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基层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疾病的患病情况及影响因素，为开展生殖道感染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应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选择冕宁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采用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方法，对农村已婚育龄妇女进行生殖道感染情况调查，应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其生殖道感染的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近1年中有47.7%妇女患有各种妇科疾病，患病后92.2%妇女进行了治疗，在治疗的方式选择上，60%的人选择去医院治疗。影响生殖道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为文化程度、初婚年龄、人工流产。结论：基层已婚妇女生殖道感染的患病情况严重，生殖道患病率高与育龄妇女文化水平低、初婚年龄小及人工流产史等有关。
【关键词】基层已婚妇女；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722.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5-0540-02
生殖道感染（RTIs）作为危害妇女健康的卫生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生殖健康概念的提出和艾滋病/性病（AIDS/STD）在全球的流行，预防和治疗妇女RTIs已成为保护妇女生殖健康、预防和控制AIDS/STD在妇女人群中流行的重要措施。为了解我国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FPSC）就诊妇女的RTIs状况，分析其危险因素，为利用FPSC提供相应的生殖健康服务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在冕宁县范围内随机抽取3个乡，每个乡随机抽取1个村，选取村里所有在家年龄小于49周岁已婚育龄妇女作为调查对象。本研究共发放问卷966份，920份为有效问卷。
1.2 调查方法 应用自制调查表，于2012年利用下乡服务时机，对选取的每个调查对象进行生殖健康状况现场调查。
1.3 调查内容 包括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结婚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等一般人口社会学特征，初婚年龄、避孕措施、人工流产、生育史等生殖健康状况。
1.4 统计学分析 对调查资料进行统一整理，使用Excel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X2检验，并应用多因素Logistic模型分析生殖道感染患病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ɑ=0.05。
2结果
2.1 一般情况 所调查的年龄<49岁的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中，最小年龄20岁，平均年龄33.85岁；最小初婚年龄16岁，最大30岁，平均23.4岁；从职业分布看，农民、工人、其它分别占69%、5%、26%；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分别为248名（27%）、464名（50%），208名（23%）；初婚838名，占91%，其他（再婚、离婚、丧偶）82名，占9%；家庭年收入1万元以下35%，1～2万占45%，2万及以上占20%。
2.2 生殖道感染疾病情况 920名已婚育龄妇女中，近1年接受生殖道感染疾病检查的有435名，占所调查总数的47.3%。选择检查地点主要集中在计生服务站（11. 0%）、乡卫生院（20. 9%）、妇幼保健院（28.5%），未做检查的主要原因有：没什么病，不需要检查占53.8%，觉得太麻烦，有不舒服自己会去看占40.0%。调查发现，近1年患有各种生殖道感染疾病的妇女占47.7%（439名），所患生殖道感染疾病主要为：月经不调、阴道炎、慢性盆腔炎、妇科肿瘤等。患病后92.2%（405人）妇女进行了治疗，在治疗的方式选择上：243人（60%）医院治疗，105人（26%）自己买药治疗，57人（14%）其它偏方治疗。经济困难成为未就医的首要原因，占到了未就医人数的70.6%，见表
11.82.3 生殖道感染疾病患病影响因素分析
2.3.1 人口学特征对生殖道感染疾病患病的影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对生殖道感染疾病患病情况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不同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家庭收入等对患生殖道感染疾病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2 生殖健康状况对患生殖道感染疾病的影响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初婚年龄、人工流产史对生殖道感染疾病的患病情况有显著影响（P<0.05），生育史对生殖道感染疾病患病情况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避孕措施的采取对生殖道感染患病情况的影响经统计学检验接近0.05.
2.3.3 生殖道感染疾病患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已婚育龄妇女是否患生殖道感染疾病为应变量，选择经单因素分析有显著性因素（文化程度、初婚年龄、避孕措施、人工流产）进行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初婚年龄、人工流产对生殖道感染疾病的患病情况有显著影响（P<0.05），而避孕措施的选择对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文化程度越低，生殖道感染疾病的患病率越高，OR值分别为1.384和1.359，表明小学以下和初中文化水平育龄妇女患生殖道感染疾病的危险性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1.384和1.359倍；初婚年龄越小，生殖道感染疾病的患病率亦越高；人工流产是患生殖道感染疾病的危险因素，OR为0.385，表明无人工流产的妇女生殖道感染疾病患病率是有人工流产的0.385倍.
3危险因素分析
1.单因素分析：分别以宫颈炎、附件炎、滴虫性阴道炎和念珠菌性阴道炎为因变量，将不同变量分别代入Logistic回归模型，按a=0.05水平筛选出具有显著性意义的变量。根据调查可知，经期有性生活、使用避孕套、生育次数少、居住在城市、人工流产（人流）次数多和妇女受教育年数多等患宫颈炎的可能性大。而人流次数多和妇女结婚时年龄大者患附件炎的可能性大。未使用过避孕套、居住在农村、妇女受教育年数少、性病知识得分低、妇女结婚时年龄小以及丈夫结婚时年龄小等患滴虫性阴道炎的可能性大；丈夫经常外出、自费医疗以及妇女职业为农民的，患念珠菌性阴道炎的可能性大。
2.多因素分析：结合单因素分析结果和专业知识，分析一些选定因素对附件炎、宫颈炎、滴虫性阴道炎和念珠菌性阴道炎的影响。可研究得到，妇女宫颈炎的危险因素是县级FPSC就诊、AIDS知识得分、妇女年龄和结婚时丈夫的年龄；附件炎的危险因素是县级FPSC就诊和丈夫职业是工人；滴虫性阴道炎的危险因素是在县级FPSC就诊、丈夫职业是工人和丈夫经常外出；念珠菌性阴道炎的危险因素是县级FPSC就诊。外出者比不外出者患滴虫性阴道炎的可能性大。
4讨论
据世界银行报告，发展中国家年龄在15～44岁妇女总的疾病负担中，与妊娠、分娩、流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以及RTIs有关的健康问题约占三分之一。RTIs导致妇女长期的下腹部疼痛、慢性盆腔炎、不孕症、异位妊娠等，并增加感染AIDS/STD的危险性[1]。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认为RTIs的诊治是一项保护妇女生殖健康、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计划生育服务是中国育龄妇女重要的可利用的卫生服务资源[2]。每个妇女在整个生育期都可得到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计划生育或相关的生殖健康服务。无论在城市或农村的妇女群体中，都有很大比例的妇女会因为计划生育或妇科疾病问题来FPSC寻求服务。因此，了解FPSC就诊妇女的RTIs状况，为其提供相应的卫生保健服务，对促进妇女生殖健康、预防和控制AIDS/STD在妇女人群中的流行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发现，在各级别FPSC就诊的妇女中，有较高的RTIs病史报告率和检出率。盆腔炎、附件炎、宫颈炎和阴道炎的病史报告率分别为5.1%、17.0%、15.5%和20.1%。而RTIs的检出率分别为；附件炎10.5%，宫颈炎38.3%、滴虫性阴道炎7.3%和念珠菌性阴道炎7.6%。与南印度地区的调查结果近似[3]，低于云南农村的研究结果[4]，但高于中国妇幼卫生合作项目课题组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调查的结果[5]。从影响FPSC就诊妇女RTIs危险因素的分析来看，RTIs与就诊地点、AIDS知识得分、妇女年龄、居住地、人流次数以及丈夫年龄和职业等有关。这一结果与罗家洪等[6，7]及李武等[8]在云南农村中进行的已婚育龄妇女RTIs危险因素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城市妇女由于经济收入、知识水平等原因，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生殖健康问题，主动就医者多于农村妇女。而妇女AIDS知识得分低、人流次数多、不使用避孕套等因素不仅是RTIs的危险因素，也是妇女感染AIDS/STD的危险因素。研究提示，以FPSC为基地，对就诊妇女进行以促进生殖健康为目的的宣传教育，及时治疗RTIs，对保护妇女生殖健康、控制AIDS/STD在妇女人群中的传播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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