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风险社会，媒体是风险信息沟通系统中的重要因素。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中，媒体是重要的风险放大器，它通过传播风险信号、污名化、涟漪效应等，强化了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媒体传播和放大社会风险，还关乎新闻的选择和叙述方式上的建构逻辑。除了纸媒、电视外，研究媒体与风险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电影、科幻小说、互联网等其他新媒介。
关键词：风险社会；媒体；风险放大；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091-03
现代社会的认知已被风险恐惧所主导，贝克声称正是媒体制造了风险社会的特征——标准化与隔离[1]。生活中与危害事件、物质和科技相关的危险感知，更多取决于所接触的媒体信息而非日常现实[2]。
诸多的研究已经表明，在风险社会中，媒体能够产生明显而广泛的社会影响。媒体的报道风险建构可以成为每天制定政策的参考之一，还能够影响市场的发展[3]。媒体对风险的传播甚至能引发社会运动。Burgess 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新闻界出现的新的风险运动形式。他发现诸如手机、转基因生物和恋童癖等引人注目的持续性运动，已经变成一种新的一般化运动。不同于早先由政府干预引发的运动，这些新运动是由媒体引发的，而不是由政府干预引发的[4]。
一、媒体的报道逻辑与风险
简单来说，某事件被报道是因为其能激发公众的好奇心 [5]。为了争夺稀有的媒体报道的时间和空间，风险和风险事件之间展开了较量。较量的结果主要取决于：1.在社会处理和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风险是否被增强或削弱；2.风险在地域污名化中是否处于中心位置[6]。
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公正的事实应当被编排成一个平衡的故事，一个吸引人的风险故事必须具备以下因素：风险识别、风险与日常生活的联系、风险警示具有科学效度、风险评估、风险管理[7]。媒体最爱报道生活与死亡、生病与健康的话题，它们具有强烈的可议性。例如科学报道中，相比专业记者，普通记者更倾向于报道科学家之间的争论，以及戏剧化和夸张的科学事件[8]。事件本身若与权威人士相关，并带有个人的、具体化的角度，则这个问题就更具新闻价值[9]。符合了以上大部分要求的事件再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报道，则更强化了这些构成新闻价值的要素。
事故就是这些风险事件的典型，是媒体最经常报道的内容之一。媒体最关注事故的原因和责任，但记者通常无法直接获得专家的意见，以知晓哪些是错误的警报以及哪些事件值得关注和跟踪报道。因此通常媒体对事故做出的迅速假设有可能是错误的，他们擅于在事件的开端用含糊其辞的方式吸引大众注意。而一旦权威专家给出解释，他们又会否定之前的观点。这种含糊其辞的报道对公众的影响力部分决定于报纸的可信度[5]。例如当面对科技等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时，人们希望从媒体方面得到关于风险的深入了解。因此记者被赋予一种责任，他们要清楚地呈现这些不确定性对人民的日常生活经验所隐含的意义。不过媒体经常只能做出这样的保证：如果未来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和科学调查来澄清或确认这些潜在风险，那么这些风险将始终是不确定的[3]。
媒体如何建构新闻，反应了新闻训练的模式和限制。大量的研究表明风险报道受制于新闻组织规范和训练，诸如新闻价值和新闻来源结构，而与真实的危险并无太大关联[10]。Allan等主張运用建构的概念进行媒体报道分析。建构（framing）被描述为一种记者所使用的策略，用于定义一系列问题，包括事件的本质、某些事件如何成为具有新闻价值的选择过程、引导报道方式的传统，以及影响公众感知的可能后果。
对建构分析的现象学和认知上的偏见，使研究者忽视了建构过程中的政治角逐，包括不同的利益诉求者（claims-maker）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新闻所呈现的内容以及其描述方式是不同的新闻主体对现实的定义之间角逐的结果。他们通过使用特定的修辞工具和巧妙的引导，将自我对常识的定义强加给大众。例如在纳米技术这类新兴领域，相关问题的曝光率较低，还没有对这个领域及其重要性的明确定义，因此不同的利益诉求者对其风险的言论各不相同，导致不同取向的新闻报道（news agendas）之间经常快速转换。
二、不同类型媒介制造风险的能力
1.电视。电视节目对观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媒体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了沟通方式，远方发生的事情渗透到个体消费者的生活中[11]。英国广播电视协会（BBSC）的报告说观众非常相信电视节目的准确性，并用它们来做出重要的判断[12]。电视剧的误导很可能造成生活中的风险，例如9.11事件导致了全球乘客对飞行的恐惧[13]。电视剧倾向于呈现一个充满暴力和危险的世界，却忽略现存的秩序和安全。过分接触电视导致观众将它呈现的画面融入到自己的世界观中[14]。
Biernatzki认为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存在情感反应和真实性之间的强烈联系。如果个人观看电视新闻后感觉它是真实的，那么事件本身也是真实的。电视的发展，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只有可见的事件才能称作新闻。能造成强烈情感反应的事件成为新闻报道的首选，即使它们本身并没有很大的意义[15]。但电视新闻报道非常简洁，限制了观众对事件的感知。复杂的事件被浓缩为新闻中很小的“视觉刺激”，却往往能引发最即时的戏剧化效应[13]。
2.电影、纪录片。Ferreira认为提高公众、技术专家和决策者之间风险沟通的有效性，应当理解公众对风险的视觉呈现是如何回应和思考的。在电影这种互动形式中，观众能够紧密地认同其所型塑的任务、社会和环境冲突[16]。
另一种比较新的呈现风险的方式——纪录片，它基于特定的假设情境，用一组特殊的连续镜头制造了灾难性的场景。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一部关于英国遭受生化危机的纪录片。紧随其后，2003年5月又播放了“那一天伦敦静止了”。根据BBC所说，这种形式的节目是一种合法的新闻尝试，它制造了针对公共安全的潜在风险。虽然这是为了警告人民忽视交通政策的风险，但同时也制造了恐慌和大众的不安全感[7]。
3.科幻小说。以往大部分的文献都关注新闻是如何报道风险的，然而小说也是媒介中呈现风险的一种形式。小说与新闻对科学的呈现方式不同：新闻寻找规则约束科学，认为科学是可预知结果的；小说则力求打破规则，强调科学的不可预测性。小说不仅反应甚至建构了人们对科学技术潜在优点和风险的思考[17]。
但小说中以娱乐为目的的描述缺乏准确性[18]。科幻小说之所以吸引科学家是因为其对科学事实进行了扭曲和误导[17]。但在政策制定和公共讨论中指责科幻小说导致人们对风险的担忧也有问题。以科幻小说作为风险传播的托词只会使公众的疑虑变得没有根据、非理性和情绪化，并且强化了科学家的话语地位，认为只有科学家才具有正确、客观和进步的未来观[17]。
4.互联网。新媒体与风险的研究是个新兴领域，网络的发展使关于风险的讨论全球化。从个人的视角来看，传统信息源发布的是混乱、矛盾的信息，因此网络成为排除或减少这些困惑的渠道。或者说传统信息资源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任，网络成为一种新的选择供大众寻找不同的声音。但新媒体的发展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媒体一面在表现其深度报道事件的能力，另一面却强调风险事件报道的即時性。Mythen认为尽管新闻收集与传播的技术在不断进步，在风险研究中新闻业对风险沟通的影响仍然是个相对受忽视的领域。他认为学者仍然有一个趋势，即假设风险沟通仍旧发生在传统的媒体形态中[4]。
三、媒体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
在传播理论中，风险的放大指的是信息在由信息源向传输者传播，并最终到达接收者的阶段中，信号加强或减弱的过程，媒体是这一放大过程中的重要促因。
风险的放大化主要发生在两个阶段：风险信息的传递过程和社会机制的响应过程[19]。第一阶段中，社会及个体的“放大站”会强化或弱化风险信号的一部分，或者根据风险的属性、重要程度过滤信号。影响风险社会扩大的信息属性包括4种：信息的量、信息的受争议程度如何、戏剧化程度如何、以及特殊的术语或概念所塑造的象征意蕴[19，20]。
在风险社会放大的第二阶段，信息流在不同的机制中被解读、判定并附加价值。卡斯帕森等假设了四种发起反应机制的主要途径：启发式与价值，社会团体关系、信号值、污名化[21]。描述事故或风险事件以及社会信息放大站行为的信息流产生了次级效应，这种影响会扩大，呈涟漪状扩大。涟漪效应是风险社会放大的重要机制，HiLL用其动作卡通和恐怖电影等分析典型的媒体暴力。个人和媒体的价值观都会影响信息的流动和放大。人们常用简化的机制来评估风险并塑造社会反应，但当个体面对充满风险的世界时，这些过程有时会产生偏好，导致扭曲和错误。因为个体和团体价值观的运用也会决定哪些风险被视为重要的或次要的，必要时应当采取什么措施等[21]。
媒体是多方观点和方法的集合地，而其中不少是相互冲突的。Eldridge的案例研究揭示了风险放大框架中“新闻媒体变成各种参与者争夺优势的战场[22]”这一论断。压力群体在争取安全措施的活动中寻求吸引媒体注意，专家抱怨媒体制造恐慌，产业和政府部门雇佣专门的“风险沟通者”以便维持公众信心，而记者自己则描述科学争议和风险争论的引人注目之处[22]。
1.信号值。在风险认知的研究中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一个风险事件的严重性和其所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事件发出的信号与预兆[20]。高信号值事件表示有新风险出现，或风险比想象严重地多[21]。
按照性质划分，信号存在四种类型。一，对风险或风险事件的定性，如灾难性的、不熟悉的；二，对决策、管理过程、风险管理者的管理方式的定义，如能力、信任度、公平等；三，将风险或风险事件归结到一些一般来源的陈述，如自然、科技、人、制度；四，将风险或风险事件冠以道德或价值判断，如是否道德或违反公序良俗。
风险信号有助于组织不同形式的责难并影响信号的强度。一，存在重点责难对象时，信号强度会增强，而在对集体责难的情况下会减弱。二，当被责难者为人们熟知时，风险信号的强度会增加。三，信号强度有可能随着被责难者与读者空间上的接近而减弱。四，当责难全面指向地方官僚决策时，信号强度就会被放大[23]。
总之，关于风险事件的信号引发了一个审视事件重要性的进程。“信号”所传递的与灾难事件相关的信息，将影响人们对风险的严重性和可管理性的感知。如果预兆不详，将会引发高层级社会和经济影响[20]。不同的受众对相同信号的接受度不尽相同，如果告知人们某项政策所能够获得好处的信息，能够促进人们对于政策的支持[25]。Renn建议关注风险信号的解码、编码、筛选和固化过程，认为这仍然是具有前景的研究领域[26]。
2.污名化。污名化指与不受欢迎的个人或团体联系在一起的负面形象。大众传媒通过戏剧化的表达，以及使用插图、象征、隐喻等手段将信号嵌入对风险的解读中，为后续的污名化提供了基础[6]。新闻报道通过四种方式制造污名化效应：（1）产生危险意识；（2）提升对已知危险的感知；（3）刺激人们回想起那些已经随时间逐渐消减的潜在负面反应；（4）增加了解危险的人数，扩大他们的地域分布[27]。
污名化正是由视觉符号制造和呈现的，图片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负面信息。新闻图片通过隐喻建构“视觉解释”，同一个事件，视觉媒体中充斥着的关于危害的画面，通常与纸媒和广播中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从心理学上来说，人更容易回想起高度视觉化和引人注目的事件，但是人们也容易夸大所记住的内容。由于符号以及刻板印象都是通过对世界想当然的假设形成的，因此很难通过语言手段挽救[28]。
四、媒体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拓展与批判
许多风险感知的研究者将媒体的效应视作理所当然的，这显得有些草率。没有任何单一的放大因素可以确保“启动”风险放大过程[21]。风险报道的内容或许不够客观，但也绝非完全是偏见。媒体的一个缺点就是他们将事实与其背景剥离开来，留待观众自己去评价。但即使对于最经常使用媒体的人，媒体也不是塑造其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媒体通常只能影响一般化的感知，而在个体感知方面是无效的。风险感知是否能引发行为也仍然是未知的[29]。
更加嚴厉的批判认为，对风险放大模型的检验都没有结果[30]。且相当多的研究都证实无法在风险信息和公众对风险的理解之间建立连接[29]。Murdock等人批判这一框架至多不过是提供了一种高度简单化的解读。它最坏只能加剧风险专家和管理者与外行公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建议走出这一框架的藩篱，针对外行公众的需求进行更加有效的风险传播，分析他们是如何谈论风险问题并对之做出反应、他们的媒体偏好、以及这些因素如何随着时间改变[31]。Eldridge和Reilly认为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强调从符号互动理论借鉴而来的概念性问题，有可能被证明大有裨益[22]。
虽然媒体本身在扩大社会风险，但过分限制媒体的报道，将会产生更大的风险。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媒体对于事故的关注度很低甚至于报道完全被压制。这种政策的效应使媒体报道被准确性更低的谣言所代替[5]。当专家不同意或普通人的知识与专家的知识之间出现分歧时，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要在有关风险的真实信息与误导大众的宣传之间作出准确的区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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