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仇和现象”是在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依据的也是错误的西方经济理论。“仇和现象”的产生，增加了经济社会不和谐的因素，混淆了人们对改革方向的正确认识，也不利于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我们要以正确的改革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经济发展道路；仇和现象；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4-0020-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领域一直都在积极探索未来发展道路，其间逐步形成了两条思路，一条是“私有化式的、西方式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主导式的市场经济道路”，尽管两者都打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并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和不同领域，有时交织在一起，前者如“仇和类现象”(包括“仇和现象”①)，后者如“郎咸平类现象”(包括“郎咸平现象”)。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任何一个后起国家都将经历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长期模仿的结果，同时还反映出了我国经济改革方向选择的尴尬和迷茫。惟有尽快转变思路，加快理论创新，才能更快导入正确的经济发展轨道，才能更快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学理基础，使之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也不同于现代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兼顾其间且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道路，即现代计划经济道路。为此，笔者特借助“仇和现象”，通过剖析它所依据的经济理论缺陷及其危害，以期引出对加快理论创新特别是经济理论创新问题的探讨。
一、“仇和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无论“仇和现象”涉及的内容如何，是仇和本身，还是对仇和进行评价的舆论现象，甚至是包括理论界的同类主张及其对策现象，或者是部分有之，或者是全部有之，但都是处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并体现着其不同方面的特征。总体上看，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
由于我国还处在经济比较不发达阶段，决定着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赶超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或比较发达国家，不管提还是不提科学发展观，实践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经济赶超任务，因此就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去关注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因为那将冒着极大的失败风险，并且将付出极大的或较大的探索成本。为此，不管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模仿，既模仿其理论，又模仿其体制，先前是模仿苏东国家，后来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也许是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比较成熟且有诸多模式可供借鉴之处，以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结果对西方的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产生了一定崇拜和盲从，自然也带人了一些“私有化”思潮，或者是“全盘”，或者是“部分”，在行动上也就表现为彻底地或半彻底地“卖国企、卖学校、卖医院”(简称“三卖”)举动，无论它们打着何种旗号，也无论人们相信与否。
(二)特殊的文化创新土壤
在中国土地上，曾经孕育了灿烂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化，可是封建帝制的长期确立，权威的崇拜、科举取仕制的发明和独尊儒术制的形成，虽然对其帝制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对其发展特别是文化的发展却造成了一定阻碍作用。否则，时至今日，我们也不会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大力提倡，更何况封建帝制的取消已有一段时间。正是由于这种包容有余而创新不足的文化传承土壤，才使得生于斯而长于斯的人们，面对西方较为先进的经济理论和模式，自然或不自然地采取了“拿来主义”态度，即使过去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有过批判，也仅仅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加以批判，至于合理性地吸收和创造性发展，则显得比较苍白，就是有一些具有创新性思想的人做出了某种努力，在这种大潮面前也是于事无补。
(三)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
改革开放的推行，是在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开始的，一方面是两极对抗趋于缓和，西方发达或比较发达国家整体上暂时处于上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开始或准备开始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是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国际间的交流与互动在加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发达或比较发达国家必然会把自己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向那些正要改革的国家进行渗透，而后者由于没有更好的理论和模式可供借鉴，既有的理论和模式也已经出了问题，不是彻底走不通，就是承担的创新成本太大，因此也比较乐于接受前者那些理论和模式，包括经济理论和模式。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现象和中国的“仇和现象”以及衍生出的“郎咸平现象”。
二、“仇和现象”依据的理论缺陷
在仇和政府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西方经济理论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据称仇和本人不仅将《经济学》看了7个版本，而且还将影响其最大的书《政府的革命》中“用企业家的眼光来审视政府的运作”的理念运用于宿迁，并把它当作一个大企业来经营。殊不知，任何经济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无论它多么通用。仔细想来，仇和政府依据的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具有以下三方面缺陷：
(一)前提缺陷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前提或基石，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是自利和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它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的自利性和理性是自然的，超社会的和超阶段的。显然，这个假设前提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理论也是不正确的。其实任何经济人都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应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辩证统一体。个人以追求自身的福利最大化为基本目标，但其中既包括个人的经济福利，也包括个人的社会福利。企业和政府也是如此，企业追求的不仅是自身利润最大化，也应是企业的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政府努力实现的应是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如果看不到这一条，无论其经济理论演绎地多么完美，应用地多么广泛，最终都必然要导致错误，至少是部分错误。
(二)过程缺陷
西方微观经济理论运用均衡分析方法，从完全竞争假设出发，推导出一般均衡结论，并认为一般均衡可以实现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但这里是把政府的作用排除在外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这是不可能的，政府或多或少都会对经济施加一定的干预，就是在传统经济社会也是这样，只不过干预程度较小罢了。后来凯恩斯主义者做出了一定努力，但由于缺乏政府行为理论，虽然他们指出了政府作用，也仅将其看作是市场的补充，而不是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致西方宏微观经济理论衔接得是那样不协调。
(三)结果缺陷
正是由于个人、企业和政府三者目标的设定不完整和研究的不到位，使得本应由个人和企业所承
担的一定社会成本转嫁到了政府头上，当后者不能完全解决时，就不得不将其剩下的部分遗留给下一年或者是下一届政府处理。这里，我们需要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进行修正，代之以福利和成本的比较，我们或许还可以求出这种结果缺陷值，并能给予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校正。
三、“仇和现象”造成的重要危害
(一)强化了经济社会各主体对自身属性的错误认识
当仇和政府依据的经济理论应用于经济现实时，就会因为理论前提的内在缺陷，而使经济社会各主体对其自身属性产生某种错误认识，过于偏重自然属性而淡化社会属性，要是再借助骄人的数字成绩，就可能进一步造成更大认识偏差，从而看不清自己，同时也会使政府更偏重于相反认识。
(二)增加了经济社会不和谐因素
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错误的实践，仇和政府的改革不是增加了社会和谐，而是增加了经济社会诸多不和谐。在过于突出经济增长和市场取向改革以及短期政绩的同时，淡化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发展和环境发展、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配置资源、城市变化与百姓生活水平等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面对仇和政府疯狂的“三卖”举动，不仅一些中央国家部委官员，而且一些民间人士也提出了种种疑问，“当国企、医院和学校被全部卖了之后，政府的社会责任在哪?未来社会责任如何实现?”[1]“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个人的社会责任又在哪?”[2]“宿迁还有没有管老百姓生老病死的政府机构?”[3]“在这种改革思路指引下，社会道德、社会风气包括医德医风会不会在一切向钱看的引导下变得更糟?”[4]“他这种重洗‘利益牌’的行动到底对谁有利?”[5]等等。据调查，有96％的人都认为近几年宿迁的城市硬件环境变化很大，简直一天一个样，同时也有大约56％的人认为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扣除物价指数上涨因素，甚至还有11％的人说近些年生活水平下降了不少。
(三)阻碍了经济理论自主创新步伐
作为后起国家，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采用比较成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式实现经济赶超目标，是非常必要的，不过考虑到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缺陷，如何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并创造性地发展出适合自己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式，就变得相当重要。毕竟任何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式都具有两面性，用其时间越长，得到的正面作用越多，但所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大。中国和前苏联之所以在改革进展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和模式在其中是起着不同作用的，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后来，仇和政府所列举出的种种发展情况，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理论自主创新步伐。
四、加快改革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尽快摆脱西方经济理论的错误影响
由于西方经济理论和模式的内在缺陷，使得个人、企业和政府三者的自身定位出现偏差。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在尽量把自己所承担的社会成本转嫁给社会，结果是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成本，而许多应当由政府做的事不是没有时间去做就是没有力量去做。只有通过理论创新，明确摆正三者的自身属性及其定位，尽快构建政府行为理论和经济模式理论，才能使我们尽快摆脱西方经济理论的错误影响，步入相对正确的理论发展轨道。
(二)有利于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西方经济理论存在缺陷，西方经济社会也存在一定缺陷，它并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只有通过加快理论创新特别是经济理论创新，才能使个人、企业和政府各就其位，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和谐状态，既能与自然和谐，也能与社会和谐，也才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奠定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有利于指明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
只有加快理论创新，才能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和模式的错误束缚，才能摆脱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和模式的错误影响和束缚，才能真正地认识到它们特别是后者的阶段性和过渡性。我们的改革不是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和模式的完全抛弃，也不是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和模式的完全模仿，而是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更好的经济理论和模式，它将代表着我们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如果从逻辑上来说，传统可以与现代相对，计划经济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对，那么将会出现四种经济理论和模式，即：传统(也称绝对)计划经济理论和模式、传统(也称自由或绝对)市场经济理论和模式、现代计划经济理论和模式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模式。这样，我们就可初步地认为，我们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是现代计划经济理论和模式。不要认为除了绝对计划经济理论模式和绝对市场经济理论模式以外，就只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模式。实际上，只有同时具备两条：一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大于政府配置的作用，二是政府配置资源作用必须以市场配置作用作为依托，我们才能将这种经济理论模式称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模式。否则只能是传统计划经济理论模式和现代计划经济理论模式。如果我们可以把没有市场作用或市场作用较小的计划经济称为传统计划经济理论模式，那么就可以把市场作用较大但不足以改变经济性质的计划经济称为现代计划经济理论模式。
注释：
①仇和现象：仇和，原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现江苏省副省长，在宿迁执政期间一直通过比较极端的手段推进改革，如卖光医院、卖光学校和卖光国企等，由此所引发的仇和本身的现象以及对其进行评价的舆论现象，统称仇和现象，本文主要指前者，也就是“仇和式”改革现象。
参考文献：
[1]蔡永飞．仇和应该“求和”了[J]．中国经济周刊，2006，(6)．
[2]顾则徐．“仇和现象”凸现改革理性贫乏[J]．学习月刊，2006，(4)．
[3]鲁宁．仇和升官新考[N]．时代评论，2006-2-10．
[4]秦俊勇等．争议仇和[J]．领导文萃，2004。(6)．
[5]水皮．水皮杂谈：仇和的升迁说明了什么?[N]．中华工商时报。2006-4-6．
收稿日期：2007－02－18
作者简介：谢士强(197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责任编辑：郭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