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代蜀人张唐英以撰著《蜀梼杌》等史书而见称于当代后世,本文对关涉其生平与著作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考论,认为:张唐英确为蜀州新津人,所谓“双流人”的记载有误;其生卒年应依据其弟张商英所撰《宁魂辞》,定为1026—1068年,而不是其墓志铭所记的1029—1071年;其进士及第之年也不是其墓志铭所述的庆历三年(1043),而应是皇祐元年(1049);在其著作中,《仁宗君臣政要》在编年史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修纂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唐史发潜》的史论也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谓的“多较庸常”,而是很有独到之处,是充分显示张唐英“有史才”的佳作。
〔关键词〕 张唐英;《仁宗君臣政要》;《唐史发潜》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3-0162-05
张唐英是北宋徽宗朝宰相张商英之兄,蜀州新津(治今四川新津)人,因撰有《蜀梼杌》、《仁宗君臣政要》、《唐史发潜》等史著而见称于当代后世。南宋时王称所著《东都事略》和元修《宋史》均在其弟张商英传后附其传,誉其为“有史才”;当代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史学史卷”和《四川历史辞典》有专条予以介绍;最近出版的《四川古代著名史学家》也以“张唐英《蜀梼杌》”为目做了专题论述。但是,围绕张唐英的生平与著作,已有记述还存在一些出入或可商榷处,从而影响到对张唐英其人其学的准确认识和全面评价。鉴此,本文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些考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张唐英的籍贯、生卒年与及第年岁
关于张唐英的籍贯,其弟张商英所撰《张御史唐英墓志铭》载:“张氏之先,居邛州白鹤山,盖神仙之苗裔。曾大父讳珂,居蜀州新津县之新穿乡。”〔1〕直到张唐英十岁时,其父张文蔚才“自三江之新穿,徙居于江原之金马”。〔2〕这说明张唐英应为蜀州新津人。可以佐证此说的是出自北宋《实录》的《张少保商英传》,明确记其为“蜀州新津人”。〔3〕但南宋人依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改写的《长编纪事本末》卷55、《太平治迹统类》卷12,则说张唐英是“双流人”(现存《长编》此条已佚),当为误记。据时人范镇为张唐英父所撰《张寺丞文蔚墓志铭》〔4〕和张商英为张唐英所撰《宁魂辞》,张文蔚和张唐英父子均“葬于双流县之甘泉乡”,疑李焘修史时误以张唐英葬地为其籍贯。
关于张唐英的生卒年,一般依据张商英的《张御史唐英墓志铭》,即“(熙宁)四年(1071)六月二十二日,遂不起,享年四十有三”,由此反推其生年为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即将其生卒年定为1029—1071年。如《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和“史学史卷”、《四川历史辞典》等等。也有忽略古人常以虚数计其年寿的做法,将其生年反推为天圣六年(1028),而将其生卒年定为1028—1071年。(注:如樊一、方法林《张唐英与〈蜀梼杌〉》(载《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定璋《四川古代著名史学家》67-68页(巴蜀书社,2004年)。)但是,正如学者已经注意到的,此墓志铭所叙年代多误,当属后人改动或刊误;这里的熙宁四年,应依据时人范镇所撰《张寺丞文蔚墓志铭》和同为张商英所撰的《宁魂辞》,改正为熙宁元年(1068)。(注:见《全宋文》卷2234所收张商英《张御史唐英墓志铭》注释〔三〕与〔五〕,第50册673页,巴蜀书社,1994年。)其中《宁魂辞》明确写道:“熙宁元年六月壬戌,有星陨于张氏之宅。是夕也,予兄殿中侍御史次功卒。”这样,依据张唐英享年43岁反推,则知其生年为天圣四年(1026),即其生卒年应定为1026—1068年。虽然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的《全宋文》第35册卷1530的张唐英小传已做如此记述(未有考辨),但目前不少网络信息和学术论著仍未注意及此。如2006年年底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宋代文化史大辞典》在介绍张唐英时仍以1029—1071年为其生卒年。故这里特地重新表出,以期引起重视。
关于张唐英进士及第的年份,一般也依据张商英的《张御史唐英墓志铭》:“年十八,州举送至礼部,再上,遂及进士第,实庆历三年也。”即以庆历三年(1043)为张唐英的及第之年。但是,宋仁宗庆历年间仅在二年和六年举行礼部试和殿试,不可能有“庆历三年”的进士。此说显误。也有文献将张唐英列为庆历二年进士,如嘉庆《四川通志》卷122、道光《新津县志》卷13均谓张唐英为“庆历二年壬午科杨寘榜”进士。但这也是欠妥的。据《宁魂辞》:“(张唐英)年十八,乡书送至礼部,后五年,为解头,遂释褐。”依上面所考张唐英的生年(天圣四年,1026),则其18岁时实为庆历三年(1043),这只是其第一次通过州举之年,但在随后参加的朝廷礼部试中落榜;“后五年”即庆历八年(1048),张唐英再次参加州举,并夺得“解头”(州举又称发解试,第一名称解头),遂“再上”礼部,在次年即皇祐元年(1049)春天通过礼部试和殿试,最终金榜题名,及第“释褐”。张唐英为皇祐元年进士,还可以在时知蜀州江原县的赵抃所写的一首诗中得到确证。赵抃在《送张唐英司理赴渝州》诗中写道:“不用咨嗟怆别离,听吾持酒祝公词。少年得第人谁似,纯孝于亲里共推。姓字已通丞相梦(原注:今丞相文公因梦尝以诗遗君),才名须结圣君知。狱情要在平生允,容驷高门自有期。”〔5〕此诗描写的是张唐英初登进士第、被命为渝州(治今重庆市区)司理即将赴任的情况,其中注文提到的“今丞相文公”,当指文彦博。据《宋史》等书记载,文彦博第一次为相在庆历八年至皇祐三年(1048—1051),这段时间朝廷仅在皇祐元年有开科取士之举。因此,张唐英进士及第之年必在皇祐元年无疑。明朝天启《成都府志》卷13谓张唐英“皇祐登进士”、清朝雍正《四川通志》卷33也说他是“皇祐进士”,应是不错的,只是没有具体确定年份。有学者将文献所记“皇祐登进士”推考为“皇祐三年”,〔6〕又有学者据《宁魂辞》,将张唐英的及第之年推考为庆历八年,(注:见《全宋文》卷2234所收张商英《张御史唐英墓志铭》注释〔二〕,第50册672-673页;罗凌:《无尽居士张商英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46页。)均不妥,因为这两年朝廷并未举行礼部试和殿试。
二、《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著录张唐英著作的问题
关于张唐英的著作及其存佚情况,巴蜀书社1986年出版的许肇鼎先生《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下称《存佚录》)已有较为系统的梳理。不过限于当时的资料范围,该书的著录尚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许先生当时似未见陆昭迥的《蜀梼杌后序》。依据此文,可补《存佚录》失收张唐英著作如下:《国体论》十卷,《渝南集》十卷,乐府歌诗千余篇,宋仁宗时所上《大水灾异书时政》十四事,宋英宗时所上《慎始书》(或作《谨始书》)、《水灾封事》二道,均已佚。
第二,关于《缙绅脞说》20卷。《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载:“《缙绅脞说》二十卷。右皇朝张唐英君房撰。君房博学通释老,善著书,如《名臣传》、《蜀梼杌》、《云笈七籖》行于世者,毋虑数百卷。此书亦详实。”《存佚录》据此著录于张唐英名下。其实,此书并非张唐英所撰,而是南阳张君房撰。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有明确的考辨:“《乘异记》三卷。南阳张君房撰,咸平癸卯序,取晋之乘之义也。君房又有《脞说》,家偶无之。晁公武《读书志》以《脞说》为张唐英君房撰,又言君房著《名臣传》、《蜀梼杌》、《云笈七籖》行于世。按:君房,祥符天禧以前人,杨大年改闲忙令,所谓‘紫微失却张君房’者,即其人也。常为御史属,坐鞫狱贬秩,因编修《七籖》,得著作佐郎。《七籖序》自言君房,盖其名,非字也。唐英字次功,熙丰间人,丞相商英天觉之兄,作《名臣传》、《蜀梼杌》者,与君房了不相涉。不知晁何以合为一人也,其误明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6《乘异记》条转录此辨,明代杨慎《丹铅余录•总录》卷14《晁公武〈读书志〉多误》、《李阳冰》也有说明。
第三,关于张唐英的诗。《存佚录》著录其存诗一首,系据《宋诗纪事》卷19。此诗今又收载《全宋诗》卷620、《宋代蜀诗辑存》中。其实,该诗是否为张唐英所作,尚有疑问。据查,该诗最早见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的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6:“张唐英者,天觉丞相兄也。……熙宁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还京朝,过洛,府尹同僚属出赏花,皆不见。唐英题诗传舍云:先帝昭陵土未干,又闻永厚葬衣冠。小臣有泪皆成血,忍向东风看牡丹。”据前引《宁魂辞》,张唐英父亲在治平四年(1067)八月去世,身为殿中侍御史里行的张唐英随即归蜀奔丧,次年即熙宁元年六月在家乡病逝,根本没有“服除还京朝”之事。既然如此,此诗的作者就不能确定无疑地说是张唐英了。事实上,邵伯温是书的记事错谬较多,南宋名臣周必大就有“大抵《邵氏闻见录》颇多荒唐,凡所书人及其岁月鲜不差误”的恶评,〔7〕因此对此书的利用还需慎重。
三、《仁宗君臣政要》的内容及与《长编》的关系
在张唐英的著作中,记述前后蜀历史的《蜀梼杌》最知名,原本十卷,现只有简本(一卷或两卷)流传,目前较通行的是王文才、王炎的《蜀梼杌校笺》本;记述荆南高季兴政权的《补北楚书》十三篇(后被编为两卷),长期附于路振《九国志》之末流传,也有较大影响,尚有数条内容保存在《九国志》卷末,有丛书集成初编等多种版本。另外他所著的《仁宗君臣政要》和《唐史发潜》则久无传本,故学者知之甚少,今特钩稽有关资料进行考论。这里先述《仁宗君臣政要》。
《仁宗君臣政要》或简称《仁宗政要》、《君臣政要》(下称《政要》),其最早最详细的介绍,来自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所编《郡斋读书志》卷五上:“《仁宗君臣政要》,四十卷。右文林郎、守秘书丞、监阆州商税院市买税盐臣张唐英编进。起天圣,终嘉祐。诏令刑政之要、礼乐选举之法、郊庙祭祀、边鄙备御,罔不备录。其门‘名臣’,得其家世之详者为之立传,否则阙之。”(注:此据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六所收《仁宗政要》则无此内容。)由此可知这是一部以宋仁宗一朝的典章制度和名臣列传为主的简明政治史。又据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7和王应麟《玉海》卷49,此书“随事立题”,共计“二百八十有五条”。至于此书的编写时间,据上引晁公武所记《政要》的署衔,结合张商英《张御使唐英墓志铭》所载:“英宗即位,覃恩转秘书丞,明年转太常博士”,可知此书是在宋英宗即位之年即嘉祐八年(1063)任秘书丞时完成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晁公武介绍《政要》说有“名臣”一门,表明《政要》有专门的名臣类目。这部分后来往往单独成书流传,取名《嘉祐名臣传》或《宋名臣传》五卷等。如北宋末南宋初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16就有“唐英有史才,尝作《宋名臣传》、《蜀梼杌》行于代”的记载,南宋中期王称在《东都事略•张商英传》的附传中甚至直接将《仁宗政要》和《宋名臣传》并列。(注: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以南宋郑樵《通志》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均将张氏《名臣传》记为“嘉祐名臣传”,而谓《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宋名臣传”有误,当是未见《邵氏闻见录》和《东都事略》这两条记载而作出的误判。见该书6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为此,一些学者又特别强调《嘉祐名臣传》本是《政要》的组成部分,如南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二就说:“(张唐英)尝述《仁宗政要》上于朝。又尽作昭陵朝宰执近臣知名之贤诸传于其中,今世所谓《嘉祐名臣传》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门耳。然印本亦未尽焉,明清家有《政要》全书可考。”另外,据有关文献介绍,张唐英的《名臣传》部分至少记有50人,(注:《郡斋读书志》卷二下:“《嘉祐名臣传》五卷。右皇朝张唐英传仁宗朝贤臣五十余人。”而《玉海》卷58则说是“五十列传”,无“余”字。)现在传世的《范仲淹传》和《苏耆传》(注:二文今收载《全宋文》卷1532,第35册634-637页,巴蜀书社,1993年。)很可能源自于此。还需指出的是,宋末王应麟《玉海》卷58在述及张唐英《本朝名臣传》由来时曾说:“唐英初改著佐,援宋、齐间故事,凡领著作者,皆撰《名臣传》一本,以试史才。因纂录天圣至嘉祐名臣世家谱牒次第,撰为五十列传。”但著作佐郎在宋代前期只是文臣寄禄官,并无职事,岂有“撰《名臣传》”之责?此说恐不确。
《政要》在宋代有较广泛的流传,南宋史学名家李焘在提到此书时就说“唐英书世多有之”。(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26,太宗雍熙二年九月庚戌条,第2册599页,中华书局,2004年。)作为主要记述当时政治情状的著作,此书在后来的政坛上发挥过一定的政治功用。如南宋初期黄彦平在一篇奏文中特别标举“张唐英所集《仁宗君臣政要》”的一段话进行论说;〔8〕同样是南宋初期大臣的张纲在向高宗皇帝奏进“故事”时,也特别举出《仁宗君臣政要》的一段君臣对话以为劝导。〔9〕《政要》在南宋的一些官箴著作如《自警编》、名臣传记如朱熹所编《宋名臣言行录》,以①(注:这里的统计是以明署为《政要》或《仁宗政要》为标准,不包括引用《名臣传》的内容,因为它们所引《名臣传》,笔者不能确定其出自张唐英《政要》的“名臣门”或单独成书的《嘉祐名臣传》。)
②(注:见《全宋文》卷1530。以下所引张唐英史论均出自《全宋文》卷1530至卷1532,不再另外出注。)
及诗话著作《诗话总龟》等书中都曾有一些引录(各有1条),①北宋末江西派诗人谢薖曾有《读仁宗政要》的题跋,〔10〕南宋胡仔所撰《渔隐丛话•后集》卷20也有“余读《仁宗政要》”之语,并专门有段引录。这些均说明《政要》在宋代确有较广泛的流传,而且今天还可据此辑录出《政要》的部分佚文。
作为主要记载北宋仁宗一朝历史的著作,《政要》在编年史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的修纂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现存《长编》的注文提到此书共有34条,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说明史料来源依据《政要》或认为《政要》所记更符合实际,共有16条;二是对《政要》记述内容进行辨正,有14条(其中3条也有部分认同);三是认为《政要》所述内容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有4条。从这些注文可以看出,李焘对张唐英《政要》一书用力深细,曾将其书与其他有关资料,包括官方记载和其他私修著作,反复比勘,推敲琢磨,辨析得失,有弃有取。可以说,《政要》是李焘修纂《长编》时的一部重要参考著作。当然,《政要》一书在史料的辨正上似乎用力不够,以致李焘有“《政要》多误”〔11〕的尖锐批评,特别是认为其中所述名臣寇准的内容“多失实”,〔12〕甚至“诬谤特甚”。〔13〕但从上述的统计数据来看,李焘对此书的采信还是占有相当的篇幅,有些内容至少可备一说。因此,《政要》虽然久佚不存,但在形成史学巨著《长编》时,曾提供过基本的史料来源;其书的史料价值和在《长编》修纂过程中所发挥的应有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四、《唐史发潜》的史论及其评价问题
作为当代人所写的当代史,《政要》基本上是平铺直叙,没有多少议论,主要是为后世提供政治素材和修史原料。真正充分显示张唐英论史才华的,则是他的《唐史发潜》一书。
《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唐史发潜》六卷,原本大约就是陆昭迥《蜀梼杌后序》所谓的《唐史诛奸发潜论》五卷。除《宋史•艺文志》外,其书不见宋代及其以后任何目录学著作和藏书家著录,引用者也非常少,故一般认为此书久佚。不过,南宋后期成书的《历代名贤确论》(下称《确论》)收载有张唐英52篇史论,全是关于唐代方面的,《全宋文》编者认为就源于《唐史发潜》一书。
笔者认为《全宋文》编者的判断是确切的,理由是:这些史论全是围绕唐代人物和史事发表的议论(起于唐初,终于唐末),从行文上看风格相同,从史实上看逻辑连贯,具有很大的内在联系性。而且,从目前已知的史料来看,除了《唐史发潜》外,张唐英还没有其他有关唐史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史论的部分内容曾被宋元间的著作以《唐史发潜》为名加以引用。如南宋中后期章如愚所著《群书考索》有三处引用张唐英的《唐史发潜》,即卷15《正史门》“唐史类”、“史通类”和别集卷18《人臣门•宰相》所述姚瑀(瑀为璹之讹)、刘知幾和魏徵事,分别与《确论》卷74《姚璹论》、《刘知幾论》和卷71《房魏论》(标题均据《全宋文》,下同)所论内容相合,只是文字略有出入而已。宋末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4所引《唐史发潜》的一段内容,也与《确论》卷74所收张唐英《则天废立中宗预朝政论》一文一致。另外,元代陶宗仪《说郛》卷22上“天堂地狱”条载:“傅奕与萧瑀论佛,瑀曰:地狱正为是人设耳。张唐卿(卿当为英之讹)著《唐史发潜》,遂曰:‘苍天之上,何人见其有堂?黄泉之下,何人见其有狱?然予观《国史补》,李肇云:天堂无则已,有则贤人升;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如此,则又何必较其有无哉!’”这段文字很有价值,不但可证《确论》卷67所引张唐英《傅奕论》(《全宋文》所收据此)就出自《唐史发潜》,而且可补《傅奕论》之阙文。
依据《确论》的编排,出自张唐英《唐史发潜》的这52篇史论主要包括专论和通论两类,其中专论44篇,其分布依次是:唐高祖时5篇、唐太宗时11篇、唐高宗时1篇、武则天时11篇、唐玄宗时4篇、唐肃宗时2篇、唐代宗时1篇、唐德宗时4篇、唐穆宗时3篇、唐文宗和唐武宗时各1篇;通论8篇,分别是:《唐论》、《太宗玄宗驾驭群臣论》、《玄宗德宗不用张九龄姜公辅之言论》、《唐藩镇论》、《权柄论》、《近侍论》、《女谒论》和《官品废置论》等。这些情况表明,《唐史发潜》是一部系统的唐史评论著作。
关于这些史论,目前已有学者进行初步的分析,或认为“其中确不乏一些独到的、不囿成论的观点”,〔14〕或认为“多较庸常”。〔15〕笔者注意到,他们的评价虽然相差很大,但都忽视了张唐英为何要以“发潜”作为书名的问题。从留下的52篇史论来看,张唐英所谓的“发潜”,无非是要着力抉发那些潜在的、尚未被明确揭示的是是非非。
一是褒扬那些被人有意或无意漠视的忠义之士。如反对李渊起兵的隋将王威、高君雅,张氏一反过去史臣“为唐而讳之”的做法,力赞其为“隋之忠臣”,“以劝后世不忘旧君者”(《高君雅论》)。②
二是揭示隐藏在“不忠”表象背后的忠诚行为。如在武则天称帝时,身为宰相的岑长倩曾“上疏请改皇嗣姓武,以为周室储贰”,由此落下“不忠于唐”的骂名。张氏认为这种说法“不明其心”,他联系到岑氏坚决反对立武承嗣为太子的做法,判定岑氏之请只是策略,其真实用意是要避免李唐皇嗣全部被害的厄运,以为日后复兴唐室保住根基(《岑长倩论》)。
三是鞭挞那些一直没有得到声讨的背信弃义之徒。如故意怂恿李建成之党李瑗造反并乘机缢杀邀功的王君廓,朝廷不但不治罪,反而对其加官晋爵。张氏深为痛惜,明斥其为“不忠不义之人”(《王君廓论》)。
四是揭发那些长期享有美名者的所谓短处。如缔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素有人望,张氏在给予近乎完美评价的同时,也指出其立储“失于独断”,“不足为后世法”(《吴王恪论》);在李勣的任用上又表现出“于任人之诚有未尽”的缺点(《李勣论》)。
五是揭示那些为通行说法掩盖的实情。如提到唐太宗时代的名臣,人们往往“房、杜”并举。而张唐英却发现,杜如晦在唐太宗初期的贞观三年就病逝了,其功不但不及房玄龄,也远不能与魏徵相提并论;真正能够和房玄龄并称共举的应当是魏徵,因为“贞观太平之功,魏公之功最居多”(《房魏论》)。
六是挖掘细微言行背后蕴涵的大问题。典型的莫如《戴胄论》一文,张氏针对戴胄所谓“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即付所司,臣不敢亏法”这一看似刚毅之言,明确指出:戴胄的说法有“人君可以不用法而杀人”之意,并特别写道:“使为人主者皆如太宗,固无虑。有淫虐之刑设使凶暴如桀、纣者,谓有司执法不可委之于有司,乃任情杀人,则恐无辜者无告矣。”这就关系到了案件处理究竟是依法行事还是任情而为的大问题。
七是探寻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力图抉发出某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如武则天何以能够“革姓改氏”?张氏认为同宰相裴炎没有正确处理好唐中宗的激愤之言,而与武后等人联合废黜中宗有关(《裴炎论》)。
由上述几点剖析,我们不但可以明白张唐英《唐史发潜》书名的由来,而且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张唐英确有“独到”的眼光,那种认为其史论“多较庸常”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要更为准确和全面地评价张唐英的《唐史发潜》,还必须将其置放于当时的唐史研究热潮中,并与其他唐史论著特别是享有很高声誉的孙甫《唐史论断》和范祖禹《唐鉴》进行比较,还要结合张唐英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形势以及张氏个人的政治修为来分析。不过这已是另文探讨的内容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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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孙立尧.宋代史论研究〔M〕.中华书局,2009.80.)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