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发展呈上升势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社会急剧转型也加速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孕育了新的公民价值观,近来,各种非和谐的社会现象的发生折射出我国公民素养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社会秩序的稳定及国家的长远发展。因此,须从当前我国公民素养现状出发,分析其形成原因,着重探析公民素养提升路径,以为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社会的安全转型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 公民 公民素养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出了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公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从公民自身,公民与公民、社会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度看,公民素养就是对所有公民的一种普遍要求,即遵守社会基本规范和准则。具体为,公民以天生禀赋为基础,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已习得的知识、能力对自身、他人以及国家予以正确定位和认知,在参与社会生活中,正确行使权力和自觉履行义务,不断提高政治法律修养和文化道德素质。公民素养影响社会的文明程度,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公民素养无疑是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前景。在发展关键、改革攻坚、社会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公民素养的培育与提高成为进一步挖掘我国发展潜力的一项重大举措。
1、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素养现状
“社会转型期”指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是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社会各方面结构转换、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各种利益调整及社会成员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明显变化,为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基铺路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期间,我国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公民各方面素质较以前有了较大进步,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集体意识、法制观念得以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时代强音,但不置可否的是各种社会矛盾高发、多发、频发,各种无视准则,曲解规范,亵渎职责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公民各方面素养没有实现全面均衡的发展,正常的社会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1.1 公民政治参与水平较低,法纪意识淡薄
首先,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公民参与热情普遍提高,但总体上,公民参与水平仍较低。一方面,由于已充分认识到政治在利益分配中的权威性地位,有些人迫切参与政治的愿望实为一种畸形的功利主义崇拜,如基层选举中的盲目和不公平竞选,公民消极、无序选举,虚假被动参与政治的情况较为严重。这种对民主法治的认识及参与技能的缺乏,终难以确立正确的行政方式,达到有效地参政效果;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民往往把自己当做国家和政治的附属物,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政治认知水平的低下,如许多弱势群体缺乏财力物力的支持去追求温饱之外的精神提升,久而久之,政治冷漠会不同程度显现,政治认同感不断下降,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也日渐疏离。
其次,目前我国公民普遍法律意识淡薄,制约着公民权益的维护和实现。一方面,很多人将法律当成教条式的范本,抱怨法律条文的繁冗和晦涩难懂,难以轻车驾熟,所以抱着侥幸心理干脆不予理会,当突然事件发生需要法律支持时却又因缺乏法律常识而手忙脚乱;另一方面,部分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深知法律在法治社会的重要性,但除了法律及相关专业以外的人对法律知识、程序等的了解和学习仍处于浅显层面,甚至有人认为法律只是企业、媒体、政府回避监管,以及糊弄大众的武器,而平民大众只会成为法律的牺牲品,这完全是一种对法律消极抵触的态度,曲解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
1.2 公民主体意识模糊,主体判断能力弱化
首先,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利益调整和冲突,把公民义务囿于对国家、民族、政府的单纯服从意识已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需要的是唤醒公民主体意识,使之上升到关心社会事务,参与国家政治的高度,并寻找更广阔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如通过网络平台监督政务公开,对各项政策的实施予以评价和建议,从而实施和发挥公民主体能力,切实成为建设性公民。
其次,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公民提高主体判断能力有待提升。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关系本位”、“人情先行”的泥潭,“走后门”等各种潜规则行为完全失去了主体自愿追求自由的权益;企业的不成当竞争,偷税漏税,“投机倒把”,打着创造社会效益的名号至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于不顾。这些追随错误价值取向,公正立场动摇,物质贪婪极度夸张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行为严重威胁了公民个人理性的形成。因而激发公民的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的不怯懦的运用理性判断是非曲直,从而提高公民素养,维护公民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1.3 公民社会责任感下降,社会公德意识淡化
首先,当前我国公德失范现象屡见不鲜,已然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软肋”。有人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扔烟头和果皮纸屑;在公共汽车上无视老弱病残;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不顾他人安全;在公共领域大声喧哗,满嘴粗话,甚至发生打架等暴力事件,这些都违反了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小悦悦事件”中十八路人对生命垂危的一岁女童视而不见,若是大多数人都畏手畏脚,怕遭“碰瓷”,只“围观”而不作为,把无奈当做泯灭良知的借口,社会信任和公共善意必将成为空中楼阁。
其次,有相当部分公民缺乏公德意识,对他人的财产和权利不予尊重。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论公德》中就指出:“我国国民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但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如今,在公交车上驱赶拾荒老人,歧视农民工,忽视起码的公共善意,难以恪守公共良序的事情仍时有发生。只把道德行为限于血缘与地缘的环境中,只对家人,朋友,熟人等施以“真善美”,而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就把作为公民的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使命抛之脑后,甚至有人明知故犯,肆意破坏公共秩序,挑衅公共准则和规范。
1.4 公民科学文化素养和心理素质偏低
首先,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气略显浮躁,人们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而不注重个人修养和内省精神,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践行出现脱节。日本“80后”作家加藤嘉一在其新书《中国的逻辑》中写道:“中国的知识非常廉价,中国人不把读书当回事,一本书的价格还不如星巴克的一杯咖啡贵,中国的物价、房假都在涨,独书价不涨,只要中国人不爱书,不论经济怎么发展,都是可以小瞧的。”这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这样的当头一棒让我们不禁深思,我们公民的文化修养亟待提高。再如当前有的大学生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片面追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学习动机不明,专业基础不牢,长时间处于麻木状态,不注重精神充电,舍本遂末,为以后就业和深造埋下了隐患。
其次,从近年来,我国部分公民在危机和灾难面前的表现来看,公民心理素质偏低。03年“非典”时期,人们疯抢板蓝根,04年松花江出现10公里化工污染带时,人们哄抢饮用水,日本发生核危机时,有人比日本人还紧张,引发了全民抢购碘盐风潮。这种恐慌说明公民科学文化素养的不足,缺乏对病菌传染、环境污染及大气辐射的常识,且心理素质较差,在灾难危机面前没有正常的心态和正确主观判断能力,容易受谣言蛊惑,缺乏对社会和国家的信任。
2、公民素养现状原因分析
2.1 受封建思想影响深重,文化传统消极方面制约公民教育的发展
一方面,我国封建社会存在时间较长,许多封建保守思想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君臣民”“官本位”等封建等级文化思想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蛀虫。 我国经历过艰难地战乱、革命时期,使文化传统元气大伤。在当今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工作生活压力大而疏于关心社会和他人,人际关系日渐复杂,不满、焦虑、挫折和怨恨等负面情绪随之产生,很多人选择“冷漠”作为为自我保护的屏障。“物质匮乏导致对生活的甚至生命的威胁,带来的恐惧超越了任何一种文化。”[1]所以,“非典”,核危机时的抢购风潮,除了把这种恐慌归咎为公民科学文化素养缺乏的同时,背后还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
另一方面源于公民教育偏重理论,缺乏主动参与和实践。在升学率的压力下,素质教育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对于公民教育的内容往往浮于表面,难以系统内化传统文化的精髓,且只偏重于理论知识的简单见解,常忽视思维与能力的培养。因此,公民主体意识和政治法律等知识难以内化为公民的自身素养。权利和义务被架空,国家主人翁地位不能在实践中充分体现。对青少年缺乏心理疏导,影响健全人格的形成,进而难于融于社会和培养社会责任感。
2.2 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与集体主义道德相矛盾
市场经济提高公民开拓进取的积极性,激发了公民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同时,由于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内在缺点对我国公民素养的提升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有人迷失在“物欲“的漩涡中难以自拔,以“利益最大化原则”替代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在价值评价上以金钱为尺度,以成败论英雄,导致不正当竞争,非法牟取暴力等行为持续上演。在生活上,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定范围扩张和蔓延,人情冷漠,尔虞我诈;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往往被过分的曲解并深入到各个领域,使人们形成了斤斤计较,按酬付劳,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另一方面是受西方利己主义侵入的巨大冲击。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元化及各种西方文化与我国文化不断交流与融合,互联网的发展也加速了不同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汇聚交织。部分公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异域文化时缺乏辨别能力,盲目追求所谓的“时尚“,这种科学思维的缺乏必然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漠然和思想道德素质的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奢华的生活方式,优厚的社会福利和相对较高的工资待遇,使很多崇尚西方价值观,片面相信西方“人权”和“民主”的说教,有人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产生了极大的信仰和社会信任危机。
3、公民素养提升路径浅析
塞缪尔·斯迈尔斯说:“如果一个民族缺少了品格支撑,那么,就可以认定她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和公正的美德,她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2]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素养参差不齐的情况,必须充分利用行政、舆论、教育等手段,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社会组织的特殊影响力,调动各种公民群体提升素养的积极性,从而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3.1 根据转型期公民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努力构建公民素养提升新体系
首先,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公民素养的提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只有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公民素养才能有更大的培育和提升空间。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的重大作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兴国战略,把我国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另一方面,要辅以政府的宏观调控,科学制定市场监管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培育农村市场主体,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给公民素养提升培育肥沃的社会土壤。
其次,政府要积极引导,为公民素养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在文化多元化和缺乏统一价值观的社会转型期,各级政府在社会转型期要加快推进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明确政府权力规范,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切实完成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性政府的转变,在公民政治参与,形式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给予积极引导,予以公民政治和法律素养的提升正确的政策导向和制度保证。一方面,要通过媒体、网络等各种形式做到政务公开并广泛接受公民监督和批评建议,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优化民主选举形式,实现公民政治意愿,提高其政治参与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具有强制性的公民文明规范,用法律约束少数不自觉公民养成文明习惯,依法开展普法教育,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鼓励和鞭笞结合起来,促进扶正却邪、惩善扬恶的社会法治氛围的形成,防止和避免价值取向误导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后果;再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等教育阵地,对公民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使之保持政治立场的坚定,增强国家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再次,要鼓励各种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公民素养的提升提供有效社会支撑。社会组织是是凝聚社会力量的“粘合剂”。一方面慈善团体、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社会组织对于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给公民提供政治参与的锻炼平台和机会,进而提高公民素养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投入社会公益事业,这比政府直接组织有更好的效果,如在赈灾救灾、扶贫济困、帮助妇女儿童和老弱贫残,“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都得到了广泛响应并持续开展。社会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资源,往往人才集聚,能够充分发挥其人才优势,给大众提供咨询、服务、又可使其科学成果或专利技术得以推广和应用,推动了科学技术、文化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在协调好组织内部事物的同时,能有效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促进人际和谐,社会稳定,成为社会利益整合重要机制。
最后,要发挥大众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为公民素养的提升创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大众媒体在舆论导向、对公民、社会及政府监督等方面发挥着“喉舌”作用,是折射公民素养的“镜子”。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台、报刊、杂志、网络等传播媒介,宣传党的重要方针政策和科学理论,将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公布于众并呼吁社会遵守,给公民行为和价值观念以正确引导;另一方面,各种媒体要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文明示范等不和谐现象予以曝光和批评,从而引起社会关注,形成社会舆论压力,从而对公民及社会有效监督和制衡;要宣传精神文明新事物、新典型、讴歌人民群众的高尚风貌,如可采取“公益广告”“微电影”等形式,强化影视作品的道德教化作用,激起公民参与自我提升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各种主题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使自身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以提升。
3.2 根据转型期公民主体的时代性特征,不断开拓公民素养提升新领域
首先,要规范公共权力运行,塑造党政人员新形象。党风不正会导致严重的公民个体叛逆。一方面,党政人员必须严于律己,依法行使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自觉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规范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福祉。“公生明,廉生威”,另一方面,党政领导干部要切实做到爱民、为民,向杨善洲、沈浩等许多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先进典型学习。在社会转型期,尤其是各种利益矛盾凸显的情况下,要牢固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淡泊名利,廉洁奉公,经受住“糖衣炮弹”的进攻。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争做先锋模范,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同时,要深入群众,身体力行,要重视提高业务水平和办事能力,树立在公民心中的崭新形象,为公民素养提升起榜样带头作用。
其次,要致力于人文关怀和引导,重视社会弱势群体的素养提升。一方面,给予弱势群体以足够的人文关怀,尊重、理解和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其树立信心和增强自助能力,重视社会弱势群体心理健康,增强其思想道德素质和对社会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就业和再就业工程及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办法帮助其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再就是要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保障弱势群体的在各项决策中的参与权利,增强其政治法律意识,使其能够正确表达和维护自身的权益,促进社会公平,以调动弱势群体公民提升素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再次,要倡导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创新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知识经济时代,终身学习已成为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实选择,也是影响公民整体素养,关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公民要正确对待“学历”并且注重“学力”的提高,即在不同环境中获得知识、进行创新、与人沟通的重要能力。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和服务,把提高知识水平与训练思考与分析、判断的能力向结合,以及注重个人内涵和精神层面提升。另一方面,要改进公民教育方法,创新公民教育理论和实践。学校教育要注重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来规划和实施公民教育,不要拘泥于思想政治教科书,要通过各种媒介和环境进行公民素养宣传,坚持知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全面提高学生公民素养。
最后,要始终坚持兼容并蓄的开放理念,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经验。社会转型期,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传统的同时,也要具有广阔胸襟和国际化视野,放眼全世界,站在新的立场去增强公民主体意识,养成正确的公民行为习惯,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充实和丰富公民教育的内容,全面提高公民素质。如学习日本坚持在国民素质教育中防患于未然的灾难意识教育,向西方国家学习,高度强调国家意识和社会统一,突出公民的民主意识,提高道德修养和法制意识。只有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要共同努力,形成深入持久、实事求是的立体系统教育,且大力倡导“终身学习”,我国公民素养才能迈向新高度。
“欲新国,必新民”,“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3]社会转型期,公民素养的提升与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左膀右臂,全体公民必须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和视角对待我国社会转型,培育平和包容、文明健康的社会心态,全面提高文化道德素养和政治法律素养,为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共同努力！
注释
[1]李大光.日本核危机引发公众恐慌的思考[J].科普研究,2011(3):60.
[2]宋景堂,刘曙光,刘志明 译.塞缪尔·斯迈尔斯 (英).《品格的力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1.
[3]温家宝.讲真话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2011年4月17日.
参考文献
[1]林世选.国民素质论:和谐社会构建与国民素质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2]雷泓霈.应像日本那样把灾难意识纳入国民素质教育[N].上海:新民晚报,2011-03-13.
[3]曹乐.论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