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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产业关系与职业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Political System,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estern Countries 作
者：
马凯慈/陈昊
作者简介：
马凯慈(Cathie Jo Martin)，女，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美国 波士顿；陈昊，男，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美国 波士顿
原发信息：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 年第 20163 期 第 2-19 页
内容提要：
20 世纪初期是西方各国职业教育系统形成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三个案例讨论了决定西方各国不同类型职业教育系统起源的政治及社会因素，发现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与产业关系决定了各国不同职业教育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多党的单一制国家容易形成国家层面统合，即大法团主义，建立起以学校为主、培养产业特定技能的职业教育系统；多党的联邦制国家易形成行业层面统合，即行业法团主义，建立起培养企业特定技能的、以公司内部培训为主的学徒制系统；两党制国家易于形成多元主义的产业关系，职业教育以培养通用技能为主，并被纳入在普通中学教育中。近年来的“去工业化”也给西方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具有强大企业与工会组织及国家层面统合的国家能较好地适应并改革职业教育，而组织程度较低及只存在行业层面统合或多元主义的国家不能很好地改革目前的职业教育系统。
Political System,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ester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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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政治制度/产业关系系统/职业教育系统
期刊名称：
《职业技术教育》 复印期号：
2017 年 02 期
中图分类号：G71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6)03-0002-18
20 世纪初是西方各国职业教育系统形成的关键时期。本文旨在探讨西方各国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系统起源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为什么有些国家依赖普通中学教育系统(例如普通高中)培养具有通用技能(general skills)的产业工人，而其他一些国家通过职业学校(vocational schools)和学徒制(apprenticeship)为产业工人提供具有认证的、产业特定(industry specific)①的或企业特定(firm specific)的技能？更进一步，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西方国家职业教育系统的起源及演化中，社会力量(societal forces)如何发挥作用？第二，各国的政治制度如何影响产业关系系统(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进而影响职业教育系统？第三，西方国家职业教育发展面临哪些问题，各国如何改革？
现代工业中，产业工人的技能一般分为三大类：通用技能(general skills)、产业特定技能、企业特定技能。具有通用技能的产业工人一般掌握基础的学科知识，但不具备某一产业工作所需的特定技能，也不具备在
产业内部转换工作所需的可携带技能(portable skills)。特定技能——产业特定技能或企业特定技能——具有可认证、可携带等特点，技能培训通常在雇主协会(employer"s association)②与工会的共同监督或管理之下完成(Greinert，2005；Busemeyer，2009；Busemeyer & Trampusch，2010)。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对技能问题形成了共识，即由于不同国家发展出不同的技能系统，进而产生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例如，协作型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主要依靠具有特定技能认证的高级技术工人，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而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y)中的工人大多缺乏特定技能的培训，这些经济体主要通过较低的产品价格赢得市场。因此，与依靠通用技能的企业相比，依靠高附加值产品竞争市场的企业有更大的动力推动协作型制度的发展(Hall & Soskice，2001；Estevez-Abe，et al.，2001)。
不同类型技能的培训途径各不相同。通用技能的培训一般在普通中小学教育阶段完成，特定技能的培训在企业及工会的介入协调下完成。例如，法国和瑞典的特定技能培训在职业学校进行，学校开设的课程受到雇主协会及工会的监督与管理，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备产业特定技能，并且是可认证、可携带的技能。也就是说，获得职业学校认证的产业工人可以相对轻松地在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些国家则采用“双元制”模式(dual model)，即依靠职业学校和学徒制培养具有企业特定技能的产业工人。在德国和瑞士等双元制国家，学徒制占主导地位，职业学校
起辅助作用；在同是双元制国家的丹麦和奥地利，其职业学校占据主要地位，学徒制则起辅助作用。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各国职业技能培训系统的差异，巴斯梅耶(Marius R.Busemeyer)对不同职业以及技能的种类进行了统计。在德国，企业特定技能有大约 300 种；而在丹麦，产业特定技能有80～100 种(Busemeyer，2009)。总之，各国的职业教育系统表现出很大差异。根据技能的属性以及获得技能的途径，本文把职业培训系统划分为四大类(见表 1)。
本文的主要目标在于找出能够解释职业教育系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是什么因素决定有些国家依赖普通中小学教育形成通用技能系统，有些国家依靠职业学校形成了可认证、可携带的产业特定技能系统，而另一些国家通过学徒制形成了可认证的、可携带的企业特定技能系统？更重要的是，同为协作型市场经济，为什么有的国家(如丹麦)发展出产业特定技能系统，而另一些国家(如德国)则发展出企业特定技能系统？如何解释协作型市场经济内部的技能系统多样性问题？
二、决定技能系统形成的政治因素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政治制度决定了产业关系系统(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进而决定了技能系统的形成。具体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影响了政府在技能培训中承担的义务(state commitment)和雇主管理培训的能力(employers" capacity)。政治制度在这里主要指政党制度与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一般分为两党制与多党制两种。不同的政
党制度一般伴随着相应的选举制度。多党制国家一般采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而两党制国家普遍采用多数代表制。国家结构形式指的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分权的程度，分为联邦制与单一制两种。
多党制与单一制的政治制度会促使政府在公共服务上承担更多的义务。相较于两党的多数代表制，多党的比例代表制能更全面地涵盖各种利益团体的利益，因而不同利益团体能够更加精确地找到可以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这也会增加选民对政府的信任(Kitschelt，1993；Cusack，et al.，2007)。在比例代表制国家，企业愿意承担更多的赋税，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可以得到更好地代表。另外，在多党制国家，政策一般稳定、连续、变化幅度小。这些相对稳定的政策也让企业更愿意接受政府的介入。除了政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也起作用。单一制政体下，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相反，联邦制的政体加剧了不同区域(州、省)的差异。在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远大于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一般会降低社会福利支出以吸引企业的投资。
政治制度还通过影响产业关系系统间接影响职业技能培训系统。总体上，不同的政治制度造就了三种不同形式的产业关系系统：大法团主义(macrocorporatism)、行业法团主义(sectoral-corporatism)、多元主义(pluralism)。具体来说，首先，多党制更好地代表了各种大小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雇主们更愿意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政党。这些专注企业利益的政党能够更好地关注雇主们的共同诉求，并做出可信的政治承诺，进而
提升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协作(Kitschelt，1993；Cusack，Iversen & Soskice，2007)。在多党制国家中，一党独大组建政府的情况非常罕见，一般由几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来共同执政。这种执政联盟的机制进一步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形成激励，同时也增加了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由于比例代表制之下很难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当专注于企业利益的政党面临来自工人政党以及农民政党的竞争与挑战时，他们会倾向寻求体制外的途径来完成公共政策的制定，比如通过非议会渠道与工会直接达成一些协议。其次，不同于多党制，两党制中的任何一方都倾向于代表尽可能多的利益群体。但是从属于同一政党的雇主们的利益诉求往往存在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比较大的矛盾。在两党制中，两个政党为了赢得选举都会尽可能地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Downs，1957)，这导致雇主们认为没有哪一个特定的政党可以代表他们的特殊利益。此外，由于两党制中的政党相对容易赢得选举成为议会的多数党，两党制下的政党缺乏动力去利用非议会渠道与工会协作。再次，国家结构形式也影响了不同级别的雇主协会的形成。单一制国家一般容易产生权力集中的、没有区域差异的全国性政党，也更容易产生组织良好的法团(Coleman，1987)。相反，在联邦制国家，州或省政府的权力很大，自治程度较高，意识形态及地理上的区域差异也相对更明显。这种较大的区域差异容易催生碎片化的区域性组织，而非全国性的组织，因为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都主要集中在州或省这一层级(Hawley，1966)。
依据以上理论可以推出，政党制度(两党制、多党制)与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联邦制)可产生三种不同的产业关系系统(见表 2)。首先，单一制和多党制国家会产生一种全国性的、包容性的、高度协调的大法团主义(macrocorporatism)。在大法团主义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很强，对福利的财政支出也更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转而由全国性的高层代表团体(peak associations)来进行，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是一种互信、互助、协作的关系。其次，联邦制与多党制国家容易形成行业层面的组织，即行业法团主义(sectoral-corporatism)。虽然国家层面的法团也存在，但力量薄弱，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这是因为联邦制国家的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州或省一级，各地区的差异很大，难以达成中央层面的统一。另外，多党制中代表企业利益的政党大多分散在地区层级，即使在国家层面存在一些希望代表企业利益的政治家，他们也很难找到一个能代表不同企业利益的全国性政党来制定公共政策，这从侧面造成了企业对联邦政府不信任，从而抵触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Martin & Swank 2008，2009)。再次，两党制国家中(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雇主协会的力量最为薄弱，作用非常有限，产业关系系统表现为多元主义(pluralism)。在这样的国家中，不存在一个代表不同企业利益的全国性的高端代表团体。任何一个政党也没有动力去赋予雇主协会或者工会制定政策的权力，因为两党制中的每个主要政党都不需要形成执政联盟就可以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
三、产业关系系统与职业教育系统的形成
产业关系系统对职业教育系统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影响技能培训的模式与培训知识的范围、影响技能的属性(通用技能或特定技能)、影响技能培训的等级与政府财政补贴的力度。
第一，不同产业关系系统影响了职业培训的模式与培训知识的范围。企业控制的学徒制一般偏好培训高级技术工人而非低级技术工人。相比之下，由雇主协会或者工会监督与管理的组织一般会更照顾低级别的技术工人，并通过职业学校对这些工人进行技能培训。另外，职业学校的起源也恰恰是因为由传统手工业行会(guild)控制的学徒制满足不了工业化发展的需求，大量缺乏现代工业技能的工人急需技能培训。在大法团主义国家，职业学校中所开设的培训项目以及每个项目所开设的课程，都是由雇主协会与工会共同商讨决定。因此，在大法团主义国家中，职业学校培养出的技术工人能更好地适应市场和行业的需求。相比之下，在行业法团主义国家，职业学校受其所在地区的影响非常大，不同区域的技能培训内容差异很大，工人的技能不如大法团国家的工人那样具有高度的兼容性。换言之，行业法团主义国家中的技能培训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区域差异。
第二，不同产业关系系统影响了技能的属性与可携带性。技能的属性大致分为通用技能、产业特定技能、企业特定技能三种。技能的可携带性指的是产业工人的技能在不同产业或者不同企业的适用程度。一般来讲，通用技能不具备携带性，因为这种技能主要通过普通中小学教育获得，缺乏对任何产业的特定适用性。相反，特定技能具有可携带的特点，其中，
产业特定技能的可携带性比企业特定技能的可携带性要高。在法团主义国家，由于存在不同层级的法团，雇主与工会之间的联系要比多元主义国家紧密得多，产业工人获得的技能也是可认证的、可携带的。相比之下，自由市场经济体缺乏强有力的雇主协会，雇主或工会对学校课程设置的影响也微乎其微，通过普通中小学教育获得的技能不具可认证性和可携带性等特点。
第三，不同产业关系系统影响了技能培训的等级与政府财政补贴的力度。建立协作型市场经济或者法团主义的一个好处在于，雇主们对通过立法或三方协调等机制来提升工人技能存在极大的兴趣(Martin & Swank，2004)。罗斯廷(B.Rothstein)的研究发现，在法团主义国家，雇主们已经成功被政府“统战”并且非常支持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投入，这也是很多国家发生福利大幅扩张并形成福利国家的原因之一(Rothstein，1998)。在法团主义国家，雇主们愿意承担更多赋税以便政府为技能培训提供更高的补贴。除此之外，一旦这种统合的产业关系确定下来，雇主们雇佣廉价的、低技能等级工人的动力就会显著下降。他们更希望建立起一种长期、和平与稳定的劳资关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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