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实践中的一系列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我刊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文，撰文研究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新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以飨读者。
摘要：适度人口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快速增长的人口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支持计划生育，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从1957年毛泽东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的反复修改以及在此前后他的一系列谈话的精神来看，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计划生育是有保留的，至少是紧迫感不强。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以后，毛泽东对计划生育转持积极态度，遵照他的指示，我国的计划生育60年代工作力度明显加大，70年代向城乡全面推开，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关键词：毛泽东；计划生育；节制生育；人口；人口政策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01—08
理想的人口结构、适度的人口规模，历来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这是因为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的人口，只有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作为消费者的人口，则天然地有赖于足够的生活资料特别是食物的供应，如此才能满足人口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于是，就业水平和食物供应水平就是观察人口规模是否适度的两个最主要的指标。除此之外还要关注的一个指标是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它关系到就业和食物保障的可持续性。假设食物供应不足不存在分配不均或天灾人祸的原因，那么这种不足就一定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所引起的；同样道理，假设就业不足不存在结构性失业或经济危机等原因，那么这种不足也一定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增长的速度所引起的。这两种情况都表明存在绝对的人口过剩（当然，人口承载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函数）。通常，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调适人口规模、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外乎降低人口出生率或提高人口死亡率两个途径。从趋势上看，正常的人口死亡率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从而人均寿命延长；而人口出生率则会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这一原理表明，在现代化水平较低、人口增长过快时，人类主动地对人口出生率施加影响是必要的，这也是发展中经济体会面临的共同背景。然而，人类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是18世纪末以来的事情；现代避孕药具的发明和普及更是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事情。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口大国。历史上，尽管鼓励人口增殖的思想和政策长期占主导地位，但自战国时期以来，就一直有学者或政治家提出相反的主张。如战国的韩非，唐朝的杜佑，明朝的冯梦龙、徐光启、宋应星，清朝的乾隆皇帝、洪亮吉、汪士铎、龚自珍、魏源、包世臣，以及近现代的梁启超、严复和社会学家陈达、陈长蘅、许仕廉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视节制生育为救国救民的出路之一。这当中，就有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早在1921年担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邵力子就积极地倡导节制生育，并将这一政策与妇女解放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宣传。同一时期提出类似主张的还有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张竞生等。妇女节育运动的先驱、全美节制生育联盟主席玛格丽特·桑格（Sanger Margaret）来华访问并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后，人口问题乃至生育问题一度成为中国知识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影响甚至波及一些大城市的普通民众。此后进入战争年代，相关讨论趋于沉寂，节制生育的主张有些不合时宜。但一旦社会安定下来，人口的恢复性增长就势必引起一些人的警觉。新中国成立后，全盘学习苏联，反对避孕和节育，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口补偿性增长的需要，但是在邵力子等人看来，“中国的生产落后，而人口的发展太快，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阳力”。
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在1954年11月1日得以公布。由公报显示的数据可知，1953年6月30日24时我国的人口数量为58260万人，不到四年就比新中国成立时估计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多出一亿多。这一数字一经公布，引起了舆论界的哗然，要求节制生育的呼声远比二三十年代更为强烈，因为这当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人民大众的声音。同一时期，政务院和全国妇联的一些领导人也对人口增长的形势深感忧虑，敦促卫生部改弦易辙。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1953年8月率先对卫生部反对节育的政策提出异议，要求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9月29日，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说：“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在1954年2月25日主持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时，周恩来表示赞成卫生部提出的避孕问题。同年5月27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给邓小平写信，反映城市知识妇女要求节育的愿望，并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5月28日，邓小平批示给政务院秘书长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习仲勋说：“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2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召集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座谈关于节制生育的问题，在讲话中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全世界的人口增加以中国为最快，现在每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如果不节育，增加还要快。小孩生多了困难很大，父母、家庭、小孩本身都困难，社会和国家也困难。衣、食、医药、学校等等都不够，而且一下子也解决不了。因此，应当赞成节育。要搞一个关于节育问题的党内指示，先把党内思想统一起来。卫生部门可以编些节育技术指导的小册子。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要努力做好避孕药品与器具的供应。
在这些领导人的指示和督促下，卫生部开始有了行动。政务院在1953年8月批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要求卫生部推行帮助群众节育运动，同时批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4年7月，卫生部下发通知，确定避孕方法可由人民自由采用，但未交代明确。其后在同年11月lO日下发《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中检讨了过去对节育采取严格限制方针的错误，提出改进办法。11月30日，商业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关于避孕药物的管理和供应办法》，再次检查对节育采取管制办法的错误，要求各地卫生部门放宽对避孕、绝育和人工流产的限制。1955年2月卫生部报送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3月1日，中央做出批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于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适当地宣传”是指此前刘少奇在座谈会上安排的不登报，只在党内通知，口头广泛宣传。这一批示是党中央向全党下发的有关节制生育的第一份文件。1956年4月20日、6月20日、8月17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接见外宾时，多次对计划生育提出看法，强调避孕要大力宣传、大力提倡，应该做到有计划生育。同年8月6日，卫生部发出《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指出：“要知道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政府应准备一切条件，来指导并解决群众对避孕的需要，以使广大群众能有计划地生育、调节生育密度，保证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并可减少人工流产手术，和因人工流产手术所招致的一切痛苦和危害，卫生行政领导人员必须重视避孕问题，澄清过去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宣传，教育群众。使人们能了解避孕的积极意义。并能具体实施计划生育，减少生活上、工作上、经济上、健康上的一切困难”。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正是从这一年，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开始对计划生育表明态度，他在次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政策大讨论推向高潮，而他本人对这次讲话稿中涉及人口部分内容的反复修改却是最令人寻味的。
在彭珮云主编的《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405页所附《中国计划生育纪事》中，邓小平在1954年曾向卫生部党组负责人传达过毛泽东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指示。但“指示”内容待考。查《邓小平年谱》无此记载。1969年3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说：“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毛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毛主席讲：‘计划生育是好事，但避孕药一要免费，二要有效’”。“一五”计划从1951年2月做出决定到1955年7月报人大通过，历时四年半，毛泽东的话是哪一年讲的同样不得而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即将出版，不知书中有无明确记载。根据现有公开披露出来的文献，毛泽东最早对计划生育表明态度的是在1956年10月12日。这一天他在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从这段话的前几句来分析，在此以前毛泽东就是“提倡节育”的。而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计划生育讲的是最集中的。同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人是要吃的，常常要想到。”一个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支持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的意见，强调“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毛泽东建议设一个机构来专门负责这件事情，负责人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陈云也是坚决拥护节制生育的主张的。然而，这个机构还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就遇到了障碍，原因可能与后来人口学家马寅初受到批判和毛泽东对计划生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关。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详细记载了这篇讲话稿公开发表前长达两个多月的反复修改过程。其中关于人口的问题原本是这样讲的：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各人民团体来提倡。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认为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部分内容是在讲话的第七节，标题就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此后的第一个修改稿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后面还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这次修改继续保留计划生育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在随后的第三个修改稿中，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看得出毛泽东这时对强调人口过多的观点开始有点不满了，所以接下来的两天形成的第四个修改稿干脆删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不提了，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这四个稿子是毛泽东自己一个人修改的，所以被他称作“自修稿”。第四个“自修稿”也就是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等到半个月之后形成的第二个征求意见稿又恢复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内容，但到后来正式发表时这部分内容还是删掉了。
联系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这样的背景，顺着毛泽东当时的思路可以判断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一方面，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毛泽东本来对整风运动寄予很高的期望，试图通过党外的批评和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全党的风气来一次彻底的整肃。但是后来发觉“事情正在起变化”，出现了许许多多右倾、“过火”的言论，于是整风运动嬗变为反右派运动。一些知名学者，如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当时曾就国内的人口问题发表过议论，认为过多的人口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主张被当作右派分子的言论受到批判。马寅初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也受到批判，只是由于受到特殊保护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已。这样，毛泽东也就不可能继续附和马寅初的主张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情绪继续滋长，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过程中不时地显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论战中曾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同时“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应当说，这样的观点在毛泽东的内心里深深扎下了根，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多次谈起过。与之相比，节制生育的主张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也许还立足未稳。如他所讲，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人口再生产也理当有计划地进行，这样的观点他是能够接受的。但是他有理由相信这一主张成了一些人反冒进的挡箭牌，过分地看中“人口”的一面，忽视了“人手”的一面。此后不久，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主基调就是反“反冒进”。特别是当进入秋季看到亿万农民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热潮后，毛泽东感到心里有谱了，一个依靠人海战术开展“大跃进”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已经在酝酿之中。等到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回来，有了赶上甚至超过英国的目标后，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既然要开展群众性的大跃进运动，再谈人口多就等于是给亿万群众的热情泼凉水了。于是就有了毛泽东进入1958年后如下的一些言论：
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类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邵（力子）先生那个道理就会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人口之时。你现在讲，他横直不听。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要看到严重性，同时也不要那么害怕。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走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现在我看还没有达到极点。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人多没有饭吃怎么办？少吃一点”；“要节省。一方面要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
3月23日在成都会议上陶鲁笳发言时插话：“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对人口，“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10月9日与几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在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
12月6日《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
4月15日《介绍一个合作社》：“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从上述言论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态度变化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强烈反对计划生育”，他还是支持计划生育的，只是与他在1956年和1957年前几个月的言论相比，对计划生育的紧迫感下降了，或者说是“冷静”多了。其实，1957年10月9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讲过这样的话：“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生产加节育就能解决人口问题，而且生产是要放在第一位的。而且，仔细领会上述言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所以，“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而毛泽东所说的“社会力量”在当时是不具备的，还很难说服农民去自觉自愿地摒弃传统的落后的生育观念。等到将来“人地矛盾”激化了而且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推行计划生育就水到渠成了。这个时机会在何时出现呢？毛泽东认为应该是在全国总人口增长到8亿乃至10亿。1957年5月11日，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八亿人口是我国最宜人口数量》，或许毛泽东受到了此文观点的影响。那么，在这股社会力量形成之前，对计划生育广泛宣传，积极试点，是毛泽东积极倡议的政策选择。
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前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先后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出指示；医学界、社会科学界的众多知名专家教授更是纷纷发表意见，提出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和建议；《人民日报》于3月5日发表题为《应该适当地节制生育》的社论，这是中央媒体首次就人口政策发表社论。主管相关事务的卫生部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通过举办座谈会或展览会总结和宣传节制生育工作，并在中华医学会总会设立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在医院开展节育技术咨询门诊；另一方面联合有关部门做出扩大避孕药具供应并实行全面降价的决定，放宽施行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的条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复中华职工总会的《关于职工绝育、因病实行人工流产的医药费和休息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中规定，职工实行绝育和实行人工流产的手术费、医药费由公费报销，施行手术后休息期间的工资照发。中共中央在10月25日公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要求“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反右派运动后，特别是“大跃进”时期，虽然全社会充斥着“人多力量大”、“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空气，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受到批判，但节制生育工作并未停歇，甚至有的省已经把节育工作纳入跃进规划，提出了指标。只是在中央层级，节育工作保持低调进行，“将知识交给群众自己掌握”，不提指标、不规定任务，不办展览、不搞运动，不千篇一律、不“一刀切”。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中国又迎来新的一波人口生育高峰和人口增长高峰，1962年出生的人口几乎等于前两年出生人口的总和，1963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口最多、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年份。这种严重局势再次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觉和高度重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1962年底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为标志，计划生育（特别是在城市）进入新的阶段。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先后于1964年初成立，加大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力度，同时也加大了对相关工作（包括药具研制和生产）的财政支持力度。该年5月21日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卫生部等多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计划生育支出财务管理的几项规定》，宣布节育费用全部由财政负担。这一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到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吃饭问题付出的艰苦努力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说，1970年人口将要增长到8亿，这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要搞节制生育；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以后，在农村也要注意搞好节制生育。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表示他对中国计划生育进程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在农村还没有推广。于是，几个月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将计划生育的重点转向农村。然而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动荡剧烈，计划生育宣传一度中断，直到1969年才开始陆续恢复。1970年，计划生育正式列入国家计委提交的国民经济计划纲要，有关部门再次重申免费供应避孕药具。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的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提出全国计划生育指标。1973年7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华国锋任组长。这一年年底，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强调核心是“少”，逐渐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自此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城乡全面铺开，各地的工作力度明显加大.1974年中央还曾将上海市和河北省的一些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这一时期，毛泽东又几次谈及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1970年12月18日，他在会见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时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1972年7月，他在一次谈话时指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17]1。。就这样，经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70年代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显著下降，1 977年净增人口规模从1971年的1 950多万减少到1 1。O万，6年少增3 100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11.3%，年均增长水平远低于60年代和5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指示和语录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传播。虽然中央在工作中依然承继了此前重视宣传、依靠群众、不搞强迫命令的原则，但各地在贯彻落实时层层加码，行政干预的力度越来越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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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潘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