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的命运：延续与失落
中国史学有许多优良传统，如官修史书和私家撰史的传统，讲求历史编纂体裁、体例和史文表述的传统，重视史家修养的传统，强调史学求真和经世的传统，关注史学批评和理论探讨的传统等等。这些优良传统在两千多年的史学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延续，对今天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我们若是细察起来，在中国史学上，却也有一些优良传统遭致失落的命运。如“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中的各类序文在唐初以后不复存在，便是突出一例。
《汉书·艺文志》（以下称《汉志》）各门类的序文和《隋书·经籍志》（以下称《隋志》）的四部大序及各类小序，本是学术史与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资料，而自《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称《新唐志》）以下，编撰者们只撰有本志总序，而于经、史、子、集各部则只分门别类著录书名、卷帙及作者姓名而已，大序、小序的传统便都中断了，或者说都失落了，这对于了解一个时期的学术史与学术思想史极为不便。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宗旨来看，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二、二志序文的价值
《汉志》、《隋志》序文的价值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不妨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汉志》是学术史的专篇，它将先秦至西汉末的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每“略”之下分若干“家”。全篇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起首有总序，概括了汉代收集和整理图书的原因及其情况；其后于每一略、每一家书目之后，都撰有序文，说明其学说的流别原委、是非得失等。可以说，这些序文提纲挈领，明其源流，有助于读者从总体上了解先秦至西汉的学术史。比如，“诸子略”将先秦至西汉的主要思想流派划分为儒、道、法等十家，在每一家的序文中，略述各家的起源、性质、优劣等；而在此略的大序中，总结了这十家的学术渊源、思想特点等。这就清晰地描述了这一期间的思想史。
需要注意的是，在《汉志》中，史书尚未成为独立的一个类别，而是附在六艺略的“春秋”家之后，所著录的史书主要有：《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即《史记》）、《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等。“春秋”家的序文主要介绍了“春秋”诸家的起源与发展，开篇写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通过这一序文，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史学最初的发展情况，即古代的史官制度和“君举必书”的史学传统；同时，通过史书的著录形式，亦可以得知汉代经、史尚未分离以及史附属于经的情况。
《汉志》序文开创的传统，《隋志》全面地继承并作了重要发展。《隋志》起首有总序，总结唐以前的学术概况；之后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著录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并于每部之下分若干类，且每一部有大序，每一类有小序。其大序和小序均从学术史的角度，扼要阐述各部类的学术源流、发展轮廓及其演变过程等，对于了解学术文化的传承、发展描述出清晰的脉络。
与《汉志》不同的是，在《隋志》中，史书已成为独立的门类，它居经、史、子、集四部第二位，下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类。而其史部大序、诸类小序的论说，极便于后人了解唐以前中国古代史书和史学的发展。
例如，其史部大序写道：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自史官废绝久矣，汉氏颇循其旧，班、马因之。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
这篇序文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出了史家在学识上所应具备的素养，即“博闻强识，疏通知远”，后亦形成中国史学家为之不断追求的一个优良传统。第二，由史家素养出发，回顾了两汉、魏、晋以来史官的变化及史学的发展，勾勒出唐以前的史学发展梗概。第三，说明了《隋志》不同于《汉志》而以史书独立出来自为一部及其所分种类。这一段话，在史学思想上和史部目录学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再如，史部“正史”类小序，在考源流、叙发展、论趋向上极为精要、典型，文长不全引，引述要点于后：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第一，认识到正史的源与流，即源于国史而“其道弥繁”。第二，认识到《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正史的形成情况及其编纂特点。第三，认识到此时皇朝史撰述的盛况以及《史记》、《汉书》在后代的发展面貌及演变倾向，即梁、陈、隋时“《汉书》学”成为显学，而《史记》“传者甚微”，反映了这一时期通史和皇朝史之不同的命运。
正史以外，对于史部中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等其余十二类，《隋志》于其小序中皆有纵向考察源流、横向分析特点的论述。如读“霸史”类小序，所谓“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云云，后人据此不仅可以想见当时民族纷争与融合的复杂历史局面，而且也据此可知唐代史家的进步的民族观。又如读“谱系”类小序，可知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势力之大与谱书、谱学之盛，实为当时突出的时代特点之一，等等。这些小序和史部大序结合起来，当是分类考察了唐以前史学的发展面貌。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说：“把（《隋志》—引者）十三篇叙录同史部总叙合起来看，可以说是一部按史书类别写出来的史学简史，上起上古，下至隋末。”〔1〕这个评价极其中肯地指出了大序、小序存在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所在。
《汉志》、《隋志》以后，此后的史家虽竞相仿效，在正史中设立“艺文”或“经籍”志目，撰有《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称《旧唐志》）、《新唐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对于人们了解学术发展情况十分重要。可惜的是，这些志目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却中断了大序、小序的撰述。在这些志目中，大多仅撰有总序，且写得十分笼统，远不能包含大序、小序的作用。于是，经、史、子、集各部，仅著录书目而已，既无纵向的学术源流的考察，亦无横向的学说特点的分析，这对于人们读史尤其是学术史极为不便。
举例来说，《新唐志》是继《汉志》和《隋志》后一部优秀的目录学著作，它增补了《旧唐志》缺漏的书目，订正《旧唐志》著录中的讹误，并详于有唐一代的著述，反映了唐代学术文化之盛。然它和《旧唐志》一样，只有简略的总序，没有各部各类的大、小序，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颇为不便。退一步讲，前史既已著录历代书目并设大、小序加以说明，今再设之难免有陈陈相因之弊，但在详于一代著述的情况下，如《新唐志》，确有必要撰写序文略述有唐一代各类文献的学术发展脉络。果如此，则《新唐志》的面貌必将大为改观。
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专门著录一代著述的《明史·艺文志》，其著录范围限于有明一代的著述，认为“前代陈编，何凭记录”（《明史·艺文志》），可惜也只在开篇总序中简略回顾明代汇集图书的历程，而于经、史、子、集各部及以下各类都没有撰写序文，这同样是一件憾事。
三、一点启示
当然，我们今天不应也没有理由苛求前人，但有一个问题不禁令人三思：《汉志》、《隋志》序文的传统为何会失落？原因究竟在哪里？即使是一件憾事，我们不妨也作一番反思和探讨。
《汉志》主要是班固继承、吸收了刘向、歆父子的学术成果，其中包含着刘氏父子的家学底蕴，且《汉书》的产生亦同家学传统密不可分。而此后的诸史志大多缺少这种家学渊源。由此，是否可以这样说，缺少家学底蕴是有关志目序文传统失落的原因所在？然而，这种推测似难以成立，我们还应看到，《隋志》是在褚遂良、令狐德棻的监修下，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撰述而成的，虽无家学渊源，却依然撰有各部大、小序，说明家学与序文传统的失落并无直接的关联。此其一。
其二，是否《汉志》、《隋志》以后，后世史家学养不足，缺少像班固、褚遂良、令狐德棻等优秀的人才，从而导致了序文传统的失落？这种推测，似亦难以成立。通观《新唐书》与《明史》的编撰者：《新唐书》的主要撰修者为欧阳修，他学识渊博，曾花十八年功夫以一人之力撰成《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其史才、素养毋庸置疑；其他的参撰者如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也都是一时之选、学有专长的学人。再如《明史》的修撰，由万斯同主其事，纂修官的史稿大部分由其核定。万斯同乃黄宗羲的得意门生，他博通诸史，尤精明史。可见，无论是欧阳修，还是万斯同，他们皆为中国史学上的良史之才，这表明唐代以下史才并不匮乏，然而撰写艺文、经籍等志序文的传统终究还是失落了。
其三，是否因为修史时间过于仓促，未及撰写序文？这也不然。从《明史》来看，其修撰历时近百年，这在“二十四史”的修撰中也是罕见的，而《隋志》的修撰首尾仅仅十四年，可见，时间的长短亦非序文传统失落的原因所在。
总上，经籍、艺文等志序文传统的失落，既无关于家学的渊源、后世史才的匮乏，亦无关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另有其因。我们暂且归结为《汉志》、《隋志》以后，人们对于经籍、艺文等志序文的价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因而没有把这一撰述视为修史中的必要部分。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此种认识上的缺陷最终导致了这一传统的失落，这无疑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大损失。或许正因为如此，《汉志》、《隋志》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其序文的重要价值。当然，“正史”撰述中的这一优良传统曾被私家目录书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官修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等所继承，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
优良传统的失落还不止于此，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中的撰述论纲，有的学者称作“小序”。它作为全书总序的一个部分，明确交代了各篇的撰述意旨，且逐篇整整齐齐地排列下来，形成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和撰述体系，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撰述旨趣，亦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全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也是值得继承、应当继承的传统，但《汉书》以后的“正史”如《宋书》、《魏书》、《北史》等，虽都撰有自序，却未能继承撰述论纲的做法，无疑这也是一件憾事。关于这一传统的失落，原因很复杂，还需另作专文予以考察。
通过以上叙说，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史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有的传承下来了，直至今天还在嘉惠学林，发挥积极作用，有的却遭到了失落的命运。对于前者，我们自当大力地继承与发扬，以推动中国史学继续前进；对于后者，我们也当倍加关注，在反思中认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珍惜其未曾失落的部分，以便在当今的有关撰述中，恢复这一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认真辨析传统的命运，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注释：
〔1〕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