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通胀

主任委员尹中卿对《财经》记者表示,上一轮经济周期中(2003年-2007年)10%以上的GDP增长并不是常态。只要在由环境、资源制约的8%-10%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之下,符合追求指标(多年来皆为8%,今后也可能在8%或7%以下),就不是下滑,不存在探底问题,而是回落、趋稳。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曾表示,货币老虎愈养愈大,如何把这只老虎关进笼子里已成当务之急。11月4日,李稻葵和夏斌均表示,明年的M2增速如果定在15%-16%,则非常理想。

“理想”一词,源自对现实的无奈,2009年和2010年,M2同比增速均超预期,特别是2009年,预计增速17%,实际增速却高达29%。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表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适度收紧,去年即已启动。其间存款准备金四度上调,资本充足率和货币掉期亦是银监会和央行的工作重点,而进入10月,央行在时隔34个月首度加息,均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流动性过剩。

此番货币政策将转未转之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指出,由于加息的双刃剑效应,在抬高热钱炒作成本的同时,也可能造成热钱因应利差的加速涌入。“因此,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等数量型手段更应受到重视。”刘元春对《财经》记者说。

除了货币政策需要调整,汪同三称,在进一步观察之后,或许也应控制财政支出,减少赤字——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为7500亿元,2010年为8500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但更多学者主张积极财政暂不大动,从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后,可以继续此前4万亿元投资等中长期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且已经启动的医疗、教育、社保等领域改革,以及战线更长的城市化进程和相应基础设施建设,均需要巨量的财政持续投入。

在总量型和数量型的货币政策之外,则是对应成本推进型通胀的治理措施。曹远征建议,对工资上涨,需加强工会组织工资集体协商的力度;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则需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曹远征和汪同三等人还建议,在价格非理性上涨,对经济社会秩序,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之时,除了不可或缺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亦可在特殊时期启动非常化的行政管理手段——限制部分商品价格过快上涨。

通胀容忍争议

一方面是支持适度提升通胀容忍度的声音,一方面是对此的质疑,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官方公布的CPI是否低估了真实的通胀

面对高通胀压力,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支持适度提升通胀容忍度。厉以宁、吴晓灵、汪同三、张汉亚、刘元春等人均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10月中旬,厉以宁公开称,考虑到GDP增速、M2增速和CPI增速之间的关系(通常,M2增速等于GDP增速加上CPI增速),应将通胀目标上调至4.5%,否则,按照低通胀指标进行宏观调控,会带来诸多其他问题。

曹远征提出,在生活水平上升,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背景下,食品类权重占比CPI三分之一的格局亦需调整。据《财经》记者了解,国家统计局的确在着手进行该项改革,但是,因应短期目标——即明年“两会”上宣布的当年CPI警戒线是否应该做出调整,却是当前的主要课题。负责此项研究的汪同三表示,中国社科院给出的政策建议将是4%。

不过,反对中国提高通胀容忍度的声音亦不绝于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刘向东向《财经》记者分析指出,首先目前官方公布的CPI可能低估了真实的通胀,一是国内物价受政府管制政策影响,常常价格传导不顺,比如某些商品出现批零价格倒挂现象,这些都难以反应到最终产品与服务价格中;二是CPI“一揽子商品”构成中,食品所占比重较大,而能源、居住等方面所占比重较小,这已经不能真实反映真实通胀状况,存在低估通胀的可能。

此外,刘向东也指出,自从今年2月CPI达到2.7%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2.25%)后,实际存款利率已连续八个月为负,负利率格局进一步形成。如果硬加抬高通胀警戒线,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严重困境,更难消除负利率带来的影响。

强化通胀预期管理则得到业界的共同认可。通胀预期管理的核心一方面在于要尽快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猪肉、大蒜、食糖等食品供应,依法严惩游资囤积炒作行为,另一方面的关键则是让民众尽快知悉真实的供求信息。

联合国粮农组织9月30日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全球今年大米产量预计为4.67亿吨,同比增长2.9%;消费预计为4.6亿吨,同比增长1.8%,库存消费比为28.9%,远高于17%的警戒线。全球今年小麦预计产量6.5亿吨,同比下降4.7%;消费预计为6.66亿吨,同比增长1.1%,这虽然推高了小麦的价格,但是,库存消费比为27.7%,同样高于警戒线。

而在国内,国家粮食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3月末,全国国有粮食企业粮食总库存4508亿斤(22540万吨),2008年,全国粮食消费量10790亿斤(53950万吨)。根据以上两个数据,可以计算得出我国的粮食库存比为41.8%,远高于警戒线。

徐小青表示,由于占粮食总产量四分之三的秋粮丰收,尽管夏粮减产0.03%,预计粮食连续第七年丰收的可能性很大,“总供给面没出问题,即使成本推进,价格也不至于涨得离谱。”

纷纭复杂的情势对宏调操盘者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考验。汪同三表示,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保持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特别是要观察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国际形势变化。

卢峰对《财经》记者表示,利率调节作为宏观政策手段,本质上是一个短期政策工具,今后走势还要结合未来宏观经济形势评估。到底是否进入所谓加息周期或加息通道,还要看今后一两个季度宏观经济走势而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竞争力与风险研究中心主任任若恩也向《财经》记者表示,以往经验证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宏观政策“往往只能管半年”,当出现新的变量,就需要随时调整,今年和明年也可能是这样。

倒逼经济转型

在防范和应对新一轮物价上涨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恰当政策协调,推进中国经济由外贸、投资为主,逐步转向内需,特别是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为主,而这需要经济增长目标从高速增长回归适度增长

相对于仅针对管理通胀预期、应对恶性通胀的种种举措,研究者和决策者更深层的分析与建议,则集中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

从长远看,在防范和应对新一轮物价上涨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恰当政策协调,推进中国经济由外贸、投资为主,逐步转向内需,特别是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为主。但这一转型过程,很可能伴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放缓。

对此,多数学者并不担忧。尹中卿表示,后危机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回归6%-9%,就是回归常态,回归适度增长。曹远征甚至认为,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只靠居民消费拉动,6%的GDP同比增速也可能已是上限。

但海外投行的预测仍然较为积极。乔虹11月5日表示,今年中国GDP增速将达到10.1%,而明年则仍有望达到10%左右的长期趋势水平。

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基调,任若恩定性为:温和增长,温和通胀。这略微有别于此前主流声音有意抬高GDP增速、有意压低CPI上涨的语境。

《财经》记者接触到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应急手段终结之际,在二季度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三季度通胀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业已进入一个新的通道。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增长减速不是会否发生的问题,而是如何发生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日本经济40年前和韩国经济20年前的拐点。拐点之后,增长减速,通胀加速,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三个重要经济比率:消费占GDP比重、服务业占GDP比重、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会迅速上升。

王庆指出,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将拖缓劳动力增长,与此同时,对应人口老龄化的消费率上升,储蓄率和资本率走低,预计有关部门将向国企征收红利以期弥补相关缺口。

果然,11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将五个中央部门(单位)和两个企业集团所属共1631户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同时,兼顾中央企业承受能力和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考虑到中国之大,王庆认为中国经济减速的发生可能会很缓慢。其中,农地改革和户籍的放松、投资下滑缓慢、发展债券市场和放松利率管制、放宽国家垄断行业市场准入(医疗、教育、电信、媒体、运输等)措施均可对冲GDP增速下滑。

曹远征表示,应急政策终结之后,面对未来温和通胀的格局,宏观经济政策应向常态化转变,短期政策应向长期化转变。其中,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已愈发迫在眉睫。李稻葵、夏斌、周其仁三位学者亦均在不同场合作了相同的表述。

社科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肖炼指出,面对热钱的快进快出,亟须将发行人民币债券提上议事日程。他认为如果能够发行人民币债券,必将减少因应外汇储备增加而不断释放的流动性。“如果能给3%-5%的利息,比起8%的GDP增速也算不了什么,即可把热钱引导到它本不愿去的薄弱环节上去,比如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肖炼说。

当然,此一操作需以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为先决条件。曹远征表示,从长期看,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改革的方向。这有赖于人民币完全恢复兑换性。

目前,人民币在经常项下已恢复可兑换性;在资本项下,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40个管制项目也已大部分恢复兑换性,目前尚有管制的主要是三个设计资本主体行为的科目,即外商直接投资审批、中国居民对外负债需进入外债规模、中国资本市场仅通过QFII(境外机构投资者)有限度的对外开放。

他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排出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时间表,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这一目标,从而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奠定基础条件。

据央行和香港方面的统计,2009年7月2日人民币实行跨境贸易结算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达1450亿元,其中80%的结算发生在香港,并相应催生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曹远征认为,这有可能开辟本币首先在本经济体外,进而在经济体内实现可兑换的新路线。

收取输出通胀便利之外,人民币更广泛的国际使用也会为各国储备货币分散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条件,并最终对冲当前输入性通胀的巨大压力。

此外,《财经》记者接触到的多位官学两界人士亦指出,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等结构性改革亦不容延宕。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战通胀不容回避,但出路与选择却还有很多,关键要看利益相关者的权衡和博弈。

实习生虞鑫、马瑞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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