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是李斯，李斯制定的《秦律》对我国法律建设影响深远），法家对法律的贡献，相当于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压缩了技术创新的需要。所以，即使中国有相关的技术和理论，也会因为社会不需要而难以发挥。欧洲的人力泵浦于1627年（北京王徵）引入中国，到1686年（杭州金鋐）才有仿制，到1746年（苏州陈肇泰）才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其中的气候周期（60年）非常明显。在这种消防工具（即消防科技）推广之前，各地方都是通过人治和人事管理（即消防文化）来对付火灾，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地方消防文化。
图4.中国公元前4世纪的风箱（左，李约瑟仿制）和公元11世纪的猛火油柜（右，曾公亮研制），都是按照柱塞原理工作，距离泵浦发明一步之遥，但这一跃进不可能在中国完成，这是因为缺乏相关的科技需求。
从环境上看，由于古代中国普遍湿热，所以木构建材供应丰富而石材供应不足，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木建文化，结果是缺乏高层建筑，导致转而发展合院建筑文化，抑制了对救火科技的需求，妨碍了科技的发展。相比之下，位于北方的古代欧洲各国比较冷干，冷干环境对建筑的取暖要求比较高，导致砖瓦建筑的流行。这两种不同的建筑文化给消防队员的灭火战术带来很大的影响。
根据进入中国的次序，有两种人力泵浦，一种是1627年进入中国的“土龙”（相对洋龙而言，日本叫作龙吐水，典型特征是单杠杆、大澡盆、鹤嘴管），另一种是1725年故宫进口的“洋龙”（Newsham型泵浦，双杠杆/蝴蝶龙，有气箱，有软管）。后者更轻便，理论上应当更流行。可是我国更喜欢使用前者，不喜欢复杂的技术，为什么呢？泵浦不常用，日常维护很重要，前者简单，便于维护。而中国不缺人手，所以笨重不是问题，这是一种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自古木材建筑多，火场更危险，所以没有进火场的战术要求，只需要在外部洒洒水，防止火灾蔓延即可，所以软管技术对中国来说太多余，这一点与欧洲自古就有的入室灭火战术是迥然不同的。由于大量使用砖瓦，所以欧洲建筑在火场不会倒塌，比较安全，这又导致了欧洲消防科技向室内救火救人技术的倾斜，入室救火战术（比如以石棉防火毯为代表的救火战术）和自救救人科技（以云梯为代表的救人科技）的发展，是对当地建筑文化的一种适应。一般的趋势是，欧洲火场重视消火（以水灭火）和救人，中国火场重视防火（隔断火场、防止蔓延），两者带来不同的技术需求。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在消防领域重文化轻科技？地理条件带来的建筑文化导致火场战术与欧洲完全不同，因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5.中国古代异常丰富的消防文化
那么，在缺乏消防科技的情况下，中国古人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社区火灾风险的呢？消防文化是安全文化的一种，是人类社会面对社区火灾的威胁时，采取的防火、灭火、戒火等措施的集合。典型的消防文化包括，法律典章、政策措施、人事组织、建筑特色、地名渊源、城市布局、风俗习惯、技术演化等。比如地理条件导致的地方灾情，杭州是因为水汽大，靠海边；武汉的“风火之虞”是因为地形有利火场大风；徽州是因为木材燃料多，居住空间狭窄；福州是因为气候湿热，需要“纸揹”对付通风问题；“温州怕火煨”是因为木材发达，交通不便；重庆多火，自汉代就是如此，因为水汽大，山地助蔓延；广州的“火烛车”文化来源于洋行经济。中国每一座多火多消防文化的城市，都有它内在的火灾动力学原因。
中国古代的防火文化包括：四大藏书阁之一的浙江天一阁，对于防火采取严格控制游客数量和点灯防火的办法；广树防火墙，这是徽州地方的建筑文化特色；北京为代表的北方民居多胡同和火巷，这是有意识增加防火间距，目的是隔离燃料，与封火墙的作用异曲同工；中国古代的停水文化包括：洛阳的大铁镬、杭州的七星井、重庆的七星缸、广州的防火大桶、开封的司马光砸缸、北京故宫的门海，徽州民居准备水缸水桶，都是古代常见的停水措施。汉代皇宫、隋代大兴、宋代开封、元代大都、明清故宫、徽州汪村呈坎村的布局规划，都有着防火的内在考量。
中国古代的救火文化包括：宋代五甲制、元代保甲制、明代火甲制、清代救火会。今天有派出所和消防站，其中的差异与灭火技术（工具）和战术有关。
中国古代的戒火文化包括：商代“弃灰于道者断其手”；商鞅对“弃灰于道者处黥刑”，用以立威治国；唐代法律“见火起不告救”；无锡的民谣，“水缸满满，灶膛清清”，既停水又慎火。杭州的更夫，喊的是“寒冬腊月，天风干燥，楼上楼下，灶前灶后，鸡钟烤笼，一街两岸，各家火烛小心！”。古代有重阳节“入火”、寒食节禁火、清明节“出火”习俗作防火宣传，现代则有消防日科普教育作防火宣传。
所有这些消防文化，与当地的地理条件和植被燃料、气候条件、人口组成等有着复杂的关联，所以是一种文化，非文化不足以表达其内在的关联。上述消防文化，每一条都可以写成长篇故事，这里难以一一深入。
6.中国消防文化的源头
那么，中国消防文化的源头到底是什么？由于古代中国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刀耕火种经济在中国持续很久。《周礼》对火灾的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凡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这一处罚措施，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凡是失火，就是责任事故，就需要判刑，这种观念夸大了人在火灾中的作用，忽视了环境和气候的贡献，对火灾的本性认识不足，对全面认识灾害不利。刀耕火种经济下，对于失火的处罚极为严厉，因为这是全氏族部落的生计问题。东晋泰始年间，失火是要灭族的，北宋年间，失火是要被公开处决的，即使是在解放后，失火也是要被枪毙的，《中国火灾大典》上有无数的例子。这种严惩当事人，转移对真相关注的法家做法，可以说是刀耕火种经济方式的残余。火耕强调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的利益去问责，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是集体为本的精髓，所以火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
除了法家思想，中国古代的消防文化还有一个源头，就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合一”论，遇到灾祸就认为是人祸，通过问责制寻找替罪羊，就是不愿深入寻求真相，是我国典型的应对灾难的程序化措施。这是董仲舒针对公元前135年发生的高庙大火提出来的观念，深入影响了2000多年。冯友兰认为中国多从人的角度，而不能客观认识事物，这是董仲舒的影响。
由于上述的两个源头，以及中国多木构建筑的事实，导致古代中国放弃了对消防科技的探索和追求，而是转而追求消防文化和管理措施，这让中国走上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于是有李约瑟难题的产生。地理条件和气候变化，是揭开这一文化奥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