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有教无类”产生于春秋末期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从政治的视角考察，“有教无类”蕴含一定的民主价值：一是从根本上拓宽了受教育面，涵养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二是培育了独立人格，涵养了民主政治的独立自主精神;三是传播了君子之道，涵养了民主政治的力量源泉。
关键词：孔子;有教无类;民主价值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3.012
[中图分类号] G40-0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3-0060-06
孔子“有教无类”无疑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件，但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决定了其“有教无类”的意义决不会止于教育方面。事实上，从政治的视角考察，“有教无类”有着不容忽视的民主价值。
一、孔子“有教无类”的政治基点
孔子向往大同、小康型的社会，他自述己志为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第五》），并深为赞同曾皙“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第十一》）的志向。无人不成社会。孔子的大同、小康社会理想体现在人的方面，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物质上有保障，精神上有坚守，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第四》），“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第一》）。
大同、小康社会的实现仰赖政治，因此，孔子对政治充满热情并为当政者设计了施政蓝图，希望当政者做到“恭，宽，信，敏，惠” （《论语·阳货第十七》），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第二十》）。一言以蔽之，就是希望当政者要让百姓物质、精神都得到满足与发展。例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第十二》）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论语·子路第十三》）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当政者“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第六》），把百姓放在首位。在物质层面，认识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第十二》）“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第二十》），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第一》）“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第二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第二十》）等。在精神层面，认识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二》）“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子路第十三》），做到“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第二》）;等等。
孔子对当政者寄予满腔热望，但当政者却每每让人失望。《诗经》在反映民生疾苦的同时，有大量诗篇讽刺了当政者的腐朽无能，如《诗·曹风·候人》讽刺贵族不称其服、德才不配位，《诗·秦风·车邻》讽刺贵族阶层今朝有酒今朝醉、颓废行乐，《诗·唐风·山有枢》讽刺贵族老爷贪婪、吝啬、懒惰，《诗·小雅·十月之交》讽刺周幽王色令智昏致国家危乱，《诗·小雅·雨无正》讽刺周幽王苛政多如淫雨，《诗·小雅·小旻》讽刺统治者重奸佞、任小人、政策邪辟，等等。曹刿讽刺当时的统治阶级“肉食者鄙”，孔子则讽刺当时的当权者是“斗筲之人”（《论语·子路第十三》）。
既然贵族统治阶层难孚众望，孔子提出“举贤才”（《论语·子路第十三》）的政治改革主张，认为“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论语·雍也第六》），将举贤视野拓宽到社会全体民众，主张唯贤是举，而不以出身论。然而，当时民众中又有多少贤才可举呢？关于“民”的含义，《说文解字》释为“民，众萌也”，段玉裁注“萌犹懵懵无知貌也”。古时往往把没有教养文化的人称为“民”，孔子也多次慨叹当时民众的懵懂，如“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第六》）“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等。然而，“学则不固”（《论语·学而第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认为教育、学习可以改变人性，“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第十六》），广大民众就是因为生活困顿又得不到教育才会久居下位的。为了能在全社会范围内“举贤才”，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制度桎梏，创办了当时规模最大的私学并有教无类。因此说，孔子有教无类有着明确的政治基点。
二、孔子“有教无类”的实践途径
（一）在教育对象上，坚持“无类”之教
孔子创办私学收徒讲学，终其一生，“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这些弟子，地域各异，如漆雕开是蔡人，闵子骞是鲁人，子夏、子贡是卫人，子思是宋人，子游是吴人，子张是陈人，等等;贫富不同，如“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第十一》），颜回经常身无分文，而子贡却很会做生意赚钱;性格迥异，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第十一》），高柴愚直，曾参迟钝，子张偏激，子路鲁莽;年龄不同，如子路只比孔子小9岁，而公孙石比孔子小53岁，颜路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在孔子门下学习;智愚不同，如“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先进第十一》）;阶层不同，如孟懿子是贵族，冉雍是“贱人”之子，子张出身“鲁之鄙家”;境遇不同，如公冶长坐过牢，颜涿聚原为“梁父之大盗”;媸妍不同，如澹台灭明就状貌甚恶;等等。
孔子的“无类”之教还体现在他创办的私学之外。孔子周游列国14年为多国当政者资政，他做到了“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第七》），对非孔门者也是谆谆教诲。《论语》中诸如“或谓孔子曰”“或曰”“或问子产”“或问之曰”的记录有九处之多，其中“或”意为“有的人”，指的就是社会上的某个人。孔子摈弃偏见接见互乡少年进行教育，他想到未开化的九夷之地去居住，认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阳货第十七》）。更如“公山弗扰以费畔”“佛肸以中牟畔”，孔子都“欲往”（《论语·子罕第九》），对造反者也打算进行教育。至于“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第十七》），故意让对方知道自己不屑于教诲，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不教之教的教育方式。
（二）在教育方法上，坚持“因材施教”
一方面，孔子通过因材施教培养弟子的个性思想。孟懿子、孟孙、孟武伯、子游、子夏都问孝，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子贡、子张等都问仁，子贡、齐景公、子张、季康子、子路、叶公等都问政，而孔子给予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第十一》）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他解释说“冉有为人懦弱畏缩，所以要激励他的进取勇气;子路好勇过头，所以要让他谦退”，这是孔子本人对“因材施教”的一次具体阐释。也正因孔子因材施教，其门下弟子得以才华各异，“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 ，子夏” （《论语·先进第十一》）。
另一方面，孔子通过因材施教培育弟子的个性气质。孔子鼓励弟子“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十分认真用心地培育呵护弟子的个性气质：弟子颜回从不质疑孔子所言，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论语·先进第十一》）;子夏谈了自己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理解，孔子感慨“起予者商也”（《论语·八佾第三》）;孔子见南子、孔子欲见公山弗扰，子路均表示不悦，子路还认为孔子的“正名”想法太迂腐等，孔子均给予耐心的解释;“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平和地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第三》）;宰我反对三年之丧，与孔子的主张相悖离，孔子在批评之后依然说“女安，则为之”（《论语·阳货第十七》）;温和消除弟子在自己面前的顾虑，“以吾一日之长乎尔，毋吾以也”（《论语·先进第十一》），鼓励弟子“各言尔志”（《论语·公冶长第五》）;“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论语·先进第十一》），对弟子们的鲜明个性，孔子感到很欣慰。
（三）在教育目標上，坚持“君子”之教
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第七》）。圣，虽是人生至高境界，但“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第六》），因此，君子成为现实中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女为君子儒”（《论语·雍也第六》），君子是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孔子对弟子的殷殷期冀。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孔子的教育不是简单为了一技之长，而是通过“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第七》）四个方面的教育来施行“道”的教育。孔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第四》），弟子冉求对孔子说“非不说子之道”（《论语·雍也第六》），孔子反复强调“道”，如“士志于道”“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第一》），等等。至于君子道，孔子概括为三方面，即“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卫灵公第十四》）。
仁者不忧。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泛爱众”（《论语·学而第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第六》）“克己复礼以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第十二》），强调从自己出发，从力行孝弟爱自己的家人亲人，推而广之到爱他人，这就是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第四》），没有了仁，就不配叫君子。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第十七》），就是要求弟子首先要做有情感的人，而且这种情感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第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第七》），一般的人心中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因此总是忧忧戚戚，“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论语·阳货第十七》），而君子胸怀宽广，泛爱众，不会将个人得失记挂心头，因此，君子才会仁者不忧。“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第一》），君子爱人是君子之本。
勇者不惧。孔子对“君子”的道德阐释有很多，但最核心最本质最首要的就是“义”，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第四》）“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心目中的“义”就是积极的入世精神，就是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与担当。隐者长沮、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面对隐者，孔子弟子子路也慨然说道，“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第十八》）。孔子及其弟子皆知天下无道，却义无反顾努力追求天下之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第十四》）。“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第二》），孔子把“勇者不惧”作为君子道，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国家大义面前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喻于义”可谓君子之质。
知（智）者不惑。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第八》）。骄者，恃才傲物;吝者，吝惜其才不以及人。孔子主张“举贤才”，但“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说“举尔所知”（《论语·子路第十三》），因此，实现“举贤才”就需要大家都不吝其才让人知晓。不吝其才，首先是不匿其才。“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第七》）。“无隐”是孔子的品格，他既不为己隐，也不为弟子隐。对于自己，他每每自述己才，如“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第九》）“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第十三》）。对于弟子，他屡屡赞誉有加，如赞美子贱是君子，赞美颜回贤，赞美闵子骞孝，赞美“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第六》），等等。不吝其才，还要不私其才。“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第九》）这段话以美玉喻才能，体现了孔子不愿“怀其宝而迷其邦”（《论语·阳货第十七》），渴望将自己的才学奉献给社会、国家的急切心情。孔子极力主张学以授政，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十三》），知（智）者不惑可谓君子之明。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第一》）。历代先王的治道以和为美，“和”是一切小事大事的决断原则。因此，君子道除了上述三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第十三》）。史伯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左传·昭公二十年》）所以，有“不同”才能至“和”之美境。“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第十三》），鉴于“言”的极端重要性，孔子对“和而不同”在“言”的方面的论述颇多。其一主张“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第十四》），鼓励弟子要敢发不同之言。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第十四》）卫国大夫史鱼，以耿直敢言著称，孔子赞他“直”;弟子冉求仕于季氏，但对于季氏僭礼祭祀泰山、季氏将伐颛臾、季氏富于周公却仍聚敛财富等行为，冉求都不敢、不能劝止，孔子给予冉求以严厉批评。其二认为“有言者未必有德”（《论语·宪问第十四》）。鲁哀公向宰我问社主之事，宰我罗列了夏商周三代的社主情况，却没提出明确的意见建议，故而遭到孔子的批评。孔子强调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第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第十一》）“言必信”（《论语·子路第十三》）“言思忠”（《论语·季氏第十六》），还强调要把握“言”的时机，“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第十六》），等等。“和而不同”可谓君子之贵。
三、孔子“有教无类”的民主价值
（一）“无类”之教从根本上拓宽了受教育面，涵养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西周王朝从夏、商两代兴亡的历史中总结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因此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当时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政治进步，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早期初步民主觉醒，是尊重民心民意倾听民声然后为民作主，但这与民主的本来含义——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有着根本的区别。孔子的“无类”之教从更广的范畴涵养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从而深刻影响甚至改变政治格局。 “无类”之教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受教育面，使更多的人获得了受教育成才的机会，实际上是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才能资本，为更多的非贵族阶层参与政治奠定了基础。孔子的许多弟子就从政了，事实上，从春秋末期开始到战国时期，平民参政比例明显提升，这当然有多种因素影响，但平民教育的开展绝对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孔子还将“野人”纳入教育视野。西周时期有“国人”“野人”之区分，“国人”指居住在城邑的人，多为平民;“野人”指远离城邑的人，多为农民。孔子主张“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吾从先进”（《论语·先进第十一》），唯贤是举，唯才是用，即使是野人又如何！弟子子路就是鲁国卞之野人，但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公冶长第五》）“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第六》），野人子路成为孔门政事科的杰出代表。
（二）“因材施教”培育了独立人格，涵养了民主政治的独立自主精神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第九》），强调一个人要具有独立的思想;孔子又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第二》），认为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局限于一技之长、一物之用而满足于供人使用驱使;孔子还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论语·先进第十一》），大臣以道事君，有道的坚守，而具臣只是能办事而已，但即使如此，具臣也有自己 “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的底线（《论语·先进第十一》）。综上所述，孔子的教育看重独立人格的完成，而非知识技能的掌握。孔子的“因材施教”正是培育了弟子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精神。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这与这种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是分不开的。《论语》中也有一些孔子弟子思想上争锋的记载，如对于如何交朋友，子夏认为“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说“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游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听说后反驳道“噫！子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论语·子张第十九》）。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社会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初步结果，而稷下学宫则是百家参政的民主政治的一个缩影。
（三）传播了君子之道，涵养了民主政治的力量源泉
1. 仁、义，是民主政治的内生动力。由于世卿世禄等的影响，当时普通百姓“仁”“义”思想意识还较缺乏。比如，“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经·伐檀》）面对统治者的剥削，百姓们除了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就是幻想统治者能良心发现能“不素餐兮”;“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经·硕鼠》）。百姓们对统治者逆来顺受，“三岁贯女”，但统治者 “莫我肯顾”，残酷依旧，幻想破灭的百姓便选择逃亡，重新幻想能有一片乐土。逃亡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但乐土却不存在，孔子路过泰山边所见到的妇人，就为了逃离苛政躲到了荒山野岭，结果，公公、丈夫、儿子都死于虎口……虽然当时“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子张第十九》），但孔子使“仁”“义”广泛传播。孔子之后，一代代儒学后人薪火相传，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仁”“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促进了普通民众的文化觉醒和民主觉醒，而陈胜、吴广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发出了民众民主觉醒的先声。陈胜，乃“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汉·贾谊《过秦论》），困顿之时便有鸿鹄之志，当面临失期当斩的威胁时，陈胜、吴广认为，“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不再选择逃亡，而是果断“死国”，揭竿而起，并“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史记·陈涉世家》），高高举起了仁义的旗帜，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仁者爱人、君子喻于义，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内生动力。
2.不吝其才，是民主政治的生生活力。曾几何时，普通民众不匿其才因而被举贤才的情况多见，如尧知舜贤而举舜，舜知禹贤而举禹，舜于万千人中举皋陶，汤于万千人中举伊尹，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李斯《谏逐客书》），等等。而孔子之后，广大民众不私其才、自荐其才的情况比比皆是。战国时期，不吝其才蔚然成风，如平民思想家、齐地儒者鲁仲连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无请自荐，献计献策，射书救聊城、义不帝秦，为保卫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毛遂自荐，成功帮助平原君争取到楚王援。至汉，一批批、一代代儒者不吝其才，充分发扬毛遂自荐精神，如郦食其本一贫困看门人，他主动求见刘邦，后为刘邦立下赫赫功劳;叔孙通离开秦二世辗转投奔刘邦，主动请缨定朝仪建立政治秩序;陆贾编写《新语》为刘邦治国理政提供参考;董仲舒不吝其才建言献策，促使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这一制度为社会各阶层士子不吝其才、展示才华并为国家、为社会奉献才智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民主政治要求广大民众积极建言献策。只有“不吝其才”成为一种社会品格，全体民众的聪明才智才能为国家为社会竞相迸发充分涌流，民主政治才能拥有生生不息的無穷活力。
3.和而不同，是民主政治的持久合力。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孔子不轻以仁许人，却赞微子、箕子、比干为殷之三仁，而这三人都是敢于对商纣王之暴虐发出强烈的不同之声的人。孔子之后，儒者进一步阐扬这“不同”，如鲁穆公问于子思（孔子之孙）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1]孟子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荀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子·大略》）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鲁国大夫叔孙豹更是把“立言”作为三不朽之一。建言献策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方式，而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对当今发展民主政治仍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鲁穆公问子思[EB/OL].（出版日期不详）[2019-03-25].https：//baike.so.com/doc/911815-963755.html.
责任编辑：任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