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4-04-30
基金项目：201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促进就业增长互动机制研究（14BJL097）”；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蒙古族生育转变及对其生计选择的作用机理研究（71303102）； 内蒙古社科规划办课题（2013C097）；2013年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联合资助课题（20131501120008）；内蒙古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项目资助：（30105-125142）;内蒙古财经大学重点课题（KY1305）。
摘 要：
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出发，对2003—2011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从总体和分不同地理条件、经济条件考察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外延、粗放型特征出现强化迹象，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复杂度的提升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本、能源、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的强烈依赖。分组检验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显著抑制作用强于全国平均水平，“高高组”经济省份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抑制程度高于“低低组”省份。
关键词：
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复杂度；要素驱动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4-0001-11；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5年的高速增长奇迹。但是经济增长面临的是资本、能源、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粗放型特征明显，全要素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比较低［1］（王小鲁等，2009），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十二五”时期的重大议题。[2]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一直以来均为经济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指出：经济增长来自于社会分工①〖ZW（DYB,0.25〗〖HTF〗①《国富论》开篇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ZW)〗，Young(1928)认为经济均衡的分工水平和均衡的市场容量是均衡的市场网络规模的两个侧面。杨小凯（2003）进一步指出，“专家和生手之间的生产力的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②〖ZW（DYB,0.25〗〖HTF〗②“内生比较优势的程度为一种产品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生产率的差别……（通过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分析指出）该产品买者〖JP2〗和卖者的劳动生产力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而增加。因此，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驱动分工的演进，内生比较优势的程度增加了。从而有：专家和生手之间生产力的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资料来源于《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杨小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p:205-216。〖ZW)〗。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古典经济学对分工所带来经济增长的深刻洞见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杨小凯，2003）。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网络化成为重要现象，而经济复杂度正是这一现象中发展起来的新兴概念，J. Carlos Lopes et al(2008)认为经济复杂度就是经济体各部分的相互依赖程度［3］。从简短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然而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对两者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更没有定量分析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作用关系。
经济复杂度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出口贸易商品技术复杂度领域。学者对我国出口商品复杂度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相悖的结论，Rodrik(2006)，Schott(2008)，Xu(2010)认为我国出口产品复杂度较高，然而Yao(2009)，Wang et al(2010)通过具体测算认为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技术含量并不高，经济复杂度较低，杜修立、王维国（2007）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在总体上并没有显著的提升。不同学者分歧的焦点是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变迁过程是否发生在本国，张二震（2008）指出，本土企业能够在进口中获得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所以学术界更加认同中国出口复杂度显著提升的观点（张二震，2008；戴翔，2011）。Rodrik(2006)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来源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出口产品结构较高的复杂度是高速增长的核心。［4］Hausmann et al(2005)，Schott(2008)指出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超过同等收入国家。［5］［6］从要素禀赋角度来看，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生产结构和技术结构，通过对区域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升级”，发挥比较优势，加快资本积累进程，发挥“后发优势”，所以改善区域间要素投入关系构成区域经济向世界技术前沿演进的重要手段（Zilibotti, et al.,2006）。杨汝岱、姚洋（2008）分析提出“有限赶超”概念，指的是“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高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劳动分工所决定的水平”，并通过对112个国家数值的计算，认为有限赶超对一国经济增长速度具有显著的影响效果。［7］
Hausmann and Klinger(2006)认为经济复杂度是对国家生产更多更复杂产品能力的一种反映，经济复杂程度与经济体的绩效具有密切关联性。Hausmann et.al（2007）从出口产品结构整体技术含量的角度展开对经济体经济复杂度的研究，认为人均GDP、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规模是决定一个经济体复杂度的因素。安苑、王珺（2012）认为财政行为的波动性越大，地区技术复杂度越高的产业份额下降得越多。［8］刘慧、陈晓华（2012）从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角度出发认为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9］黄永明、张文洁（2012）运用中国出口美国的131种典型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为样本，分析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演进机理以及影响因素。
西方经济学者发展出较多的经济复杂度测算方法，主要是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框架。Chenery and Watanable(1958)明确提出经济复杂度是经济社会产品用来满足中间投入的百分比，并最先利用投入产出系统测算经济复杂度。其后，Rasmussen(1956)，Hirschman(1958)利用平均产出乘数衡量经济复杂度，然而计算公式中并没有考虑到产业分工中的网络效应，因而Blin and Murphy(1974)指出这种测算方法大大增加了经济复杂度，并据此修改了经济复杂度的测算方法。Jensen and West(1980)发展一个具有更多应用价值的经济复杂度模型，认为经济复杂度就是全部门生产的平均迂回系数，一个部门所生产的产品，被其他部门所运用，通过产业关联，最终又影响到初始产业所花费的平均链条数。这种测算方法深入到产业内部关联上，是一种利用“自身到自身”影响的平均链条数进行评价的方法。从投入产出表的矩阵表达方式入手，形成显著的研究成果，Lantner(1974)，Yan and Ames(1963)，Dietzenbacher(1992)均从矩阵的阶数与经济复杂度的内在联系角度出发构建经济复杂度表达式。Finn(1976) and Ulanovics(1983)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设计的经济关联中平均路径长度和周期指数两个指标，Dietzenbacher et al (2005)，Dietzenbacher and Romero(2007)完善了平均路径长度指标。Amaral et al (2007)认为经济复杂度可以划分为经济从属程度和网络效应大小两个方面。国内研究中，樊纲等（2006）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进行了讨论，姚洋和张晔（2008）将投入产出分析运用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中，并剔除进口中间品的技术复杂度后测算了中国出口净技术含量。李善同、吴三忙（2013）运用Dietzenbacher et al (2005)，Dietzenbacher and Romero(2007)模型设定，采用1987—2007年间五次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得出我国经济复杂度由1987年的269上升到2007年的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