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外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先例，所以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议题。研究发现：在理论层面，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产生“结构性”的非对称性效应，当跨越资本投资影子价值“均衡点”后，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预期目标并不会产生；在实证层面，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当滞后1—9个月后，货币政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指标和“结果”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但随着滞后期增长，货币政策并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此外，无论是在“过程”層面还是在“结果”层面，产业结构调整都不是货币政策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二者间不存在互动效应。研究综合表明：作为经济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只能视为短期性、暂时性经济行为，不应将其视为常态化工具。
关键词：货币政策；产业结构调整；非参数格兰杰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822.0；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2-0034-12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历经萧条与复苏的周期性挣扎，均步入深度转型与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时期。虽然世界经济总体上仍保持平稳增长。但其所“根植”的环境生态却复杂多变：增长的不平衡性、产业结构空心化、投资非市场性风险激增等不确定性因素给经济增长徒添了“几抹”不可预知性。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和走出经济周期性迷途的现实鞭策，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寻求突破、提质增效和促进增长的突破口。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发展实体经济再一次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主题与实质内涵。如德国的“工业4.0”计划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战略等，都旨在通过信息化、智能化重塑经济发展活力，化解结构性矛盾和走出发展困境。就我国而言，为顺应世界潮流、面向“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我国顺势而为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行动指南与战略纲领。可以大胆判断，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将是我国适应经济新常态并引领新常态的主要基调与战略焦点。
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我国也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图通过重构政策体系框架、精准布局来破解制度性瓶颈为产业结构调整保驾护航。货币政策作为我国调控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引发了实践操作部门的广泛关注。在《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中国人民银行就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适时预调微调，做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总需求管理”的货币政策调控战略。试图通过运用总量、价格等多种政策工具，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从“量”和“价”两个维度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营造稳健的货币金融环境。在具体的货币政策操作层面，从2008—2015年，货币政策已有五次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操作事例（见表1），尤其是在2015年的四次货币政策调整中均有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更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6月28日所执行的货币政策更是以“定向降准”为主题内容，试图通过“支农支小”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综合特征事实可以清晰看出：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重要构成，货币政策主动承担起了改革重任。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以总量调节为目标，更为注重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干杏娣和吉红云，2014），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共同构成其目标体系框架。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并未涵盖其中。这样“非常规”的做法是否存在合理性呢？同时，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货币政策也一般以关注通胀、充分就业或者寻求二者间的平衡为主，并未有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和承担结构性改革之责的先例。当然，也有一些结构性政策操作工具，但也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特殊时期（见表1）。在战术层面，采取的也是“定规则，不定机构”的原则，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属性和特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综合而言，无论是在支撑理论还是操作战术方面，货币政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都没有事实依据可循。那么，我国货币政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是对一般规律的背离还是我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个数个案呢？货币政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呢？是否应将产业结构调整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如何调整与优化呢？这就亟需从多维度、多层面进行探究，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佐证。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Ishikawa，1992）。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是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核心变量，也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特征（干春晖等，2011；刘金全等，2013；张月友，2014；王朝明和朱瑞博，2016）。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策支持是其主要力量（栗书茵和康莹，2009）。货币政策作为政策体系中的重要构成，自然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从货币政策属性来看，其以总量调节为目标的。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效应在整个经济内部和各产业间是均衡的、一致的、无差异的（吉红云和干杏娣，2014）。因此，关于货币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和“迷思”，研究结论也大相径庭。
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并从不同侧面证实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有些学者从反思既定假设条件和揭示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和“非对称性效应”的角度间接地切入。如，吉红云和干杏娣（2014）从微观角度切入，利用上市公司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发现，货币政策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程度最大，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次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最弱。庞念伟（2016）则从中观的角度切入，认为第二产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最强，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当然，还有学者对研究进行拓展，从空间角度进行揭示。如，郭晔和赖章福（2011）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中的调节作用最强，在中部地区表现比较弱。进一步的，基于结构性效应的考证，学界研究也转向揭示其深层次的传递机理。詹新宇和方福前（2014）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收入-消费效应”两种渠道产生作用，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彭俞超和方意（2016）则认为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起到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基于上述综合认知，学者普遍认为货币政策能够影响产业增长和结构调整（刘金全和刘汉，2013），尤其是中长期货币政策应关注我国经济增长率稳中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变化（潘宏胜，2011），考虑流通速度等要素所带来的“非对称性”，通过定向调控实施差异化的货币政策以保证既定目标实现（谢超峰和范从来，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