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我国核桃为西汉时张骞从西亚、东欧引入，这种说法均源于西晋时张华所著《博物志》中“张骞使西域还，乃得核桃种”的记载，至今有2 140年历史。相传张骞从西亚的伊朗、印度带回核桃后，先栽植于京都长安御花园，由于气候不适，后移植至秦巴山区，逐渐扩散到北方广大地区。据此，后世的本草、农史书、历史文献以及现代有关林业果树等方面的志书或教材，亦多以此照抄入书，认为中国核桃的唯一来源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种子，以后广为流传。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此果本出羌胡，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始得种还，植之秦中，不适。渐及东土，故名之”。
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背景、过程，结合我国有关考古发现和对古生物的研究结果，认为我国是核桃原产地之一，核桃并非从国外引入。其主要依据和理由如下。
1）从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背景、过程来看，张骞不可能从国外带回核桃成功栽植。据彭卫所著的《张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一书记载，张骞为陕西省城固县人，为西汉博望侯。当时他作为汉武帝的特使，曾3次出使西域诸国，从事文化、政治、外交活动，其功勋和业绩是十分巨大的。第1次出使时间为公元前139～公元前126年（共13年），曾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那）、康居（前苏联阿姆河以上到巴尔喀什湖之间）、大月氏（阿富汗）、大夏（今甘肃敦煌和祁连山之间）等地，中途被匈奴拘禁10年，仅有2人回到长安。第2次未能到达西域。第3次在公元前115年（历经3年）出使乌孙（今新疆伊宁以南、温宿以北地区），再派副使到上述地区及安息（今伊朗）等地。可见张骞第3次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一带。西域距长安路途非常遥远，且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交通不便（仅靠骑马），且无任何种子保存条件，从印度、伊朗等国外带回核桃栽培繁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即使从国外带回核桃种子，途中长达数年时间，含高油脂的核桃种子也会因变质而不能发芽成苗;即便带回的是苗木或枝条，也会在途中干枯死亡。
2）从史料来看，“张骞从西域带回核桃”之说为后人补记。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比较权威。《史记·大宛传》（西汉司马迁公元前97年成书）中有“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蒲陶、目宿肥饶地……”之记载，蒲陶和目宿系指今日之葡萄和苜蓿无疑。张骞卒于公元前114年，距《史记》成书仅相距17年，但《史记》中并无张骞带回胡桃的文字记述。距张骞出使西域300年后西晋时的张华，在他所著的《博物志》一书中说张骞带回胡桃种，似无史实依据。
3）从西汉统治的版图来看，“西域”现今大部分为中国所辖区域。“西域”一名始于西汉，广义为亚洲西部、欧州东部一带，狭义指我国玉门以西、葱岭以东，包括内蒙、新疆、甘肃等广大地区。上述地区西汉时未统一归属在大汉版图，现今绝大部分在中国境内，且距京都长安较近，胡桃种极可能是从此处带回。
4）从考古和古生物研究来看，核桃原产于中国。据《西安半坡》记载，我国考古工作者1954年开始发掘的陕西省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部落遗址（距今6 000年），经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反复试验鉴定，土壤中有大量花粉粒存在。1980年5月17日《河北日报》报道，河北省文物考古队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村距今七八千年原始社会遗址，出土了遗存的炭化核桃坚果残壳，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碳14实验室测定，认为遗址距今7 335±100年。《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报道，河南省密县（今新密市）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已炭化的核桃、麻栎和枣，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对出土木炭年代测定，距今7 200±80年。郗荣庭在《关于我国核桃起源问题的商榷》（中国果树，1981年4期）一文中根据古籍查考，化石和炭化核桃坚果、地质孢粉和近代研究报道，认为核桃不是一地起源而是多地起源，提出中国是核桃起源地之一的论点。上述研究都充分证明我国黄河流域在7 000年以前就有核桃的生长分布，否认了“张骞使西域带回核桃”这一查无依据但流传久远的说法。
综上分析认为，张骞自国外带回核桃之说缺乏史料依据，令人难以信服。据地理分布和考古发掘及对古生物的研究，确切证明我国为世界核桃原产地之一，距今至少有7 000年的历史。我国核桃最早应该起源于黄河流域（陕西、河南、河北）和南疆（新疆的阿克苏、和田、喀什）地区。因商洛距西安半坡遗址不足100 km，所以商洛也应是核桃最早种植的地区之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