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延安时期，中共营造出了民主思想活跃的氛围。认真梳理延安时期党的各项民主政治思想的实践成果，有助于我们在当今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的新环境下巩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关键词] 延安时期 民主政治 思想
延安时期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是中共学会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时期。党在延安13年中，推行过多种有利于发扬民主政治的举措，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都为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借鉴。
一、中共民主政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现实基础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中华文化的民本思想是中共民主政治思想的理论来源。
1.马克思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诞生后，虽然承认资本主义民主的相对进步性，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有十分清楚的认知。在他看来，不管国家采取何种政权组织形式，其本质上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劳动人民的政治价值，保障劳动人民的各项权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411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设，后来列宁在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和建设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时，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建立苏维埃政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设想付诸实践。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从秦到清的历代王朝，都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作出了贡献。这些思想也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历史渊源和参考。在先秦至汉诸子百家中，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学说。其后，孟子提出了“仁政”和“民贵君轻”的思想，把民生疾苦作为检验君王德行的重要标准。战国末期，荀子继承发展了孔孟的思想，把君民关系比作“水”与“舟”。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强调民众要服从天意的代表君王的同时，君王也要关爱臣民。明清时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不仅批判封建君权，而且强调民生民意。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酝酿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结合——新的民本思想。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继承了传统文化思想中“民贵君轻”的优秀精髓，摒弃了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阶级狭隘性，同时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有利于革命发展的积极思想。延安时期党政军民团结的局面，无一不在昭示着民主思想的正确性与重要性。
（二）中共民主政治思想的现实基础。
1.中共领导的苏区民主氛围浓厚。1935年遵义会议后，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层次都有显著提高，并且一改早期单打独斗的局面，开始广泛与其他民主党派合作。向这些民主党派介绍自己的革命纲领、革命志愿，与他们求同存异，甚至与一些民主党派的首领达成友好共识、结成革命友谊。1937年后，抗日救亡的担当达到空前重要的程度，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训。众多民主党派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提出团结抗战的口号，联合各民主党派，以诚意与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坚决抗日。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还倾力帮助民主党派的发展壮大，共同抵御国民党的残酷迫害。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意愿出发，向国民党提出要和平不要内战，然而国民党却对人民意愿置若罔闻。在这一情形下，民主党派更加倾向于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不要内战的民主政策。
2.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独裁专制。与红色区域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国民党领导的白色区域。在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局势下，国民党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和对中国人民的肆意屠戮，仍然没有表现出坚决抗日。进入抗战后期，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动集团公开叛变，建立伪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虽然抗日，但明显动力不足，态度消极懈怠，并且将重心转为限制中共发展。1939年和1941年，国民党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一行为遭到民主党派强烈谴责。1943年，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然而由于中共事前揭露、声讨，并在军事上有所应对，加之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党的这一阴谋才没能得逞。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民主党派都在期盼达成一致协议，争取和平。然而国民党却倒行逆施，为了争夺话语权，强制解散民盟等组织。这一行为使众多民主党派看清国民党的伪善面目，认清了国民党想要一党独裁的本质。他们逐渐明白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中间道路”“改良道路”都是幻想，并逐渐转向新民主主义道路。
二、中共民主政治思想的具体实践
（一）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2]p741根据这样的政权性质，毛泽东提出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2]p750。“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将抗日战争的需要与民主制度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它既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又区别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亡的生死关头提出的新型政权，它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真诚抗日的党派通力合作，增进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加强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反映了抗日的各个阶级的需求，有利于中共团结各种爱国力量，增强抗日的实力。这种政权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民主党派的联系，也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于稳定边区经济，促进边区文化发展大有裨益，大大推动了全国抗日革命事业的进展。
（二）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开始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参议会制度。它也被称作是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包含三个方面：第一，选民选举监督参议会。边区的各个民众，但凡满足《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中规定的，都可以参与选举投票。而且选民选举参议会是按照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方式选出的，极大地保护了选民的隐私，使民主更加真实、广泛。第二，参议会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制度。与当时国民党实行的国民参政会和省市参议会监督制度，以及西方的议会监督制度不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人民的机关，是由人民选出、代表民意的机关，是最高权力机关，独立于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有效地避免了各个部门之间的纠纷、推诿，能够真正地监督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第三，参议会内部监督制度。边区和县级参议会下设常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参议会大会选出，对参议会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无论是比之于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参政会还是同时代的西方议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都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使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在当时白色恐怖那样严峻的年代，依然能够成为政治上先进的地区。而这一制度，为我国后来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三）开展整风运动。延安时期，党内重要领导人作出明确指示，要从思想层面彻底清算党的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3]p86。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4]p797因此，整风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马列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提高全党同志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以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创造性地将党内学习运动发展成为党的思想建设，增强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从而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武装成为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极其完备的、富有战斗力和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三、中共民主政治思想的借鉴与启示
（一）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早在七大就指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是：（1）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2）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做定期的工作报告；（3）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4）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5]p122。这四项基本条件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产生、领导权力的授予与监督等方面强调了民主，同时为了组织的纪律性和严密性也不忽视集中的重要性。当今有一些干部，常常脑子一拍就做了决定，下达一些政策，政策施行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才发觉不妥，于是又收回政策，“朝令夕改”的现象不仅给党的形象抹黑，使党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还会给群众的生活造成诸多的不便。要想减少或者是杜绝这种现象，就要将民主集中制贯穿与领导机构的产生、领导权力的授予、领导权力的监督、决策制定和实行的全过程。一方面，在推行和出台一项政策之前，要广泛集中民意、民智，征求听取各行各业代表们的意见；另一方面，在政策出台以后，也要要求各方深入贯彻落实政策，对地方机关的工作情况要进行绩效考评和民主监督。这些基本的方面做好了，民主集中制的优势才能进一步发挥，党的优良作风才能得以贯彻，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和谐。
（二）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民主政治素养。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顿党的思想，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这一方面，被称为改造思想的典范。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阶段，党内的许多同志面临着新环境下的新问题，有些同志在日渐舒适的环境里逐渐忘记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滋生出懒惰、骄傲、懈怠甚至是腐败等负面情绪。如何在新时期武装党的干部头脑，迎接新的挑战，是党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电子科技信息如此日新月异的时代，要保持党的活力、生命力、先进性，就要不断学习先进的理论，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关注民生、关注时事，不断在实践中探索解决问题的真理。对于党员干部中各种负面情绪要及时批评改正，对于思想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打好思想上的“预防针”，对于改过自新的同志要善于接纳，对于顽固不化的错误分子要采取严厉措施。只有在思想上保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最大限度地团结党内同志，才能使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
（三）建立健全的监督制度体系，防微杜渐。党内民主氛围良好对于党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民主氛围有利于党内对各种问题的热烈讨论，有些争论往往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既包含党内监督，也包括党外监督。一方面，从党内监督来说，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对党内的领导干部的公务活动都应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党章和党内的各项规定进行监督。既对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起到一个约束作用，避免骄奢淫逸的不良作风兴起，又能对党组织的各项活动进行及时的监督反馈。另一方面，从党外监督来说，延安时期，我党同各民主党派就有过深厚的革命情谊，有过愉快的合作经验。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参政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仅如此，广大人民群众也可以成为民主监督的主体。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利用好各种媒介，建立健全的监督体系，对党自身发展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延安时期作为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黄金时期，必然有众多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学习和借鉴延安时期的实践成果，不断汲取现代化的社会中的新鲜养料，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