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百年来中国新诗走过的道路，我们在欣赏胡适、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徐志摩、贺敬之、艾青、海子、北岛、舒婷、江河、杨炼等人的作品时，在欣慰之余，独坐静思，还有期待：中国新诗整体建设的步子还显慢了一些，在汇通一种时代诗体的历史美学形态的规范上，还显孱弱。有识之士隐痛“新诗体弱形枯缺钙少质”。其实，歌谣之质一直贯穿在中国诗学体势之中。从《诗经·生民》到汉乐府《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到魏晋时代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到南朝的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到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到宋代范成大的《催租行》，到元代杨维桢的《五湖游》，到明代李梦阳的《长歌行》，到清代郑燮的《姑恶》，到柯仲平、田间、余光中等，许多有理想、有才华、有抱负的诗人都在这条路上延续民族诗性的烟火“味道”。霍竹山是紧随其后，用“信天游”的形式加入到中国新诗大合唱的行列。我认为：开掘、继承、发扬光大歌谣之质，是健全完善新诗体性，歌咏中国经验，体现中国气魄和中国诗风的唯一通途。也正是出于此，我评霍竹山用“信天游”形式创作的叙事诗。
霍竹山出生在陕北靖边县的一个农家（李季早先创作《王贵与李香香》的地方），他的父辈曾在“走西口”的途中唱着“信天游”走南闯北。他是在“信天游”的歌窝窝里长大的。“信天游”的旋律、节奏、音韵渗透在他的血液中，他身上的每一个诗性的细胞都扎根在“信天游”的歌声里。加之他慧敏的诗感，善良仁爱的天性，几十年如一日地搜集、整理、研究“信天游”，创作出了长篇叙事诗《金鸡沙》《广羊湾情事》《走西口》《赶牲灵》《陕北恋歌》《红头巾飘过沙梁梁》等诗集。其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新诗赏析》《中国年度最佳诗歌》《陕西诗歌选集》《中国西部诗歌选集》等多种选本。作品散见于《诗刊》《人民文学》《诗选刊》《星星》《绿风》《人民日报》等，曾获多类奖项。在“信天游”这种诗歌形式的创作中，他是目前中国文坛站在前沿的诗人。
一
人类诗歌起源于劳动，生于民间，长于神话，臻精于文人。来自民间的诗情永远是诗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源泉。民间诗情来自生命、生存、生活的“质”底；文人诗境来自语言、修辞、意义的“文”采。重“质”的诗流露出醇厚、朴茂、率性、自然、通俗、畅达、清新、刚健；重“文”的诗表现出典雅、风流、绚丽、华贵、隽永、工巧、炼字、考典。文人的诗多是汉语在长期的词语规范中形成的书面语，不太直接再现口语。民间的诗大多倾向于直接再现口语。霍竹山走的是一条尚“土”崇“质”的道路，在歌谣之质的泥土中培育“信天游”的诗性之花。他在近乎于素体诗的创作道路上，控制自己敏感而又浪漫的激情，写下了近乎于和土地一样朴素而又耐人寻味的诗篇。
“信天游”是陕北、山西一带流传的民歌，它是社会底层劳苦大众在长期的生活苦难中，用生命本能酿造的一种艺术形式。人的生命本能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阿波罗本能，一种是狄奥尼索斯本能。阿波罗本能面向远方的地平线，依靠太阳判断，创造梦境，虚构假象，在理想中超越生命感受生活经验；狄奥尼索斯本能匍匐于大地，沉醉于生命情感体验，肯定生活鲜活的流变，在现实中感受生命真实的存在。前者要将生命之流定形于某种瞬间而获得可能把握的形式（梦境、假象），后者则要摧毁任何固定生命之流的举动，将生命还原为奔腾不止的滔滔激流；前者静息于澄澈的形式，后者激动于动荡的混沌；前者将无形的混沌形式化，以此方式来支配、征服、控制、转移、升华流变不已的生命（信仰、理想）；后者则拒绝任何形式化，摧毁任何形式，以此方式来彰显生命之流并反抗对生命的控制（上帝死了）。“信天游”诞生于人的生命本能形式化和反形式化的冲突。在那个无起源、无终点、无意图的莽苍的黄土高原，在那个无目的、无意义、无价值，万里黄沙扑面来的路上，在那个无秩序、无规律，惟有孤独的人的生命存在的环境，人必须对“存在的环境”表态、发话，必须创造和虚构自己“生存的环境”，必须在一个“有定形”、“有起源”、“有终点”、“有意图”、“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有秩序”、“有规律”的世界中生存。“信天游”这种艺术就是人的生命在极其孤独、疲劳、饥渴的情况下，为发泄胸中的郁闷，排遣寂寞，自己创作的歌。它积淀着生存论、人本主义的思想感情。“信天游”是苦难者的歌，它充满着英雄主义悲剧的情感和旋律。它激越悲壮，悲而不伤；它悲怆哀婉，哀而不怨；它哀怜忧凄，凄而不惨。这种诗性品质是人类诗学创建自己“诗意地栖居”精神家园的通途。
在这条路上，李季、贺敬之、阮章竞、公木们的“信天游”，更多的偏向于用这种形式进行革命、鼓动和教育。他们在诗与社会功能的“他律”寻找民族“诗意栖居”的芳草地。霍竹山更多的强调诗的本源开掘、精神传承、生命记录、时代创新。他在诗的审美功能“自律”中开疆拓土，求索进取。李季他们被时代、历史、政治所召唤，在生存、反抗、战争的硝烟中，为挽救民族的存亡而歌。霍竹山被寻根、清源、正本、创建艺术生存论的诗美所召唤，在求真、向善、爱美的创作中，为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而唱。前者，在民族面临灭种的危险的情况下，救亡求生。后者，在全球一体化的条件下，坚守民族复兴。这是两代人面对诗的不同态度和做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不存在孰高孰低，谁上谁下的问题。
中国的新诗走过了近一个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叙事诗面临全面萎缩。这是人类在现代化的建设中，理性遮蔽诗性的一个“诡谲”现象。诗性源于人类生命在创造生存环境、生存必需中的“叙事”体验。叙事诗带有人类“创世说”的生命“胎记”，它积淀着人类诗性陈陈相因的“精血”，它承传着人类创建“诗意栖居”美好家园的“薪火”。人类感发诗性的“慧能”、“才情”、“别趣”沉潜在叙事的情感意绪之中。离开叙事的时空认知和经验记忆，离开叙事语言的能指、意指、声韵的历史积淀，抒情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赋新词强说愁”。诗情永远离不开叙事基因的滋养，离不开叙事思维的烘托，离不开言不尽意的叙事剪裁，离不开别趣对常规叙事的重铸与再造。中国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个文明薪火传承未断的国家和民族。中国是一个诗国，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格斯尔传》、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打歌《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拉祜族的《牡帕蜜帕》、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苗族的《苗族古歌》、壮族的《布伯》，以及布依族和侗族古歌等长篇和短篇创世叙事诗的这种“英雄创世说”的精神血脉、阳光慧能、认知基因遗传和继承下来，这是中国新诗健全自己体格的一笔不可或缺的重要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