的的进口需求小；中国白银货币化后，对白银的需求量大）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呈现顺差/出超（出口＞进口），占据优势地位【贸易劣势：逆差/入超，进口＞出口】
⑤客观上顺应了新航路开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1574年，“大帆船贸易”：西班牙人开辟（西属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西属菲律宾）马尼拉--广州等地的贸易航线，至拉美独立战争时期（1815）结束，在当时是外国白银输入的重要路线。
1655年，清初海禁：（为防范沿海民商支援台湾郑成功政权）清政府在此后多年数次颁布“禁海令”和“迁界令”，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
1684年，康熙开海：
①统一台湾后，康熙帝有条件地开放海禁，实行开海设关、严格管理对外贸易的制度。
②设立江海关（连云港）、浙海关（宁波）、闽海关（厦门）、粤海关（广州）四个海关，下辖100多个未设海关的口岸，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地买卖商品。
③官府在出海注册登记、出海持续时间、出口商品种类、出海船只规模、是否携带武器等方面有严格控制（乾隆年间又有所放开）。
④在四个海关推行关税制度和行商制度，对进出口商品实行较低关税，建立“公行”实行垄断性经营。
⑤外国商人用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呈现顺差/出超，占据优势地位
（1717年→1727年，南洋禁海令：短暂地禁止民间商人前往东南亚，不久清政府废除禁海令，再次实行开海，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等地买卖商品）
1757年，“一口通商”：英商洪任辉违反清政府规定，驾船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对此，乾隆下令只准英国、荷兰等国的商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由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官商）实行垄断经营（但东南亚商人来华贸易和国内民商出海贸易不受“一口通商”限制）
【注】广州十三行的外国商馆：英、美、法、荷兰、西班牙、瑞典、丹麦、奥地利（PS：葡萄牙据点在澳门）
1800年，白银外流：英美等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向中国走
私鸦片。1800年以后，中国白银外流。国内白银流通量减少引发“银贵钱贱”（白银升值、可兑换的铜钱增多），民众的赋税负担加重（难以承担实际上升高的白银赋税）；白银收入的减少引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本考点考察的角度有：
其一：官商垄断来华贸易
【1】外国商人来华，用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2】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贸易，官商实行垄断经营与严格管理（如“广州十三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呈现顺差/出超（出口＞进口），占据优势地位。
【3】在客观上顺应了新航路开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例子：【15国卷一】据记载，清初实施海禁前，“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这一记载表明当时：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大量外国白银流入中国，出现“外国银钱在各省流行”的现象
例子：17－18世纪，日本是中国主要白银来源地，占到3／
4。日本禁止白银大规模出口后，中国的白银遂主要来自美洲。但受拉美独立运动影响，世界金银产量在1790－1830年间骤然减少了约50％。于是，1808—1856年间，中国遭遇严重白银短缺，银贵钱贱。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对清朝经济已产生较大影响
→日本、美洲的白银减产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运行，反映出新航路开辟后，经济全球化增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
例子：1637年，菲律宾检察总长孟法尔坤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美洲白银运往菲律宾后，由那里转入我们宗教及王室的敌人（回教徒及其他异教徒）之手，而最后则流到中国去。”这反映了当时：中国与早期全球化存在联系
例子：16世纪初，中国黄金和白银的比价是1：6，而欧洲是1：12。据此，欧洲各国将套取黄金作为与中国贸易的重要经济策略，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明确规定贸易的一定比例是用白银购买中国黄金。这种经济策略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是：推动了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
→中国市场的银价比欧洲高（中国市场的银更值钱），对于欧洲来说，运送白银到中国有利可图，这使得欧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成为中国国内普遍流通的货币
例子：有学者统计，16—18世纪从美洲流入西欧的白银总量达10万吨，但同时有3．2万吨被分流到亚洲，1．1万吨被分流到了东欧和西亚，美洲白银在西欧的实际存量只有5．7万吨。材料中的“分流”现象：缓解了欧洲货币过剩问题
例子：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来自中国福建、广东、浙江的船只不断到日本九州，以物易银。同时，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大量白银也经由马来西亚流向中国。这些现象表明当时：
整体世界的出现拉动中国经济发展
→新航路开辟（即“整体世界出现”）后，大量白银流入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白银使用量的增长为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提创造了条件，促进了中国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例子：乾隆九年颁布《管理澳夷章程》规定：洋船出入，严行盘验；夷人有事不能面见督抚等大员，也不准由“熟识商人”代为传达，必须由澳门县丞申报海防衙门。此规定意在：严格控制中外交往
其二：民商出海贸易
明清时期，为防范倭寇、台湾郑成功政权，政府两次实行海禁（明初海禁、清初海禁）。在祸患平定后，鉴于开放民间
商人出海贸易有利于改善民生、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两次实行开海（隆庆开关、康熙开海），有条件地开放海禁，促进了中外民间贸易的发展
例子：在福建抗倭的名将谭纶（1520—1577）说：“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这表明谭纶主张：开放海禁政策
→谭纶认为开放海禁有利于改善民生，避免沿海民众铤而走险地从事海盗走私，化解“民贫而盗愈起”的问题
例子：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隆庆开关）开市舶、允许民间商人到海外贸易，同时对出海作出严格的管理规定，体现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例子：清初某浙江海商说，“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年则一年行运四回，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这反映了当时：开海政策扩大国内市场
→（康熙开海）江浙海船出海到奉天进行商品交易的规模较大（“行运四回”、“每年不下一千万石”），两地贸易的较快发展，反映出开海政策扩大了国内的商品市场
其三：朝贡贸易
【1】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朝鲜、越南等）建立“宗主国-藩属国”外交体系（宗藩体系），中国自视“天朝上国”，藩属国派遣使者到中国朝贡（朝贡外交），中国则保证不对其进行军事征服。
【2】朝贡贸易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体现“恩赐”心理、“怀柔远人”（用恩德使远处的人来归附）、“薄来厚往”（回赠商品的价值是纳受商品的数倍）
例子：【18国卷一】图中的动物是郑和下西洋时外国使臣随船向明政府贡献的奇珍异兽。明朝君臣认为，这就是中国传说中的“麒麟”。明成祖遂厚赐外国使臣。这表明当时：朝廷用中国文化对朝贡贸易贡品加以解读
→“随船向明政府贡献”体现朝贡贸易
例子：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作为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的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因拒行三叩九拜之礼，与清政府发生了矛盾，但乾隆帝还是接见了他。嘉庆二十一年（1811年），同样是英国使节的阿美士德前来试探通商问题，因拒行三叩九拜之礼，被勒令当天离境，也没有见到嘉庆皇帝。造成这种不同结局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朝贡贸易政策
→马戛尔尼以朝贡“祝贺”为名受到接见，阿美士德直接提及通商被赶出，反映出朝贡贸易观念对清政府的影响
例子：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清政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乾隆曾连颁数旨，亲自确定了体恤优礼的接待方针，不仅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上岸，而且命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做好接待工作，向使团提供丰富的免费食物供应。清政府的这些举动意在：营造万邦来贺的盛世景象
→“体恤优礼”“做好接待”体现朝贡外交下，清政府“恩赐”外国使团、显示“天朝上国”盛世景象的心理
例子：清朝规定：在广东地区的外国商船每年每船准带土丝五千斤、二蚕丝五千斤；本国商船每年每船准带土丝、二蚕丝共一千六百斤。清朝在对本国商船准带不超过两千斤生丝出海时，却允许外国商船带出一万斤生丝，“以示加惠外洋
之意”。这一规定：体现朝廷“怀柔远人”的方针
→“以示加惠外洋之意”，体现清政府试图用恩德使远人归附，奉行“怀柔远人”的方针
其四：鸦片走私贸易
【1】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中国民众对外国商品的的需求小；中国商品（丝绸、瓷器、茶叶）物美价廉，外国民众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大；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英美等国陷入贸易逆差
【2】英美等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向中国走私鸦片。1800年以后，中国白银外流。国内白银流通量减少引发“银贵钱贱”（白银升值、可兑换的铜钱增多），民众的赋税负担加重（难以承担实际上升高的白银赋税）；白银收入的减少引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例子：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装载的物品通常90％是黄金白银，有时甚至高达98％，只有10％的装载物是各种货物。这种现象说明：自然经济阻挡了外国商品的输入
→英国船舶装载的物品中，黄金白银的比重高于商品，反映出英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难以出售，相反地，英国还需要花费大量黄金白银购买中国商品。这缘于中国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民众对英国商品的需求量小，阻挡了英国商品的输入（英
国陷入贸易逆差）
例子：中国某时段银钱比价
年180份
4银919两.9折合铜钱数
表格数据反映了该时段：不正当的国际贸易冲击了中国的金融秩序
→1804--1840年，银两折合铜钱数不断增加，即是白银不断升值、可兑换的铜钱不断增多（“银贵钱贱”）。其背后原因是英美等国进行鸦片走私贸易（“不正当的国际贸易”），引发中国白银外流，金融秩序受到冲击
其五：白银的大量流入引发通货膨胀
1801065.41814182018251364.61420.01643.8183018351840110112261253.9.4.4英美等国进行鸦片走私贸易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顺差，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流通中的白银过多，引发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白银贬值（白银购买力下降），物价上涨
例子：以下是15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中国白银购买力变化表
15世16世纪
纪
17世17世18世18世19世纪前纪后纪前纪后纪前时期
半期
半期
半期
半期
半期
每公斤白银所能购买的75.146.4431.0731.7827.3715.9212.30大米（单位：1公石）
表格数据主要反映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
→每公斤白银所嫩购买的大米不断下降，反映出白银相对贬值，可兑换的大米数量减少。这缘于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其他地区的白银通过国际贸易大量地流入中国（“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流通中的白银过多，引发通货膨胀，白银贬值，米价上涨
例子：康熙统治后期，米价持续上涨，特别是康熙五十二年
风调雨顺，田禾大收，芝麻、棉花皆得收获，然米价仍居高不下。这一时期米价非正常上涨的原因最有可能是：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流通中的白银过多，引发通货膨胀，白银贬值，米价上涨
（补充）其六：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
【1】新航路开辟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加强。
【2】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为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力，天主教组织“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到东方传教。
【3】从1582年利玛窦抵达澳门，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两百年间，欧洲传教士成为明末清初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4】传教士入乡随俗，取汉名、学汉语、穿儒服、习儒礼、钻研儒家经典，论证天主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与互补性，使传教更易被接受；同时，传教士与中国的开明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合作，把西方科技文化成果介绍到中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技文化与世界接轨。
【5】重要成就：地理学-《坤舆万国全图》、数学-《几何原本》译本、天文历算-《时宪历》，火器-红夷大炮、建筑
-圆明园。明清皇帝任用汤若望、南怀仁等天文历法专家担任钦天监要职；康熙帝曾两度研习西洋历算。
【6】“西学东渐”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并且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和皇室中传播，使得西方科技文化未能得到传播与普及，对中国的影响有限
【7】“东学西渐”：为争取欧洲知识界支持中国的传教事业，传教士有选择性地把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介绍到欧洲，随着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通过贸易不断进入欧洲，17、18世纪，法国、德国等地兴起了“中国热”：一是来自中国的商品风靡上层社会；二是关于中国的著述和“四书五经”译本大量出版；三是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狄德罗登人，赞扬中国的开明君主制、科举制、无神论思想、伦理思想，借助塑造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抨击本国政治。
例子：【12海南卷】康熙因西洋历与中国传统历法之争，命钦天监官员与西洋历代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辩论。经验证，证明西洋历法更为准确，遂“复用西洋历法”，并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副监。这一事件表明，康熙：审慎地接受外来事物
→西洋历法被证明更为准确后，康熙帝使用西洋历法、任命传教士担任钦天监要职，体现康熙帝对西方科技成果既审慎（“经验证”）又接受
例子：明朝末年，钦天监依据《大统历》推算日食多次出现错误。1610年再次在推算日外发生日食，有官员认为"天人感应""灾异尤甚"，有官员认为是钦天监推测日食方法有误，还有官员提出利用西洋历法补充改革传统历法。这表明当时：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
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性
【1】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使得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同，区域发展呈现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材料常常涉及南方、北方）
例子：有学者认为，《诗经》多反映黄河流域的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等；《楚辞》则多反映楚地神鬼巫术、自然崇拜、山川人物、历史风情等。这反映了当时：南北方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
例子：明朝科举曾采取分卷录取制度，明仁宗规定“自今科场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到明宣宗、英宗时，又分为南卷、北卷、中卷，各区分卷录取，占比为55%、35%、10%。这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例子：宋神宗熙宁时，长安商税每年八万余贯，北方其他州
商税超过八万贯的只有高密、历城、东平、沧州等处。南方的杭州、楚州商税在十万贯以上，扬、潭州超过九万贯，苏、湖、婆州在七万贯以上，不包括四川，南方商税已占全国之半。这反映了当时：南北方商业发展不平衡
例子：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普遍出现。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北地区直至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的发展仍较为迟滞，结构松散，规模有限，几乎没有族产，祠堂也很少见。造成宗族建设南强北弱”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别
【2】区域经济存在差异，促使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在本地区内形成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对其他地区特色商品的需求，推动了（明清时期）跨区域长途贸易的发展；（明清时期）
商品经济发展下，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徽商、晋商等）形成，商人经济实力雄厚
例子：下图为明代中期工商业城镇分布图。这一状况：推动了区域贸易的迅速发展
→各市镇在生产上形成专业化分工，一个地方专门生产一种商品，当地要想获得其他地方的特色商品，需要依靠跨区域长途贸易，这推动了区域贸易的迅速发展
例子：【19国卷一】明中后期，大运河流经的东昌府是山东最重要的棉花产区，所产棉花多由江淮商人坐地收揽，沿运河运至江南，而后返销棉布。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经济的差异
→山东（北方）与江淮（南方）在经济发展上具有差异性，在本地区内形成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山东为棉花产地（原料产地），江南为棉花的加工地（棉花加工成为棉布）。这推动了跨区域长途贸易的发展（“沿运河运至江南，而后返销
棉布”）
例子：【13国卷二】明朝有人描述在广东大灰岭所见:“盖北货过南者，悉皆金小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过南者月无百驮，过北者日有数千。”这表明当时：区域差异造成长途贸易兴盛
→南北方在经济发展上具有差异性：“北货多金帛轻细之物”、“南货多盐铁粗重之类”。这促进了跨区域长途贸易的发展
例子：【15国卷二】明成祖朱棣认为，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这一举措客观上：促进了跨区域贸易的繁荣
→南北方在经济发展上具有差异性，促进了南京（江南为经济重心）到北京（政治中心对物资的需求量大）的跨区域长途贸易的发展
例子：嘉庆六年（1801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广州的关税达到185万两白银。嘉庆五年（1800年）到道光九年（1829年），全国每年出口的棉布达百万匹以上。杭州的丝绸衬衫成为英国市场上的畅销品，备受英国人的青睐。这种状况表明：
长途贩运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杭州与广州在经济发展上具有差异性，促进了杭州到广州
的丝绸长途贸易的发展；杭州丝绸物美价廉，又促进了中国与英国贸易的发展
例子：【19国卷二】研究表明，明代大商人的资本一般为白银数十万两，多者上百万两。到清代中期，大商人的资本一般在一百万两以上，甚至多达千万两。这表明清代中期：商业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一百万两以上，甚至多达千万两”体现大商人（商帮）经济实力雄厚，这有利于支撑商人进一步扩大商业活动
篇二：明清经济史研究现状及趋势
历史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探讨
历史学研究稳步前行，成果迭出，中国史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正在形成。学术讨论问题意识明确，史学理论建构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传统史学创新不断，新领域、新命题、新方法、新史学渐成气候；考古重大发现层出不穷，推进了古史研究，服务公共、走出国门。本文以复印报刊资料历史类期刊为统计样本，根据近三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和全年索引，采用可信的资料统计，对中国历史学学科学术论文的发展状况作出系统梳理和分析。
一、2014-2016年历史学科学术论文转载概况
1.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科刊物及转载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科对应历史学的一级、二级乃至三级学科共计有9种期刊，其中全文转载期刊8种，分别为包括考古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以及专门史等学科的《历史学》，对应中国古代史的《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对应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对应世界史的《世界史》，文摘为《历史学文摘》一种。
历史学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以“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质量评估体系”为选文标准，分为主要指标(所占权重85%)和辅助指标(所占权重15%)。其中主要指标以“指标通用、分类设置权重”为原则，针对不同学科领域的差异和规律，分学科形成不同的指标权重分配方案，历史学研究论文的评价主要指标包括学术创新程度(所占权重34%)、论证完备程度(所占权重25%)、社会价值(所占权重26%)、难易程度(所占权重15%)；辅助指标包括课题立项(所占权重50%)；发表载体(所占权重50%)。并按此标准给每一篇转载论文评分，再形成篇均分、综合指数等指标。
图一2014-2016年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期刊转载情况
图二2014年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系列期刊转载情况①
三年来历史学复印报刊资料各项数据(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历史学研究论文)统计如下：2014年为14469篇，全文转载743篇，转载率为5.14%，占转载总量5.89%；2015年为14827篇，全文转载747篇，转载率为5.03%，占转载总量6.15%；2016年15941篇，全文转载754篇，转载率4.73%，占转载总量6.24%。三年转载总量为37785篇，论文2295篇，占比6.07%。(见图一)
图三2015年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系列期刊转载情况
图四2016年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系列期刊转载情况
从三年各个专题转载情况图来看，《中国现代史》收录的索引量最多，2014-2016年分别为3778篇、4887篇、4666篇。《辽宋金元史》收录的索引量最少，分别为1141篇、1046篇、1166篇。索引量大致反映目前国内各个研究专题的整体研究力量。从转载率来看，最高为《中国近代史》，三年平均为9%；最低为《先秦、秦汉史》，三年平均为3%。(见图二、三、四)
2.全文转载来源期刊的发文、转载情况
2014年覆盖187种原发期刊，全文转载论文372篇来自61种历史学专业期刊和集刊，471篇来自126种综合性期刊。2015年覆盖196种期刊，全文转载论文374篇来自53种历史学专业期刊和集刊，388篇来自143种综合性期刊。2016年覆盖197种期刊，全文转载论文376篇来自于63种历史学专业期刊和集刊，392篇来自于134种综合性期刊。专业期刊引领聚焦学术前沿、热点的专题笔谈、主题研究，形成史学研究优秀成果的集聚效应；综合性期刊稳步发展，倡导学术互融共通，通过着力打造弘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专栏组织编辑了大批优质稿件，社会影响力日趋广泛。
3.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2014-2016年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期刊全文转载论文的第一作者所在单位，主要为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研究机构。2014年转载743篇论文，其中564篇的第一作者来自大陆高等院校，比例高达75.9%；另有118篇的第一作者来自社科院、社科联系统(有84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61篇来自海外高校(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及其他研究机构。2015年转载762篇论文，其中576篇的第一作者为高等院校教师或研究人员，比例为75，59%；另有116篇的第一作者来自社科院、社科联系统(有87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80篇来自海外高校(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及其他研究机构。2016年转载768篇论文，其中第一作者为高校老师和研究人员的572篇，比例为74.48%；另有125篇的第一作者来自社科院、社科联系统(有96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54篇来自海外高校(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及其他研究机构。
通过上述转载数据分析可见：
1.历史学研究成果迭出，论文数量呈现逐年上涨趋势。尽管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经济、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日新月异，传统学科的发展略显势微。但是，作为中国人文科学领域传统理论基础研究的优势学科，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总体上是稳步发展。
2.历史学转载榜单变动不大，整体研究力量分布比较稳定。每年转载期刊排名和高校排名前十位的机构相似度很高，且高校排名与教育部历史学学科排名大体一致。
3.优秀专业期刊多年来坚守历史学研究主阵地，步伐稳健。在排名前20的学术期刊中，绝大多数为历史学专业期刊，只有《学术月刊》《学术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等个别综合性期刊入围。
4.高校系统是历史学研究的稳定主体，高等院校作者转载论文数量占历史学转载总量的75%左右。在综合性期刊中，高校学报在史学领域发文质量高于其他综合类期刊，例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推动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5.伴随学科门类新调整，原有的1个“历史学”一级学科调整为“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复印报刊资料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考古学论文转载量增多，考古类期刊脱颖而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和《考古学报》在考古学期刊领域显现出领先地位。如《考古》2011年度转载3篇，至2015年转载13篇。《考古学报》虽然转载量不大，但由于发文量较少，因而转载率方面具有优势。
二
历史学研究现状和趋势
1.承继经世致用传统，回应时代呼唤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对理论及智库的深度需求和广泛呼唤，历史学界积极回应时代发展提出的各种现实问题。一方面，学者们适时把握历史事件周年纪念的有利时机，对相关历史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反思等聚焦性研究，有力推进该领域
研究的广度、深度、高度。例如，2014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之际，学者们对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国内外形势、军事情况、战后对中日两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的影响进行了全视野、多角度的分析探究，为“钓鱼岛主权归属”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不容辩驳的历史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对抗日战争相关问题关注程度较高，发表了很多优秀论文。
2015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界整理搜集多国档案等原始资料，破除欧洲中心论等因素的桎梏，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与作用的正确认识，有力驳斥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妄图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否认战争罪行的丑恶行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了诸多相关学术成果，涉及历史学、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哲学等8个学科，其中从历史学角度进行反思的文章占一半以上，有53篇相关论文，社会价值指标的平均分达到0.911725，比历史学被转载论文平均水平高4.56%②。
2016年学界围绕红军长征出现了方兴未艾的研究热潮。研究队伍的年轻化、研究理念的学术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促成长征研究、党史研究的整体提升。学界发表学术论文160篇，复印报刊资料转载10篇。学者们对红军长征胜利原因、遵义会议、长征对中国共产党的转折性跨越等问题展开了多维度探究和辨析，对于全面准确认知中国共产党这段浴火重生的转折史有重要史学价值。
另一方面，历史学者追溯社会问题的历史轨迹，寄寓现实关怀，大量学术论文围绕着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展开，为工业化、城市化、一带一路、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政治经济制度建设、社会转型等现实问题提供了历史资政经验。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在当今社会备受关注，成为全球性的重要社会问题。环境史、疾病史、人口史等领域的论文，体现出在现实问题激发下历史学研究的趋势。2015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历史学论文中有11篇论文涉及相关论题，这些论文社会价值指标的平均得分达到0.921861，比历史学被转载论文的平均水平高5.72%③。历史学者关注到新兴环境史学正在经历的重要思想转向，多维度开拓环境史研究课题，探索古代和近代社会人与自然不断变动的相互关系，探讨生态系统、人文环境与社会心态的关联性；关注古代社会对疾病病因的认知，探讨近代社会疫病与公共卫生；关注人口流动与管理、公共交通与城市人口的关系。南开大学对历史环境、人口的研究力度最大。中国古代监察巡视制度、边疆开发和民族治理问题、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关系问题等吸引了很多历史学者的目光，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学术积淀。此外，较为突出的是国际关系史论题研究，相关学者围绕东亚、欧美、中美等单边、多边国际关系，利用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不断推动该领域由基础性研究向决策性研究转向。
2.问题意识凸显、理论探索多元
问题意识是学术创新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中国史学界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问题的历史渊源，找寻现实问题的发展规律，力图揭示中国社会发展以及全球社会发展的逻辑和趋势。近三年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创新拓展主要表现：首先，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积极探索如何在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准确运用唯物史观。如有关“历史虚无主义”的讨论，2014年，引起学界的普遍关切。“历史虚无主义”源自哲学上的“虚无主义”概念，多为马克思主义学派所使用。批评者将对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社会主义方向及其成就等的质疑和解构视为“历史虚无主义”；被批评的一方则坚持，只要有文献依据或事实依据，学术研究便没有“虚无”可言。这也是历史学界对于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学术探讨和辨明。其次，史学理论研究的多元化局面正在形成。强调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并不是盲目排斥其他优秀的史学理论，更不是把它奉为历史研究的“唯一准则”。历史学界立足中国问题，对国外史学理论、概念、方法有分析、有鉴别地引介、比较、批判、吸收。例如，近几年作为国际学界主流知识趋势的“全球史”，其倡导的宏观、整体的方法和视野，已在中国史学界从理论落实到具体史学实践之上。此外，“后现代主义”“区域史学”以及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也不断渗透到史学研究领域。如何借鉴、消化这些理论也是未来中国史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学界和期刊也针对史学重大问题开展全方位研究，并组织策划有专题栏目，如《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度策划的两个笔谈——“全球史”笔谈和“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笔谈，转载于此栏目的论文占据其转载总量约30%。2015年度《史学月刊》策划了“国内外抗战史研究现状与新进展”笔谈。
3.传统史学不断拓展，新史学渐成气候
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的广泛运用不但促成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传统研究领域的老问题有了新解读，而且还延伸出了许多新命题。伴随着清华简、北大简、岳麓书院的阶段性成果陆续公开刊布，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的重新整理，以简牍资料和碑刻资料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这种出土文献为主要对象的出土文献研究逐渐成为古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学者们不但对出土文献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研究，填补了传统史学文献的研究空白；同时还进一步就简帛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建构、学科筹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扩展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领域新命题。此外，在近现代史领域，原始档案的发现、解读等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如围绕着龙泉档案、巴部档案等清末民初档案，国外的一些解密档案，陆续产生了一批优质学术成果。
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性经济发展政策影响下开出了新花。近几年，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的研究集聚了相当多的学术力量，这一领域研究总体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相关研究推动了交通史、文化交流史以及边疆史、民族史，而且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拓展了海洋史的研究范畴。
新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不断扩展，已成为学术研究中不容小觑的潮流。环境史、区域文化史、城市史、婚姻史、妇女史、福利史、医疗史、社会生活史、心理史、宗教史等方面都充分地发掘和运用史料，提出了新的创见。
4.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国际合作日益加强
近年来，随着中国各地层出不穷的重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学研究出现较快发展。一方面考古学界不再满足于基础材料的整理汇总以及发掘报告的发表刊布，而是逐渐重视采用宏观视野把握整合区域发现和建构考古学理论体系，并自觉追寻更深层次的历史规律阐释的学术目标。另一方面，考古研究成果为古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新材料，促进了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创新发展。例如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给墓葬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史等多个领域带来了深入研究的新契机。
考古学的专门化、集约化、精细化学科特性造就了它与其他学科密不可分的学术联系和纽带。科技考古的地位日显盛隆，多学科的合作交融已经势不可挡，出现了大批合作研究的论文著作。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在境外开展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此外，考古学界在普及考古、服务大众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尝试，也为建构完善公共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实证经验。
5.“互联网+”时代的史学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
传统史学研究者面临的难题首先是资料匮乏、整理烦琐、检索困难。史学工作者需要修炼“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功夫，需要具有皓首穷经的知识积累，方能厚积薄发形成一家之言。“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正在影响和改变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目前，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的原始资料数字化建设已经形成系统化规模化。我国历史资料的数字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许多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投入资金和人力对不同时代的古籍善本、国内外档案、各地区族谱、题跋、影像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有的已经形成大型数据库并对公众开放。未来国家将会在历史资料的数字化建设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搭建历史资料的数字化平台，妥善解决购买、整理、检索、共享等相关问题。“e考据”将极大丰富历史学学术研究方法。当然，搜索引擎并不是万能的，史学研究需要“史学”，更需要“史才”“史识”，这一切都离不开历史学长期专业化培养和训练。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培育史学专业人才，也将是历史学学科教育面临的新课题。
正在不断适应并融入国际史学发展潮流中的中国史学，已经开始意识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在推动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本土的史学学派生成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脚步。以学术研究的眼光回顾和反思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促进中国史学不断进步的重要内容，深入发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成为史学史研究研究的重点，对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多年来的中国史学的全面考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未来的史学研究中，史学界将砥砺前行，继续开创新理论、新概念、新话语之路。同时，史学学术期刊、学术网站、学术出版将会一如既往地面向国外推介我国高水平研究成果，面向国内引介国际史学前沿研究，始终致力于搭建国内外历史学研究的平等交流积极互动的平台。
注释
①k1《历史学》，k21《先秦、秦汉史》、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k23《宋辽金元史》，k24《明清史》，k3《中国近代史》，k4《中国现代史》，k5《世界史》。下同。
②③详见《学术关照社会：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社会价值分析报告》，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16年3月29日，第5版。
篇三：明清经济史研究现状及趋势
作者：史民出版物刊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页码：124-124页主题词：经济史;明清经济;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广东高等教育;基本经济规律;经济形态;系统性;出版社摘要：<正>我校历史系李龙潜副教授的新著《明清经济史》,最近已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论述明清经济的开拓性著作,是作者多年潜心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的硕果。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考察了多种经济形态的产生和演变,探索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基本经济规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本书的特点是系统性强,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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