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羲之的简介资料西安碑林内有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件隔代合写一碑的奇事: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竟然写了200年后的唐朝文章!不少行家验看了碑上的每一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王羲之的简介资料4篇,供大家参考。
关于王羲之的简介资料篇1
西安碑林内有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件隔代合写一碑的奇事: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竟然写了200年后的唐朝文章!不少行家验看了碑上的每一字,确是王羲之的手笔;诵念碑文内容,也确是唐太宗为玄奘和尚撰写的《圣教序》。 怪事自有根由,这座《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玄奘和尚从印度带回的佛经,由他精心译成后,请唐太宗作序文,再加上太子李治作述记及玄奘的谢表,通称《三藏圣教序碑》。此碑立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当时朝廷要把它用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体来刻碑。长安洪福寺高僧怀仁知道此事后,感到是佛教界的光荣,因此,下决心承担此任。经过怀仁和尚到处寻觅,终于按序文把王羲之的字一个一个地搜集起来,成了这块王羲之字体的《圣教序碑》。
传说怀仁在集字过程中,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不得已奏请朝廷贴出告示,谁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一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的来由,也是文坛上的佳话。后人把此碑的拓本称作《千金贴》
关于王羲之的简介资料篇2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一作321-379年),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12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少时师从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的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他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王羲之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曾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
关于王羲之的简介资料篇3
王羲之小的时候,练字十分刻苦。据说他练字用坏的毛笔,堆在一起成了一座小山,人们叫它“笔山”。他家的旁边有一个小水池,他常在这水池里洗毛笔和砚台,后来小水池的水都变黑了,人们就把这个小水池叫做“墨池”。
关于王羲之的简介资料篇4
王羲之代表作品有:楷书《黄庭经》、《乐毅论》、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初月帖》等。其中,《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被后人誉为“书圣”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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