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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去干校的那一天，父亲瞒着所有的人来幼儿园看我。我们之间隔着幼儿园大门的栏杆。我仍然记得他头上草帽的形状以及帽沿在他肩部留下的阴影。他说我们很久不能见面了，因为他要去很远的地方。他的语气触动了南方夏日的天气，正午的阳光突然显得更加晃眼。我没有问他任何问题。我没有问他“很远”有多远。
那是我对“距离”最早的记忆。那是我对“距离”最早的恐惧。
四个月之后，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祖国迎来了“伟大的”七十年代。历史学家有理由和责任对七十年代第一篇元旦社论中的这个形容词提出质疑。他们很容易在字典里找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其它选择。但是，生命只有一次，它与一个年代的相处只有一次。那是无法选择，无法替换的“一次”。
站在七十年代的入口，我只是一个将近六岁的孩子。沙漠还在延伸，黑夜还在继续，但这就是我的必经之路。我必须走进这个年代，将它当成我的水、我的空气、我的土壤和我的恩师。我所有的感官都将由它启蒙。我全部的梦想都将从它发源。在它的出口，我骨骼的发育将接近尾声，而“死亡”和“语言”这两颗种子将在我“灵魂的深处”萌动，渴望着以文学的名义在随后的年代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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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错过了1970年春天北京的枪声。《出身论》作者的名字以及他不可能与身体一起被消灭的思想十年之后才惊动我的听觉。这种错过是那个年代的常规，那种政治的专利，与北京和我居住的城市之间的距离没有关系。事实上，地理的距离在七十年代一开始就已经不再是信息传播的障碍。技术向大门紧闭的中国炫耀了它创造的奇迹：就在北京经典的枪声响过之后的第50天，我像许多中国人一样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天籁之音：So-So-La-Re，Do-Do-La-Re……这是七十年代最世俗的乐曲，但是这一次，它来自神秘莫测的天外，来自一颗仅重173公斤的“星星”。
那颗人造的“星星”就像在今天的卡通片里出没的宠物和怪兽，激起了孩子们无边的想象。夏天的夜晚，家长们将竹板搬到了我们那一排平房前的空地上。孩子们乘机开始了一场视力和听力的角逐。我从来没有用肉眼看见过那颗“星星”，也没有直接(不经过收音机)听到过那划破夜空的乐曲。但是，有两个孩子却听到和看到了。他们在我耳边哼唱起他们直接听到的旋律，同时指着夜空说：“就在那里，动的那一颗，像流星一样。”我有点自卑，也有点嫉妒。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感觉不到年纪相近的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感觉得到的奇迹。
好在很快又出现了新的奇迹。它出现在随处可见的宣传画上。它惊心动魄的形状让我着迷。这已经不是从中国的沙漠上升起的第一股蘑菇云，但这是进入我记忆中的第一股。它阴森森的美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母亲总是提醒我不要去碰路边的蘑菇，而我又隐隐约约听说过家族里曾经有人死于蘑菇中毒。这从飞机空投下的氢弹中生长出来的“蘑菇”是不是也会有毒?它的毒性会有多么剧烈?
像所有身心健康的男孩一样，我对武器充满了敬意。在我出生那一年，成功爆炸的原子弹和我三岁那年成功爆炸的氢弹，早已经是我和邻居的孩子们游戏时使用的常规武器。我们有许多次关于原子弹更厉害还是氢弹更厉害的争论(当然，解决那种争论的最后方式通常是原始的拳打脚踢)。为了游戏能够不断地“升级”，我们总是盼望着新的武器(准确地说，是新武器的名称)。七十年代激烈的军备竞赛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和想象。
如果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新一次的核试验都只是技术的奇迹，“远在天边”的奇迹，1970年还为我展示了人的奇迹。那个人用一个瞬间就征服了世界：他纵身一跃，创造了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而且对我来说，这还是“近在眼前”的奇迹，因为那个世界纪录就诞生在我居住的城市里，它所克服的地心引力每天都在精确地作用于我自己的身体。刹那之间，“2米29”侵入了我们全部的生存空间。我们在餐桌旁谈论它，我们在厕所里谈论它。在我们拥有了卫星的生活中第一次出现了“明星”，因为一个瞬间而耀眼的明星。它对感官的冲击不亚于沙漠里升起的蘑菇云。
除了这些属于“我们”的奇迹，1970年还带来了只属于我自己的奇迹。它比那个世界纪录离我更近。它隐藏在湖南长沙第四中学(历史上著名的周南女中)校园东北角那一排平房中间九平米大的一个房间里，隐藏在房间里的那张属于校产的书桌里，隐藏在书桌左侧最下方的抽屉里。
周南女中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过杰出贡献。它的学生名册提供了中国现代史知识竞赛的一些标准答案(向警予、杨开慧、蔡畅、丁玲……)。在七十年代，那其中的不少名字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光彩，而且，学校的大门已经为另外那“半边天”打开，我们这些生活于校园里的孩子们不会因为它显赫的历史而自豪。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它正在轰轰烈烈地经历着的现实。我们有自己的世界。它就在与我们那一排平房相连的一条绵延曲折的长廊的尽头。那是我们的“五星花园”。那里有兰花，有蝴蝶，有层出不穷的树丛。穿过长廊两侧贴满的标语口号和大字报，我们进入我们的童话世界。我们在那里游戏、吹嘘、争吵、打闹。我们在那里扔下过无数的原子弹和氢弹，但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我们还在那里埋下过许多的西瓜籽，但从来没有看见过梦想的结果。
很多时候，去参加政治学习的母亲并不想让我们如此散漫。她将我和姐姐锁在九平米的房间里。窗外就是街道，我不仅经常能够听到百姓的摩擦，偶尔还能够听到革命的风暴。可是这些都不能激起我的兴趣。我经常会觉得百无聊赖。有一天，我觉得无聊透顶，开始翻箱倒柜。在书桌最下层的抽屉里，在一大堆文件和报纸的下面，我翻出了一本名为《革命烈士诗抄》的书。这书名中的“革命烈士”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但是，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本诗集：“诗”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和姐姐随意地翻动着诗集。突然，我们的视线被两行诗抓住了：
在埋葬我骨骼的大地上，
将有爱情的花儿开放。
我至今不相信当时自己能够独立地认全诗行里的这些字，但是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两行诗(以及诗人的名字)。这是一次意外的阅读，还是一次宿命的阅读?这是沙漠和黑夜中的一个瞬间。在这个电闪雷鸣的瞬间，爱情在死亡和诗歌的陪伴下进入了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第一次诗歌体验，也是我的第一次死亡体验和第一次爱情体验。
像马雅可夫斯基最后的爱情体验一样，这第一次漂进我生活之中的“爱情的小舟”也注定要撞上“现实的礁石”。晚餐的时候，我忍不住向母亲炫耀下午的发现，得意地朗诵出了那两行诗。我以为我的朗诵会得到母亲的赞赏。可是，我错了。母亲只是惊了一下，然后很冷静地看了我一眼。她什么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那本书就不见了。而且，它永远都不见了。
这是七十年代的中国为我的一生独创的奇迹。
3
我出生在四月。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经历四月的残忍。那一年的教育革命将小学的入学时间提前到了春季。而1971年3月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够法定的入学年龄。母亲不愿意继续将我锁在家里，哪怕抽屉里已经不再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