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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
者：
周建松/陈正江
作者简介：
周建松(1962- )，男，浙江海宁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理事长，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陈正江(1977- )，男，山西临汾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研究。浙江 杭州 310018
原发信息：
《现代教育管理》(沈阳)2019 年第 20191 期 第 67-73 页
内容提要：
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逐步形成具有独特历史渊源、时代特征和实践价值的多元话语体系，发挥了指导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职业教育。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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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词：
四个自信/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four self-confidence"/Chinese characteristics/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discourse system
期刊名称：
《职业技术教育》
复印期号：
2019 年 06 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9)01-0067-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适切的政治经济制度支持下，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在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改革开放历史背景下中国特色教育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案例。在 4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特历史渊源、时代特征与实践价值的多元话语，而如何将这些纷繁复杂且生机活泼的话语进行统整，使之归于逻辑统一而连贯的话语体系，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重大课题。
一、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回顾
40 年前，无论是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均不存在高等职业教育这种类型和层次。改革开放催生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是在我国本土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植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之中，这其中既有主观需要，也有客观需求。正如《易·系辞下》所言：“为道也屡迁，唯变所适”，中国高职教育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创造性地适应与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并逐渐走出了一条转化、改革与创新之路。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出现和发展，丰富了世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形式。
高等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源于创新，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类型和职业教育的重要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既是一种内在变化，也是一种外在变迁，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云：“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在这个过程中，支持、建构和组织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发展的是一种行进中的力量，对这种行进中的力量进行观察、记录和分析是尤为必要的。恰是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紧密的辩证关系和有机结合，赋予了这一教育类型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本文的目标是聚焦发展思想之演化与发展政策的变迁，挖掘作为本土化文化适应手段的高等职业教育之价值。只有通过解释高等职业教育的缘起动因和发展轨迹，才能为探讨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提供佐证。而要描述这种转化、创新和改革的全貌也绝非易事，甚至无法用概括性的标签来加以表述，为便于分析，本文尝试，将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老高职”和“新高职”两个阶段，在我国广阔的社会发展背景中来理解其真正的本质与意义。
(一)从改革开放初期到 20 世纪末的“老高职”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应经济建设之急与适教育发展之需，全国各地先后兴办了 126 所短期职业大学，这些短期职业大学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雏形，这与我国当时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例如，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国务院于1986 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进一步对高等职业院校的
设置标准做出了规定。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各地要积极发展多样化的高中后教育，要大力加强和发展地区性专科教育。”1994 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三改一补”政策，即“通过改革现有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和成人高校以及举办灵活多样的高等职业班等途径，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在“老高职”阶段，上述政策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重要路径。
(二)从新世纪至今的“新高职”阶段
随着 1996 年《职业教育法》与 1998 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层次与高等教育的重要类型，在国家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加快发展职业教育进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21世纪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其规模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教育起到了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作用。正如潘懋元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走得好不好，跟高职办得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高职办得好，学生都能够‘适销对路’，高等教育的社会效益好，那么我们的大众化道路就可以走下去。”[1]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形塑，使高等职业学校具备了明显的行业特色，增强了高等职业学校服务当地特色优势产业的能力，伴随着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也不断提升。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回应，使高等职业学校始终为满足区域发展需要而设立，并以强化服务社区为导向，为社区提供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
等不同类型的课程。“新高职”阶段，历经国家示范院校建设、国家骨干院校建设以及优质院校建设，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贡献显著增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并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二、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渊源、内涵与价值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马克思亦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话语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工具和结果，与认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通过认知活动获取的科学指示需要借助话语来确定、保存和传播。话语体系具有自身学科特性，可以在学科内互通，能够对核心概念和概念间的逻辑性达成共识。[3]话语体系既与经验体系、理论体系、政策体系、实践体系有所区别，又与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话语体系是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方式。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的外在表征以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为依托，而这需要对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渊源、内涵与价值展开探讨。
(一)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渊源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科学地使用一种概念意味着在实践乃至理论上掌握该概念以往的使用情况以及使用它的概念空间。”[4]本文从现实渊源、历史渊源、国际渊源来阐述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渊源。
1.现实渊源
现实渊源主要体现为时代性，而尊重客观现实是时代性的本质要求。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契机，系统提炼、总结归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与经验，意义重大。我国著名学者陈嘉映指出，“学者们的言论过多地强调了围绕这一关键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发生的实质性变化”，这种变化的时代精神是本文讨论的核心主题之一。[5]40 年来，处于教育体制边缘的高职院校基础能力显著提高，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深入，行业企业逐渐参与高职办学，高等职业教育充分发挥了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引领中等职业教育的作用。
2.历史渊源
历史渊源体现为历史性，而历史性要求继承传统。历史传统中蕴含着思想智慧。布尔迪厄与华康德在《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指出：“社会预先构建的观念，其力量就在于，它既铭刻于事物中，又扎根在思维里。”[6]例如，我国近代职业教育与早期的近代化紧密相连，这在清末洋务运动中得到了显著体现，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端的福建船政学堂就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20 世纪以来，黄炎培、陶行知等教育家对职业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对事物生成与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使人由此理解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而不是其他结果，最终成了演化的定局，从而更为深刻地认识它的特质。较之对高职教育成熟、典型形态的考察，对其过往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演进过程的考察就具有同等的重要性。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至今的发展经验应当得到
重视，同时，需要继续研究尚未完全得到解决的问题，从而使高职教育的传统和历史活起来、新起来，而这为高职教育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各历史时期的状况是相符合的。
3.国际渊源
国际渊源体现为世界性，而世界性要求参照借鉴。中国特色既生发于本土探索，又借鉴于国际比较。因此，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构建原则是“本土生成+国际借鉴”。我国举办高等职业教育不仅是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在学习借鉴有着成功案例的地区有益经验中不断完善的，如美国社区学院模式、德国“双元制”、澳大利亚“TAFE”模式、英国“三明治”模式、新加坡“教学工厂”模式、加拿大“能力本位”模式，还有我国台湾地区的技职教育模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职业训练模式等各具特色的高职办学模式均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在国际比较中坚定信心，探索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职教育办学模式和体制机制，能够较好地满足适龄青年就读高等教育和学习技术技能的双重需求，是遵循“博采众长、融合提炼，以我为主，自成一家”的理念和思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之道，这不仅与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民族、国情相适应，而且与社会公众的情感、态度、倾向相吻合。
(二)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内涵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特色是历史和现实做出的回答，是国际比较得出的结论，既是独具特色的，又是独具优势的。研究中国特色高等
职业教育的思想渊源、内涵特征与独特贡献必须立足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实践，发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提炼标识性学术概念，正确解读中国现实，回答中国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的制度特征以及其更广泛的社会功能，从而了解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期待和需求，尝试构建一种可以被广泛理解和传播的话语体系，与传统接续，并以扎实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实践探索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养分和原料。
话语体系与实质内容相对应，是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产物。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是一个宏大的历史主题，经过了四十年的历史演进，中国高等职业教育逐步形成具有历史特征和制度因素的类型特色，而这正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底色，并集中体现在话语体系的内涵上。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贯彻就业立校、服务强校、合作兴校的发展方针；二是坚持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在探索产教深度融合中办好高等职业教育，为学校发展提供强大外部和合作基础；三是坚持以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为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努力培养知识、能力、素质相结统一的学生，始终做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培养既能做好事，更能做好人的毕业生；四是坚持贯彻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基、以校友为宗的办学思路，致力于打造和建设教师、学生、校友发展共同体，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可持续健康和谐发展；五是坚持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培养跨文化交流经历和能力，积极探索从第一到第三课
堂进而向第四到第六课堂经历的人才培养工作创新，切实提高毕业生适应职场、适应社会、适应世界的能力。
(三)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价值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实际上致力于在最典型的形式话语特征中发现话语生产和流通的社会条件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人类语言的内在终极目标是取得一致，即达成共识。只有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真诚交往，才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7]话语体系概括和凝练了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共同特征与基本规律，这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长期分割甚至对立的情况下形成对抗性话语的状况下反映得更加明显。然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差异性，这种共同点在高等职业教育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话语体系建设绝非词语构造，更非‘概念游戏’，不能将严肃的学术创新蜕变为文字、概念的制造与演绎”[8]。而前期相关研究之所以显得零散，一方面固然由于问题意识的缺失，另一方面也囿于未能形成话语体系，而这两方面又与缺乏“四个自信”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教育是软实力，有着巨大的正向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如高等职业教育如何配合企业“走出去”，凸显高等职业教育的“软实力”等。由于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完备性不足、影响力不强，导致其作用发挥不够。中国特色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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