逶迤起伏的万里长城，曾经是华夏和夷狄的分界线。英文叫做“Great wall”直译过来，就是“大墙”。这一个“墙”字，倒是把握了中国人特别爱筑墙的文化要义。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和太子扶苏发数十万戍卒修长城，到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历朝历代，从帝王到老百姓，在这“墙”上没少下功夫。中国人对筑墙一事，特别来劲，其目的就是设限，你是你，我是我，泾渭分明，不可越雷池一步。
北京城里，为什么所有磨砖对缝、敦实厚密的四合院的外墙窗户，既高且小?为什么所有的对外门户，虽设常关?这就是大墙文化的体现。这种文化归结起来，一言以蔽之，曰“隔”。所以，四合院的要害，就是用四堵墙与外部世界隔开来。王公贵族的府邸，高官显宦的豪宅，是用围墙围起的大型四合院；而红墙绿瓦、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是用城墙、护城河围起的巨无霸型四合院。由此可见，无论是物质上起到分隔、间隔、区隔作用的墙，无论是精神上起到隔离、隔膜、隔阂作用的墙。这种内向的、自恃的、局限性的居住方式，久而久之，对居住者的思想、意识、观念、精神，说不定就会产生《淮南子》所言“井鱼不可以语天，拘于隘也”的影响。
中国人的墙筑得越高，将自己关起来的程度也越大。墙，壁立于前，环伺左右，只有堵心的感觉，哪有开阔的胸怀呢?没有开阔的胸怀，哪有远见卓识的辨别力，哪有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哪有放眼世界的境界?
一部中国近代史，其闭关锁国，自我隔绝于世界文明；其禁锢桎梏，畏之避之于时代潮流；其愚昧保守，顽固抵制于现代科学；其老大自居，落后挨打于帝国列强……与紫禁城里的最高统治者，跳不出四合院那四堵墙的束缚拘囿，恐怕有着莫大的关系。
墙有两种，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墙，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的墙。走出有形的墙，也许不难做到，要想走出精神的墙，却非一件易事。自己筑起的墙，固然自囿其中，别人筑起的墙，更是令君止步。明代有个荒唐皇帝朱厚照，民间传说他时常微服潜行，溜出城外寻欢作乐。有一出京剧《游龙戏凤》写的就是他在荒村野店，与民间女子李凤姐打情骂俏的故事。朱厚照当然不敢说他是当今皇上，只说他是住在那个大圈圈套小圈圈、小圈圈套黄圈圈中的人氏。虽然，正德皇帝走出了黄圈圈，但是，他无法甩开那像影子一样紧跟着他、尾随着他、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他、裹从着他的人墙。最终，还得乖乖地被扶上鞍，架上马，回到那黄圈圈里的金銮殿上。
别说这位帝王摆脱不了人墙，那些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达官贵人，他周围的幕客、股肱、刀笔、衙役，还仗着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呢!即或一个县令，他身边的跟班、亲信、党徒、下属，还指着他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呢!再不济的保甲长、里正之流，他左右的奸佞、无赖、棍徒、混混，也还靠着他没碴找碴、无事生非呢!所以，哪里有官，哪里有墙，官在墙在，官倒了墙还在，他们又会围住新来的“乌纱帽”。
道理很简单，权力即诱惑，越大的权力，越大的诱惑。这诱惑，不但诱惑着那些握有权杖的官员、干部、领导、首长，更诱惑着那些想分得一杯羹，想啃得一根骨头，想挤进权力的盛宴谋得一席座次，想人五人六捞一顶乌纱帽戴起来的小人。这些权力的追随者，官场的企羡者，像候鸟一样，哪儿的水草最肥美，就往那儿扑过去；像游鱼一样，哪儿的饵食最丰沛，就往那儿披上去。
更何况，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地方首长，一个单位领导，直到一个部门的第一把手，他的老婆孩子，他的大秘小秘，他的三亲两好，他的左膀右臂，他的旧友新知，他的顶头上司，他的后台支撑，他的栽培对象以及小舅子的相好，小姨子的连襟，儿女亲家的软性攻势，铁杆弟兄的江湖义气，也会结成或紧或松的人墙，把他包围起来。所以，为政者自己不筑墙，也不让别人给自己筑墙，这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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