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37～1945年，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第一次理论性飞跃，它折射出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行表征层面的成熟。这些可以从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获得佐证。
[关键词]1937～1945年；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朱庆跃，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09级博士研究生，淮北师范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上海 200025；杨勇，淮北师范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安徽 淮北 235000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2-0015-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性飞跃的实现，折射出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行表征层面的成熟。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党科学认识和理解“知”、“行”并在处理两者之间关系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而1937～1945年期间，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在党内成为统一的指导思想，并逐渐成为准主流意识形态，与党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密不可分。因此，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来解读当时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行表征层面的成熟，既有助于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也为如何利用这些规律促进当下意识形态建设尤其是宣传工作提供了一些借鉴价值。
一、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层面上具有主动性和本真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最终在众多中西方理论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是将其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来看待。但在抗战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并没有如当初人们选择它时所设想的美好憧憬那样成功运行。如除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顺利开展和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外，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依然没有改变，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仍未完成，如果说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和反动、腐朽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于陈独秀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那么王明等人忠实地执行马克思主义，结果却造成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并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则又何以解释。这些不能不引发人们对当初选择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怀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尤其在抗战这样一个特殊的境遇下更凸显严峻。
上述的思想困惑，最终涉及到如何认识、评价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只有科学地回答和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以正确的舆论引导民众的目的。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层面上，相较于1937年前，党在1937～1945年显示出主动性和本真性。从这段时间党的意识形态宣传视域来看，这种主动性一方面体现为并不因客观革命形势的紧张而忽视或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在革命遇到挫折时被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反思过去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中所出现的不足和局限；更重要的是从党自身的理论现状和党所完成的艰巨任务的要求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强调学习、认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如毛泽东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强调，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要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1939年，陈云在为党员、干部所作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从这一期间党制定、下发的有关指导意识形态建设和宣传工作的文件也可获得佐证。如1942年《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都特别强调党内一些部门和地区因理论水平不高。造成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泛滥，不进行理论的学习则这些现象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主动性还表现在党不仅要求中高级领导干部，而且要求普通领导干部和党员也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认知。如194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学习理论与参加实际工作是每个党员不可或缺的责任；从1942年春开始，全党还正式开展长达三年的普遍整风学习运动。
这期间，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层面不仅反映在上述的具有主动性特征上，还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真性的追求上。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来看，具体表现为：一是注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强调以及对本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不拘泥于具体的词句和苏俄化马克思主义。前者从这期间党的领导人的论述可窥见一斑。如毛泽东要求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李维汉强调要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首先要深刻地研究马列主义，在研究的时候，注意学习它的内容和意思，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把它当作教条。后者在于通过设立机构、组织人员专门研究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这期间先后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下设研究室、翻译部)、新哲学会、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编译局等。在翻译马列主义著作方面，也达到了盛况，如《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列宁选集》20卷本、《斯大林选集》5卷本等论著先后系统出版。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本质进行了自觉的理性思考。这一思考首先是由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中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随后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也纷纷撰文对此问题进行研讨。如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述评》等文中将其理解为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和培元在《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强调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的相结合。
二、在对中国现实实际的把握上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
理论与实践之间是辩证统一的，这就要求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仅要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还要对中国的实际有一个科学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也才能为马克思主义执著地向现实形态转化寻找到一个正确的通道和载体。1937～1945年期间，党通过对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并借鉴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思想界有关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现实实际的把握上，相较之前在思想认识上更加重视。不仅制定、下发了一系列有关国内、国际时局的指示、评论和文件；更重要的是在于对“现实实际”内涵理解上，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这不同于1937年前党或教条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形态说，得出中国在国民大革命后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判断；或照抄照搬俄国革命模式，变相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类似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
从党的意识形态宣传视域来解读，这种科学性具体体现在：一是以科学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导。如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所作《论持久战》的讲演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科学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历史时代，后又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分析中日双方各自互相反对的四个特点及其发展趋势，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最后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主张实行全民族持久抗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人手，科学分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特点和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全面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理论。在《解放》杂志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二是以科学的方法即调查研究来了解中国实际。如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在实践层面，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带头，组织调查团奔赴农村和抗日前线进行调查研究。张闻天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出发归来记》就是典型。三是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即历史思维和系统思维相统一来审视中国实际。从这期间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有关认识和把握中国实际的著作来看，历史的思维方式已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如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强调抗战分为三个阶段，认为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中，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认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等。同样系统思维方式也渗透进党考察中国现实实际中，如联系中日的社会特点和决定战争胜负的综合因素，分析抗战总体特点和趋势，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从国内社会结构和特征以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趋势，回答和解决“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等多维度，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特征；乃至联系官僚地主阶级统治的本质、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国际反法西斯的形势来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战和反共之间的摇摆心态等。
正是由于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现实实际，党在如何解决具体实际问题时更具前瞻性，而不是如1937年前那样更多地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进行错误、曲折的实践后，一味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来不断拨正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针。这种前瞻性，不仅表现在宏观上对抗战中中国必胜趋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预测上；而且也表现在微观层面上，特别是对抗战中每一具体阶段的形势分析和战略政策的制定上。如在防御阶段，洛川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强调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作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指针。在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认为，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全国性伪政权有形成的可能及其对于抗日阵线的影响；悲观情绪的生长，意见分歧现象的增加。为此，提出必须认真地巩固统一战线与扩大统一战线的任务。在1943年7月抗战进入反攻阶段时，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通过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抗战转入到了对敌反攻阶段，提出应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和发展生产等四项主张。抗战即将进入胜利之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预测中国将出现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为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进入到一个光明前途，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
三、在对中国过去的实际尤其是传统文化的认知、改造上具有辩证性和创新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基本要义。而“实际”不仅是当下的实际，还包括过去的实际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其不仅在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重要的是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否真正在中国扎根、发展，成为中国内生文化的问题。回顾1937年前党在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尽管“五·四”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采用传统儒学的某些观念、话语诠释、介绍马克思主义，以暗含两者的相融、相通，以及国民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一些党员也强调要吸收中国的元素来宣传、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总体来看，党仍然沿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破不能立”的思维，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轻视、批判乃至全盘否定的态度。如1924年，中共北方区党组机关报《政治生活》指出，我们一方面不赞成所谓东方的封建社会的甚么东方文化，而另一方面却不怕被人骂我们是甚么舶来品，欢迎那些工人阶级的文化。这使得党的意识形态迟迟不能有效地在民众的心里扎根，甚至出现了被民众抵触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步履维艰，中国革命也遭受过严重挫折。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和兴盛。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传统文化复兴思潮的氛围也日渐浓厚。但利用传统文化的目的，各派则又极为复杂。如国民党蒋介石派借用传统文化的一些消极思想，鼓吹所谓唯生论和力行哲学，妄图整合社会意识，抵制马克思主义；新儒学派利用这一难得机遇，倡导新儒学运动，希冀挖掘传统文化精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加民众抗战的信念。在此境况下，如何处理好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依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实现民族救亡，如何抵御各种传统保守主义的攻击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些成为党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而问题虽千头万绪，但焦点在于如何认知和改造中国过去的实际尤其是传统文化的问题。
1937～1945年期间，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民族抗战的实践，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改造上相较于前，更具辩证性、创新性。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来进行解读，具体表现在：一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主张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如毛泽东认为，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
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而对于那些优劣不加区分就鼓吹、提倡传统文化思想的做法，如国民党蒋介石派所倡导的唯生论和力行哲学，周恩来揭露其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艾思奇、胡绳等人撰写{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述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理性与自由》，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政治观上对其实质进行批判。另外，对于新儒学派一味强调传统文化的“优”，而避谈其“劣”的思想，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二是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党基本认识到了两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即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要实现中国化、具体化，其必须在形式风格上不仅要有中国的作风和气派，以获得中国民众的心理文化认同，而且还要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中寻找到自身结合点和生长点。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也要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中不断进行改造和提升，实现自身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三是提出了立足于抗战实际，在两者相互融合中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构想。如毛泽东强调，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在1940年《解放》杂志第一零三期上，张闻天发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一文，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四、在知行结合的理论成果生成上具有系统原创性和实践变革性
理论的成熟，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根本标志。因为它是政党政治坚定的前提，是思想先进的根基。1935年前党之所以没有成熟，在于党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所坚持的实质更多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在结合过程中形成符合本民族特点、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因此，运用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真性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在1937～1945年期间，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有自己的理论和主义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如毛泽东从列宁主义的创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以及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证。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中，他指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王稼祥则从政党存在的合理性上进行了论述。如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他认为，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无法胜利。而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如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
正是在上述这种共识氛围之下，党通过知行结合的实践，围绕着“什么是全民族抗战、如何进行全民族抗战”、“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四大问题开展了理论思考与理论创新。这些理论思考的成果，既是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的具体发展，同时它们的形成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延安时期的那一阶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相较于党在1937年前所进行的一些零散的“有自己主义”的探索来说，这些理论成果更具有实践变革性和系统原创性。实践变革性就在于它们是为了解决上述所提到的四大实践问题而开展的，不是单纯学理探究。系统原创性在于具有“中国特色”，并且这种“特色”是体系式的总结与多维度的展开。如上述四大问题之间，存在着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前两个之间，可以说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而这前两个与第三个问题又可以视为具体的实践层面与抽象的理论思考层面之间的关系；前三个客体问题能否成功实现，最终又取决于第四个主体问题能否进行正确的思考与解决，同时前三个问题又是第四个问题的具体体现。而每一个具体问题也是系统原创性的，从这期间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的相关著作以及中央制定、下发的有关文件可见端睨。如在“什么是全民族抗战、如何进行全民族抗战”问题上，毛泽东撰写了如《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文，从抗日战争的趋势及其特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策略等方面进行具体系统阐述。就“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中，毛泽东从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步骤、纲领目标、胜利法宝、前途等方面完整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发表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新阶段》等，刘少奇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论党》等。另外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如艾思奇、和培元、杨松、张如心等也撰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内涵、哲学基础、根本原则、实现途径与方法、伟大成果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就“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文以及党制定的《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中，围绕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政治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大党，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翔实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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