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后人对春秋三传的评价
【闲话春秋】之一：《春秋》,一部命名一个时代的书
春秋，古指史书，但孔子的《春秋》，却命名一个时代，仅此便当得起千古尊崇。上古观象授时，见草木荣枯而知有春秋，遂以“春秋”指称年岁；最晚从西周开始，朝廷设太史专录国事，以“春秋”命名史书。
《春秋》不只鲁国有，东周列国，家家都有，各写《春秋》，惟晋、楚稍异，晋曰《乘》，楚曰《梼杌》，名虽不同，其实如一。可惜，当时的诸侯为利益而争霸，根本不在乎史书的存亡，在几百年的连绵战火中，列国的《春秋》散失殆尽。
鲁国小邦，偏处东隅，虽有野心，但无实力，只好标榜礼乐，祈求大国们看在先祖周公生猛的份儿上，莫来骚扰，以此为愿。国弱愿微，鲁国得以相对远离争霸旋涡，不求闻达于诸侯，苟全性命于乱世，直到秦统一天下前36年，鲁国才被楚所灭，在春秋战国的诸侯国中，算得上很长寿了，当然，鲁国《春秋》也因此得以延续。鲁国的幸运，不仅是它示弱的生存之道，更幸运的是，鲁国还拥有孔子，这可是一位五百年一遇的圣人。没有此人，鲁《春秋》无从谈起。由此可见，人才，才是一个国家、民族、单位、家庭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鲁哀公11年，被排挤出国，在外漂泊十四年之久的孔子，终于回归故士鲁国。他深感周道衰微，自己壮志难酬，便将满腔心血都倾注在教育文化事业中，整理“六经”，删《诗》《书》，正《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以寄托理想壮。鲁国《春秋》应早已有这这，只是比较散乱而已。孔子根据已有的鲁国《春秋》修订出一个全新的《春秋》，可谓居功至伟，因为他在为鲁国拍照摄影的同时，镜头中还摄入了其他各国的身影，这就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以鲁国视角看当世之事的难得角度和机会。因此，后世之人，以“春秋”命名这个时代，是非常恰当的。
《春秋》，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历鲁国十二君，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当世史事。故名思意，编年体者，按照年、月、日之次序来梳理安排历史事件，一件táowù
一件挂在时间的钩子上。
《春秋》记载的历史事件，以征伐、朝聘、会盟之事最多。春秋战国之际，大小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大国侵伐小国以求利，小国朝聘大国以求安，霸主为炫耀武功，频繁召集会盟，这是五百年的主流。
元代有个叫陈则通的人，对春秋事件作过统计，他的《春秋提纲》记载，春秋有“征伐”272例，“朝聘”154例，“盟会”198例；另有“杂例”217例，包括婚姻、祭祀、蒐狩、城筑、土田、宫室、灾异等，尤以灾异最详，星变、日食、水旱、霜雹、地震、山崩，虫患、无不备载。人类最早确切记录哈雷彗星，便出自《春秋》。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春秋》记载每一件事，不过片言只语，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文字极为精炼，甚至可以说是简略。这给今天的人读《春秋》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在宋朝时，因变法而闻名于史、闻名于世的王安石就评价说《春秋》是“烂断朝报”。
如《郑伯克段于鄢》，讲的是郑庄公因出生时难产，遭母亲厌弃，而他的弟弟公叔段则倍受宠，因此变得骄横放肆，最终酿成兄弟反目、母子失和的人伦悲剧，最后留下了“黄泉相见”的典故。这个故事，婉转曲折、惊心动魄，但孔的《春秋》，仅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可算是当今新闻标题党的鼻祖了。
更有甚者，此句几乎字字隐含褒贬，大有讲究：将郑庄“公”屈尊降爵为“伯”，是讥刺他有失兄范；对公叔段直呼其名绝口不称“弟”，是批评其有失弟道；兄恶弟逆，相斗如仇，曰“克”俨然二君争国；公叔段叛逃不称“出奔”，暗示受郑庄公有意纵容；郑庄公讨伐其“于鄢”，说明非寻常叛臣，而指公叔段僭越之甚。
“郑伯克段于鄢”短短六字，被解读出来时，居然如此复杂，可见孔子的九曲回肠，令人叹为观止，由此便被称为后世影响深远的“春秋笔法”，根本上讲，就是指“微言大义，一字褒贬”，《春秋左氏传》的作者左丘明概括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孔子晚年时，儒道未行，仁政未张。作为最佳传人的颜回，也英
年早逝。孔子如何甘心？如何不神伤？对孔子感同身受，说“仲尼厄而作《春秋》”，这的确是由衷感慨之语，因为司马迁自己就是忍辱含垢而著《史记》。人争一口气，著《史记》为的是争一口气，作《春秋》又何尝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呢？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孔子却偏偏要代胜利者天子而为，自有其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俯仰古今，毫不留情，笔则笔，削则削，寓褒贬于直叙之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故孔子自叹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司马迁堪称孔子的隔世知音。他赞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不但效法孔子而著《史记》，对孔子作《春秋》的良苦用心，亦是剖析得淋漓尽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结束于鲁哀公14年春，其时孔子已七十一岁，当年仅记一事：“西狩获麟”，便戛然而止。孔子大限将至，心境沧桑，又刚刚失去了最钟爱的弟子颜回，后继堪忧。
这一日，鲁国三大族之一叔孙氏的车仆鉏商，到曲阜西边的大野中打猎，捕获一只怪兽。叔孙氏见到，认为不祥，便抛弃道旁。孔子听闻后，前往观之，悲伤不自胜，掩面大哭，涕泪沾襟道：“麟也！胡为乎来哉！胡为乎来哉！”
（骐麟啊，你跑来做什么，你跑来做什么！）
孔子为什么这样失态呢？相传孔子降生时，有麟吐玉书而来；岂料孔子临终之前，又见麟死，冥冥中似有天意。乱世不治，吉兆不再，孔子不无预感地叹道：“吾道穷矣！”并写下一首挽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自此绝笔，不再著书。
自古至今，中国文化中麟是仁兽，遇盛世方出，和龙、凤、龟并称“四灵”。而当时恰逢乱世，麟出现的不是时候，反而被伤害，这是孔子哀恸之处。因以上缘故，《春秋》又被称为《麟经》。孔子之
挽歌，为麟而唱，亦为自己而唱，更是为他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唱。
《春秋》极简至上，摒弃浮辞，少一字觉阙，多一字嫌烦，或许太过执着于微言大义，因此从古至今天，读《春秋》不易。如隐公八年（前715年）只用一个“螟”字，记述了螟虫之灾，但灾情发生于何时、何地，严重与否，灾害范围一概不提。梁启超评价《春秋》为“流水账簿”，虽不免有些刻薄，却也不无道理。
有困难，就有办法。正因《春秋》难读，战国时，诠释之作便相继出现。到汉代时，已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五种之多。《夹氏传》和《邹氏传》后来散佚不存，只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流传至今，合称“春秋三传”。
粗笔勾勒的《春秋》，加上工笔细描的“春秋三传”，春秋历史才算有骨有架，有血有肉，四者参读，裨益良多。。“春秋三传”中，《春秋左氏传》是写实派，重在补充史料，详述史实；而《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是写意派，重在抉隐探幽，阐发微言大义。
如果不求全责备，《春秋》的开创之功，无论从哪方面考量，都是无可争辩的。它采用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后世的《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春秋》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这说明民间文化思想的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如果史皆由官修，成功者书写历史，将掩埋多少历史真实！此后的中国，“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
孔子开创的“春秋笔法”，虽然为后人留下了穿凿附会之机伎，但“微言大义”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毋庸置疑，那便是刚直无私、勇敢无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这与孔子当初所赋予《春秋》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
圣人已逝，而《春秋》不老。爱读《春秋》者，代不乏人。最为民间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国那位与孔圣人齐名的关圣人关羽了。君不闻一副对联有云：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
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学关帝，挑灯清夜读《春秋》！
................................................................................................................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篇二：后人对春秋三传的评价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简介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
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
《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创作背景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作品性质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开始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传统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后世影响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
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
它的春秋笔法，姑且不论有多少后人穿凿附会之处，但其本身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无畏，刚直无私。中国史脉
能绵延至今而不断，与孔子当初所赋予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
圣人其萎，而《春秋》不老。爱读《春秋》者，代不乏人。最为民间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国那位与孔圣人齐名的关圣人关羽了。君不闻一幅对联有云：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学关帝，挑灯清夜读《春秋》!
篇三：后人对春秋三传的评价
Mar.13“春秋笔法”，藏得是孔夫?难?的苦衷原创《?美哉，我先秦散?》系列第五章《左传》1：“春秋笔法”，藏得是孔夫?难?的苦衷?/杜??传说中的麒麟1孔?73岁过世，71岁就封笔不再写春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故事，其实就写在《春秋》的最后。说的是鲁哀公?四年春，管理?林的?在鲁国都城曲?西边的巨野县?带打猎。鲁国权?叔孙?管车的仆从鉏商捕获了?只奇怪的兽，载了归来。叔孙?见到这怪兽，觉得不吉利，??不要，就赐给了管?林的?。孔?看到了说：“这是麒麟呢，它为什么来呀？为什么来啊！”说完，就掩??哭，涕泪沾襟。孔?为什么会?哭呢？是因为他认为麒麟是祥瑞“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麒麟现在出来，不是等着被?擒获吗？这?年，孔?71岁。他绝望地说了句“悟道穷矣”，在《春秋》中最后写下?句话：“?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从此，便封笔不再写《春秋》了。这就是传说中“孔?写《春秋》，绝笔于获麟孔?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我说了这么多，发了这么多感叹，可是孔?却只?了?句话，就把所有的想表达的议论、暗含的褒贬全部都表达出来了。这种笔法，后?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做“春秋书法”或者“微??义”，就是点评历史?物和事件时，利?不太明显的字眼等迂回婉点评历史?物和事件时，利?不太明显的字眼等迂回婉转的写法，含蓄简练地将??的主观褒贬加?其中，进?评价。如果要总结春秋笔法的特点，我认为有三个：?是曲笔?写，?是惜墨如?，三是笔削并?。?是曲笔?写，?是惜墨如?，三是笔削并?。曲笔?写，就是表达得很婉转、很隐晦，真正的含义要你??去品味。表?上虽然隐瞒了真相，但意思还是能领悟出来的。曲笔?写惜墨如?，就是?字简约，三?两语、轻描淡写，就把?件事情叙述完了，不去展开内情。明?的??然看得明?，不明?的?也就略过了。惜墨如?笔削并?，就是孔?所讲的“笔则笔，削则削。”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笔削并?2都说史官要秉直记史，孔?为什么要采?这样的笔法来写春秋呢？孔?的弟??概也有这样的疑惑。《史记·孔?世家》?有段记载：弟?受春秋，孔??：“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意思是说，孔?在给??的弟?们讲授春秋时说：“后代了解我凭的是这部《春秋》，?怪罪我也凭的是这部《春秋》。”做为史官，有什么写什么就是了，孔?何以发出这样的感叹呢？因为他并没有把历史全盘托出，?是隐瞒了?些真实的历史。那么他为什么要去隐瞒呢？?隐瞒了什么呢？说起来孔?还真是有难?的苦衷。孔?的?辈?都在推?仁政，他编的《春秋》是含着褒贬的观念在??的。?们都说“孔?作春秋，乱?贼?惧”。他要编《春秋》，?是希望让后世以史为鉴，得到警?，对乱?贼?起到警戒的作?。?也是为了树楷模，?圣贤，让后世有榜样可学。但可惜的是，毕竟??完?。他在编写《春秋》时发现很多他所认为的圣贤、所尊敬的?或者被?们所称颂的?其实都不完美，也做过?些不光彩的的事情。于是孔?就很痛苦，要是把这些好?做的不光彩的事情都写出来，那怎么给后?树榜样呢？但是如果瞎编乱造，那就是不尊重历史。理想和现实在孔?这?出现了?盾。于是没有办法，他不愿意瞎编杜撰虚假的故事，只能采?这种“春秋笔法”去写，隐瞒?些真实的历史。唯有如此，他才能做到既不违背历史，?能把那些好?的不光彩的事?隐瞒起来。不过，?概也正是因为他写得痛苦，?有所愧。他?辈?“述?不作”，?死都没有为??写?本书?辈?“述?不作”，?死都没有为??写?本书，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也只是他的弟?们整理的孔??论。“述?不作”：传述先王之道，?不?我创作3孔?难?的苦衷让《春秋》婉转简约得很多?都看不明?，于是便有了解读春秋的书籍。《左传》这本书，?部分?都认为是为传述《春秋》?作的。《左传》也被称为《春秋左?传》或者是《左?春秋》。《左传》这本书，?部分?都认为是为传述《春秋》?作的。有?第?眼看到这个“传”字，不明?这个“传”的意思，以为是“传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传”的含义是注释的意思，也就是解“传”的含义是注释的意思，也就是解释。《左传》，就是作者左丘明为《春秋》作了注释，所以它是?本解释《春秋》的书。释。其实最早《春秋》并不是单指孔?编订的这本鲁国历史的特称最早《春秋》并不是单指孔?编订的这本鲁国历史的特称，?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那时候只有春秋两个季节，因此，?春秋表?年，就是记录历史的意思。但是，因为鲁国的史官所记的《春秋》保持的材料最完整，所以，后来就变成特指经过孔?修订的这本鲁国史了。孔?编的这本《春秋》记载的是鲁隐公元年?鲁哀公14年的历史，采?的是编年体的形式。
所谓编年体编年体，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对历史事件进?简洁的、?纲式的叙述。但是，孔夫???家惜墨如?，对事件的记录，长的不过四?多字，短的仅有?个字。好多事情都是轻描淡写，记载的很是隐晦。?如说，《春秋隐公元年》那卷有?句“夏五?，郑伯克段于鄢。”时间、地点、?物、事件都有，但是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前因后果，?物的?为举?和性格特征，都?从知道，看起来更像是?个标题，?不是?篇?章。因此，《春秋》虽然含蓄简约，?且有章有法，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春秋》虽然含蓄简约，?且有章有法，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4虽然很简短，但是《春秋》还是有??强烈的思想观点倾向的。太史公司马迁就曾经说，《春秋》是“礼义之?宗”，是维护周礼的。这种倾向在???不是采?议论，?是?史事的简略记述表现出来的。《春秋》常常??个字，就可以表达出褒贬之意以及作者的爱憎之情。?如，杀有罪的就叫“诛”，杀?罪的叫“杀”，下杀上就《春秋》常常??个字，就可以表达出褒贬之意以及作者的爱憎之情。叫“弑”等等，?词?常讲究，暗含了强烈的感情?彩。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春秋笔法”，不明?的?就只能看个热闹，品不出其中味道来。于是，左丘明这样的史官，就开始为春秋作注释。历史上，司马迁、班固都认为《左传》是为传述《春秋》?作的。这在《史记》、《汉书》等著作中都有记载。但是也有汉代的?儒认为《左传》不是传述《春秋》的，?如说刘歆就在《移书让太常博?》?提出过异议。不管你是不是这么认为，左传总体讲来，还是以《春秋》所记录的史事为纲来叙述事情的。其中，有专门说明春秋笔法的，有补充事实来说明的，也有修正《春秋》记事错误的。说来道去，《左传》终究是和《春秋》密不可分的。除了《左传》，和《春秋》有关的还有《公?传》和《?梁传》。这三者，被称为“春秋三传”。?汉?今，学者都是靠这“三传”来研读除了《左传》，和《春秋》有关的还有《公?传》和《?梁传》。《春秋》的。但是《公?传》和《?梁传》都侧重议论的精深，?字的简朴，?不像《左传》?学性这么强，所以，在?学价值上，还是《左传》更胜?筹。左丘明之墓（未完待续）倾??之?，读经典好书，写有厚度的?字，过有深度的??。我是杜??，感谢您的关注。原创不易，转载请注明出处。如果您觉的?章有?，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哦。图?来??络，如有侵权，请联络删除。谢谢！作者简介：杜??，IT从业20余年，曾先后研修英语、计算机、美学和?理学专业。早年创过业，后就职多家全球知名IT外企，现?作于某研究作者简介：院。书痴?枚，闲时码码字。兼任多家平台签约作者，简书会员合伙?，万卷好书?作室、万卷好书读书会创??。
篇四：后人对春秋三传的评价
国学经典：《春秋左氏传》简介
国学经典：《春秋左氏传》简介
《春秋左氏传》（Zuo’sCommentary），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春秋左氏传》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54年（鲁悼公14年）（另有说法为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68年[1-2]），共２７７年的历史。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它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3]
作品介绍
目录
《左传》的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作品中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公元前453年）
《左传》传文比《春秋》经文多出13年，实际记事多出26年（最后一件事为略提三家灭晋）。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其中有说明《春秋》书法的，有用实补充《春秋》经文的，也有订正《春秋》记事错误的。全书绝大部分属于春秋时候事件，但全书的完成已经进入战国时期。这些都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密切关系。
春秋与左传的关系
《左传》以《春秋》为本，并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列国资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桓谭《新论》进一步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杨伯峻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即"说明《春秋》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晋人王接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系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清人刘逢禄、皮锡瑞均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充分肯定了王接之说，并且引用庄公二十六年
《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
《左传》有不少解经的内容，例如“君子曰”、“五十凡”等，但很明显是加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宋人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春秋》的一些经文没有相应的《左传》传文，例如《春秋·隐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预注:“无传。”
《左传》的传文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冬)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此条无相应的《春秋》经文。亦有“《经》《传》不尽同”“《经》后之《传》”者。
春秋左氏传楚简证真伪
春秋(7张)
一批被盗卖至海外的战国楚简，由浙大校友出资于2009年得以从海外回归，并入藏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经过两年多的整理考释，浙大古文字学家曹锦炎主编的《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由浙大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2年4月24日，该书在浙大紫金港校区举行首发布
这批战国楚简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首发式现场，2300多年前的战国楚简正式与世人见面。大部分完简（含缀合后）都在23厘米左右，相当于战国尺约一尺，简头、端修治平齐。3枚较长的简上端平齐，下端成尖弧状，尤为特殊，尚属首见。据介绍，这批楚简初置于一个木胎漆盒内，经清理，共编号为324号，缀合复原后完整简约160枚；字迹清晰，墨色厚重，文字抄写洒脱，颇有行草意趣。
这批印迹斑斑、长短不一的楚简与流传的《左传》内容基本一致，首次证实《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时期，从而破解了千百年来关于《左传》的真伪之争，明确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的历史地位。（浙大藏简[4]）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锦炎介绍，竹简从海外回归后，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层层科学和考古鉴定，最终确定，是在公元前340年，由战国时期的楚国出产的。“除了个别字外，这批楚简的内容和当今流行的《左传》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曹锦炎说，“楚简《左传》的面世，是继汉代孔壁古文《左传》出土近2000年后的再一次重大发现。”
作者之争
左丘明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年）
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关于左丘明的姓名，长期以来由于先秦及汉代文献对左传作者左丘明的记载非常有限，历代学者就左丘明氏字名情况问题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但史载，左丘明乃姜子牙后裔，嫡系裔孙丘(邱)氏较为可靠，旁系左氏有待商酌）。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军事家。与孔子同时或者比孔子年龄略长些。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
左丘明出身的家族世代为史官，曾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
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他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成为中国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历代帝王对左丘明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
左丘明的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山东泰安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左丘明。[5]
真正作者
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但并无任何依据。此后，有些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
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仍然以严谨的史料为依据，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
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但吴起的性情与左传截然不同；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但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3]
文史双巨著
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
春秋(4张)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
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文学成就
与上述史学成就相比，《左传》的文学价值比较容易受到忽略。其实，从我国古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来看，《左传》在这一领域同样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概略而言，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左传》显示了由单纯记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谋篇、善于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触目地增加了叙事的形象性、生动性（尤其一些战争的叙写最有特色），从而体现早期史书中文学成分的显著积累。在先秦文学史上，《左传》出现，预示着散文的发展已经面临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左传》在铺叙事件过程中，第一次展现了一批有着各自经历和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虽非完全着意而为，却也时有渲染、夸饰之笔，客观上积累了形象塑造的宝贵经验，为此后传记文学、历史小说涌现提供了难得的启示、重要的借鉴。
三、《左传》语言简洁而准确，生动而富于表现力，注意细致描摹，长于运用比喻，达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后代视为某种规范；其特具的文学色彩与文学价值，也是此前记事文字中所罕见的。
四、从总体看，《左传》思想深邃、文风朴厚，叙事、状物精彩
而富于多样性，留下了许多久经传诵的佳作，其中不少业已成为后世人们称文的典范。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堪称“观止”的优秀古文，所收《左传》各篇（节）竟达三十三则之多，可见一斑。此外，《左传》丰富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还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创作素材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利用和发挥，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自两汉以迄明、清，《左传》先被视为“解经”之作，其后更升格于重要经书的行列，它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度被推崇到至高的地步。唐初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于“三传”中特重左氏一家，《左传》更获得与《易》《书》《诗》等主要经学元典几相比并的突出地位。
隋唐以后，科举考试以《左传》为重要科目之一，进一步促成了其书流传的普泛性。两千年来，有关《左传》的注疏、考订和论评，可谓代不乏见、数量繁多，清初彝尊《经义考》，收录此前各类《左》学著作九十四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图书编纂《中国丛书综录》，收历代《左传》注、疏、论的各种书目达两百一十余种之多。
《左传》经学地位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其书的流传，愈益张扬，扩大了它在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左》学的发展添加了一些复杂化、神秘化的内容，值得辨析。
思想倾向
《左传》中的人物与事件是按照历史资料来编写的，但作者在记叙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种思想在伦理道德、政治主张、强调等级制度、尊卑观念等方面接近儒家。
首先，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历史趋势。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表现了新旧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
动描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道德评价。比如庄公十年叙述“曹刿论战”中曹刿与鲁庄公的一段对话，就是通过曹刿的话语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同时，《左传》创立了“君子曰”的新形式，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评价，以此表明作者的态度。
其次，强调人的意义，重视民的作用。春秋时期，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广泛兴起，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逐步上升，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人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昭公十八年记载，夏五月气候干燥，因而宋、卫、陈、郑等不少国家都发生了火灾。郑大夫裨灶主张用宝物祭祀神灵以祈求福佑，子大叔也认为宝物具有“保民”、“救亡”的作用，而郑相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认为靠“天道”无法解决人事的问题。结果是郑国没有进行祭祀，由于加强了人的管理，也没有再发生火灾。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周大夫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记载都鲜明地表现出，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左传》更强调人的意义。
《左传》还注意暴露丑恶，褒扬美善。作者本着“不隐恶”的态度，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诸如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僭越篡逆、互相残杀和贵族们的荒淫无耻、奢侈糜烂的生活以及他们虚伪奸诈、贪婪残暴的性格，进行了如实的记录和描写。宣公二年记载的“晋灵公不君”，写晋灵公不行君道，暴虐成性，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取乐，只因煮熊掌不熟便杀了厨师，最终酿成了晋国的政治灾难。《左传》更注重褒奖美善，记述了许多人物不顾个人安危奔赴困难的感人事迹，歌颂了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怀。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的“弦高犒师”，为郑国争取了主动，使来犯者不敢轻举妄动；定公四年，吴军入郢，楚臣申包胥哭秦庭感动了秦哀公，出师击退了吴军，挽救了楚国；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中，孔子以智慧、以勇武、以礼仪保护了鲁定公，收回了被晋国占领的的鲁国边邑，打击了晋定公的嚣张气焰。[6]
历代评价
东汉《公羊》学者李育以为《左氏》“虽有文采而不得圣人深意攻之，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太平御览》六百十引桓谭《新论》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之也。”
贺循：“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刘熙载：“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刘知几：“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
刘知几：“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朱熹认为《左传》《史记》只是二、三等著作。又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
《左绣》：“左氏叙事、述言、论断，色色精绝，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无字句处。凡声情意态，缓者缓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笔有化工。若只向字句临摹，便都不见得。”
梁启超：“《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
参考书目
●晋朝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现存最早的《左传》注解。
●唐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最通行的注疏本。
●清朝洪亮吉《春秋左传诂》
●清朝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
●清朝刘文淇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清朝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
●清朝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清朝马骕《左传事纬》
●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最高大上的注本。
●赵生群《左传疑义新证》
●王守谦《左传全译》
●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
●刘勋《春秋左传精读》
●王叔珉《左传考校》
●瑞典高本汉《左传真伪考》《左传注释》
●日本安井衡《左传辑释》
●日本竹田光鸿《左传会笺》[7]
参考资料
?
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12：53?
2.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82?
3.
《左传》简介
．无忧无虑中学语文网[引用日期2016-11-28]?
4.
浙大藏楚简《左传》辨伪
．光明网．2012-05-28[引用日期2019-04-28]?
5.左传
．克拉玛依日报[引用日期2013-04-20]2016-11-28]?
6.《左传》的思想倾向
．搜狐博客[引用日期?
7.春秋左氏传
．豆瓣[引用日期2017-06-02]
（来自网络）
篇五：后人对春秋三传的评价
国学《《春秋》大义》赏析
《春秋》大义
【概说】
《春秋》是中国古代的儒家典籍，相传由孔子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用于记事的文字极为简练，但内容很丰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由于《春秋》的记事简略，常人难以理解，所以后来的一些学者便对书中的记载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这些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关于《春秋》的“传”中，较为有名的是“春秋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其中《春秋左氏传》又称《左传》，影响最大，是儒家重要的经典着作之一。
【故事锦囊】
春秋时期，周王朝虽然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在事实上它的统治已接近分崩离析。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人心不古。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凡此种种，就好像一场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异常。
在这种形势之下，孔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仁”的学说，试图从道德上根治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病；但是，尽管孔子为之奔波一生，最终也没有得到各国的认可，甚至还把自己弄得身心交瘁、穷困不堪。
回来之后，孔子对于仕途心灰意冷，不再热衷于宣扬自己的主张，而是潜心写了《春秋》一书。
在《春秋》之中，社会各种弊端暴露无遗，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数不胜数。这象征着周文王时期的礼乐制度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争”的可怕状态。
孔子编《春秋》，既有事实上的依据，又夹杂着个人的爱憎分明。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一种抑恶扬善的动机。
《春秋》面世之后，一直得到后世士人的重视，研究《春秋》的人越来越多，《春秋》的含义也得到了深化，成为了后世流传的“春秋大义”。
【知识库】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孔子晚年，编完《春秋》后曾说过一番感慨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大意是，我做的这些事，编的这本书，后人一定会褒贬不一的，但我不论他们如何评价，都会坚持做下去。
篇六：后人对春秋三传的评价
梁启超说孔子的《春秋》是流水账
关于挂一漏万。一部二百四十多年时间跨度的史书，记叙对象有七十多个诸侯国，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婚嫁、丧葬、礼仪、祭祀、天文、灾异，城建诸方面，已经够为困难了，而要用不足两万言表达，根本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毕竟发生，必然带着与生俱来、挂一漏万的缺陷。
这类缺陷太多了，今试举几例，鲁僖公22年，有四个条目，记录了鲁邾井陉之战和宋晋泓之战。第2年四个条目，又记录了两场战争，两件丧事。桓公四年两个条目，一件记载桓公正月“狩于郎”，一件记载“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即周王派人到鲁国做礼仪性访问。鲁宣公六年四个条目，除了只有时间没有内容的两个条目外，一条记“晋国赵盾、卫孙免侵陈”，一条记“秋八月，螽”，即虫灾。春秋时代是一个军阀混战、社会动乱、阴消阳长、新旧更替的时代，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何至千万。这一切，都被孔子以漠视态度通统
“削”掉。肆意砍削的结果，使一部历史仅留下极其破碎的残片，如果不是《国语》和《左传》，这一段历史势必成为有字天书。
关于叙事无状。一部史书，必须在记叙历史事件时，清楚地勾勒出事件的眉目和框架，即具备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等六要素，方能称为完整的史例。《春秋》则不同，每一件史例都残缺不全。六要素俱备的史例全然没有，有些只有二要素或三要素。作者清楚是一回事情，然而读者不明白，要让后世弄清楚更难。编修史书时，当然应考虑读者特别是后世读者。今之学者研究孔子时，常常发生认识的尖锐分歧与对立，其中很一些，则是孔子本人叙事无状造成的。比如鲁国季孙氏的“用田赋”，孔子在《春秋》一书中，只记了：“十有二年，春，用田赋”（见鲁哀公十二年）。至于有关的具体内容，当时为此发生的争论，施行后的效果及反映，全“削”掉了。
这种叙事无状的笔法，直接导致了后世的众说纷纭，很多专家据此认为“用田赋就是承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在奴隶制解体时，这是顺应历史的进步”。又有人认为：“用田赋”实际上是把过去那种只在发生战争时才征收的军赋改成经常的赋税，并计亩征收。因而它是“贪冒无厌”的倒行逆施。在“用田赋”上发生的分歧，理所当然地发展到对孔子、季孙氏评价的分歧。前者认为季孙氏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者，孔子则顽固维护即将崩溃的奴隶制；后者则相反。就是一件简单的水灾、虫灾、火灾等，也看不出发生以及延续的时间，灾情的程度，涉及的范围；甚或，发生在那个或那几个诸侯国都不确定，因为一个条目中，往往只有一个“大水”、“螽”。
由于《春秋》的选事失当，挂一漏万和叙事无状，后人只好作传补充，到汉代，就有了五种《春秋传》，其中的《春秋夷氏传》、《春秋邹氏传》已经失传，如今留下的有《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如果脱离开春秋三传，特别是《春秋左氏传》，一部《春秋》，直成了有字天书：有字无法读，有文弄不懂。
王安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是“流水账簿”。评价似乎刻薄了，但细想一下，并不过分，甚或更糟于二公的评价。朝报再残缺不全，但在叙事议政中还有头有尾，残存的片断内容，后人能读懂。“流水账簿”虽然很烦琐，却是完整可信的记录，商家就是依据流水账簿进行经营核算，并依据它进行决策。
这不是孔子的颟顸糊涂，是他头脑中的历史观作怪。在著述《春秋》一书时，孔子如同打扑克——大吃小，大王吃一切，将权力标准贯穿始终。社会运动中，只选择权力最大的入史，有周王在，则忽略诸侯；有诸侯在，则忽略大夫；有大夫在，又忽略陪臣；至于民众，不过是供养英雄伟人的，并由英雄伟人任意践踏杀戮的群氓，当然没有他们的地位。在周王与诸侯矛盾时，周王有理；在诸侯与大夫矛盾时，诸侯有理……在男人与女人矛盾时，男人有理。这是典型的帝王标
准，强权标准，谁的官大，谁的表准。受权力标准的支配，当然无是非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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