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资治通鉴》的学术成就及其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入手，论证其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的不可替代性，进而分析此书作为大学通识教育读本的意义。将《资治通鉴》确定为本科生通识教育中原典研读课的研读文本，体现了当前大学本科教育中提倡学生读原著、读经典，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的通识教育理念。研读《资治通鉴》，对于培养学生对古典文献的阅读能力、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特点，以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而提升人生境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通识教育；原典；《资治通鉴》；史学教育
作为本科生原典选读课的《资治通鉴》选讲，是中国人民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类课程中需求量最大的课程之一。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对于如何在非历史专业本科生中开展史学原典研读，以及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地位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本文将在教学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资治通鉴》一书对于当今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加以总结，敬请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专家批评指正。
一、《资治通鉴》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史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性史著之一，凝结了中国古代有关国计民生和国家治理的思想精华。将《资治通鉴》确定为本科生通识教育课和原典研读课的研读文本，体现了当前大学本科教育中提倡学生读原著、读经典，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的通识教育理念。《资治通鉴》以其编年体通史的体例及其史学成就、编撰的时代背景及其纂修宗旨，以及主持编撰的司马光本人的史学修养和学术追求，在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也成为当今开展通识教育的一个理想读本。
（1）《资治通鉴》作为一部所载历史内容全部具有确切纪年的编年体通史，在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具有独特地位。全书294卷，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囊括1362年历史。此书涵盖历史时段长，且体量适中，一部书在手，便可通览古今。在此书出现之前，正史就有“十七史”之多，加上其他史书，更是汗牛充栋。司马光说“《春秋》之后，《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1]。众多的史书不仅令人无法尽读，而且读书人也难以做到通览古今。《资治通鉴》一出，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宋神宗看了新修成的《资治通鉴》后盛赞道，“前代未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2]。此后其实也没有一部可以与《资治通鉴》比肩的通史书。清人张之洞说，“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3]。梁启超更是称赞道，“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未有能逾之者焉”[4]。《资治通鉴》可续而不可替代，续作也没有达到其水准者。通览古今，通知历朝大势，是读书人对知识和视野的崇高追求，治通史比专史更显功力和见识。近代以来编写的一些通史教材，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都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轨道。钱穆的《国史大纲》也好，由翦伯赞主编的集中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几代学者授课心得的《中国史纲要》也好，都不可能取代《资治通鉴》。
（2）《资治通鉴》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最高成就。《资治通鉴》在史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从史料搜集、史事考证、遣词造句、体例安排到最终完成编年体的历史叙事，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司马光及其编写班子的匠心独运。可以说，本书编纂的全过程都呈现出高超的史学才能与深厚的史学功底，做到了当时条件下历史学求真、求善、求美、求通的至高境界。叙事是史学能力的综合展示，按照历史学的标准把一件事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地说清楚，已非易事，要把一千多年历史上的事情放在编年的体系中“叙之井井，不漏不烦”[5]，无疑需要每一个环节上的真功夫，以及编撰追求中的大关怀。司马光既追求以史资治，又追求秉笔直书，尽管还有局限有缺憾，但从整体上看，《资治通鉴》超过了所有的传统史著。从古至今，有一些文人，无论所谓“闲适”，还是乡愿或御用，都喜欢借助历史来卖弄文字，随性发挥，还毫不惭愧地自称为历史学家。这势必使历史学要么沦为街谈巷议、“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陈寅恪语），要么沦为当权者的侍婢和妾媵。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了著史与论史的各种弊端，有的难免“浅中无当之失”，有的追求“纤曲嵬琐之说”，有的则更是“灌灌谆谆，取匹夫匹妇已有定论之褒贬，曼衍长言，以求快俗流之耳目”[6]。王夫之是在推崇《资治通鉴》的前提下生发出这一番议论的。
《资治通鉴》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史学方面，在文学和理学上亦堪称经典。文学上，遣词造句精炼准确，叙事逻辑谨严，善于烘托气氛，既血肉丰满，又无空疏之语，能够把人带入文字背后的广阔历史时空，让人看到即使在现场也无法看清的东西。这是历史文学的崇高境界，大概也是所有文学作品追求的境界。明人马峦在《司马温公年谱》中说，“温公之文不在六大家之下，而不与并称者，德业掩之耳”[7]。近人黄公渚对“司马光文在文学上之位置”评价极高，认为“其能讲究朴学，摆落凡近，直追古昔者，在宋必以司马光为之巨擘。光所为文，不矜才，不使气，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之妙，而论事透彻，说理精深，尤为独绝。……夫真实纯朴之学，不事高奇而动中规矩，其言不激不随，和平大雅，又有一种正肃之气，流露于字里行间，断非俭腹之徒，託诸空言，所能模仿者也”[8]。《资治通鉴》在文学上的成就，至少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叙事这个面向上的最高水准。
至于司马光在理学发展史和中国古代思想上的成就和地位，学界已有众多论述。如胡适曾说，司马光是“理学之开山祖师”[9]。宋史专家漆侠指出，“温公在经学上的成就足以成家，对宋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0]。他在思想史上的建树自然也会反映到毕其后半生精力编纂的《资治通鉴》之中[11]。他在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代皇帝初即位时都上了关于“修心治国之要”的劄子，“所以然者，臣历观古今之行事，竭尽平生之思虑，质诸圣贤之格言，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举在于是，不可移易。是以区区首为累朝言之”[12]。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皇帝了解“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书中大量的“臣光曰”，不仅是史论和政论，也是理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3）《资治通鉴》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场域和政治文化的构建发挥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作用。因为《资治通鉴》而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通鉴学”。以一部书名学，严格说来，在中国的史学著作中它是独一无二的。此书一出，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引起了史书体裁的链式反应[13]。自宋以后，续、补《资治通鉴》的著作成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一个主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等，皆是史学名著。依托《资治通鉴》还产生了一些新体裁史著，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包括王夫之写《读通鉴论》，也是在《资治通鉴》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史论体裁。治史必读《资治通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读书人的共识。胡三省提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4]。胡三省强调的是《通鉴》对于世道人心构建的重要性。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资治通鉴》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宋元以后，历代帝王和政治家中有许多都通过研读此书以吸取政治智慧和治国修养[15]。据《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一记载，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首开经筵，“讲《论语》，读《资治通鉴》”。其后，光宗、宁宗、理宗都曾让经筵进讲《资治通鉴》。元代从忽必烈开始就讲读《资治通鉴》，“元代经筵尤重讲史，以讲《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和《帝范》为最多”[16]。明代经筵讲史以朱熹《通鉴纲目》为主，亦有讲《资治通鉴》者。例如，明人陈仁锡在《通鉴目录序》中说，“神宗显皇帝命进讲《通鉴》，阅十余载”[17]。《资治通鉴》作为帝王读史的主要内容，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至深。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现象，不读《资治通鉴》则不足以谈政治。在此影响下，是否读过《资治通鉴》，便成为衡量政治人才是否合格的标准。清人曾国藩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论事）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而参稽三通、两衍义诸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18]。
二、研读《资治通鉴》对于本科人才培养的意义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研读《资治通鉴》对于本科人才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落实到课堂教学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培养学生对古典文献的阅读能力。当代大学生，尤其是非文史专业的大学生，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普遍比较隔膜，不仅不习惯阅读竖排版、繁体字的书籍，而且对古代文献中所包含的基本文化史知识也缺乏了解。《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集大成的通史性著作，涉及的文献学和文化史知识非常广泛。通过有选择性地精讲一些选文，不仅可以学习其叙事的准确性和遣词造句的规范性，而且大量的文史知识的讲解，也为学生进一步阅读古典文献打下良好基础。尤其是在历史典故、政治文化术语、典章制度等方面，《资治通鉴》对于古典文献阅读的示范性很强。例如，书中有许多是历史散文的名篇佳作，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描写，历来受到推崇。我们在教材中专设《战争与兵谋》单元，选编了《肥水之战》和《魏博归朝》两篇选文，除了给学生讲谋略，更重要的是讲如何写文章，充分展示历史散文的文学魅力，以及高超的写作技巧对于历史叙事丰富而深刻的表现力，因此培养学生阅读古典文献的兴趣。为了训练学生的古典文献阅读能力，我们在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中，还特别注意将《资治通鉴》叙事背后的一些有关历史文化传统的知识提示出来。例如，在教材的选文注释和单元的解题文字中，有意识地选取一些有关政治、礼仪、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和思想史文献进行尽量贯通的解释，并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开放讨论，引导学生对古典文献中遣词造句的严谨性和时代特色进行思考，这将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古典文献“咬文嚼字”的基本素养。
（2）可以训练学生阅读史学典籍的基本功。邓广铭先生曾经提出学习历史有“四把钥匙”——年代、目录、职官、地理，这是阅读传统史学典籍的基本功。学习《资治通鉴》对这四项基本功都是很好的训练。作为编年体史书，其中关于年代的知识非常全面，包括年号、朔闰、干支等，都能够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课堂教学中，要求学生充分利用历史纪年表，对历史事件进行准确的时间定位，并从中发现历史现象背后的内在关联性。例如，贞观三年正月裴寂免官和四月李渊徙居弘义宫、李世民始御太极殿几个事件之间，以及李世民在贞观三年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包括任命房玄龄、杜如晦担任左右仆射，与裴寂被免之间的关联，通过《资治通鉴》的编年叙述，就更加引起读史者的深入思考。可以说，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与历史发展的时间定位，是本课程对学生进行史学思维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目录学知识，通过对《资治通鉴考异》的讲解，可以教给学生基本的检索手段。关于官制史的知识，更是《资治通鉴》的重点内容，通过教材的注释和课堂讲授，基本能够串联起有关唐以前政治体制和职官制度的发展脉络。再结合司马光的仕历，并能进一步描述唐宋间职官制度的变化趋势。《资治通鉴》的历史地理学知识俯拾皆是，课堂教学中强调“左史右图”的阅读方式，配以适当的地图，从政权的疆界、政区的划分到都城建制、宫殿布局等，教给学生对历史事件、制度运作和人物活动进行空间定位。如关于唐代中后期割据自雄的“两河”藩镇，需要特别说明“两河”所指为河南、河北，包括河北三镇以及黄河以南的淄青平卢军、淮西彰义军。关于唐代的宫殿与政治格局之关系，也需要从地理空间进行阐述。我们在解释延英殿的时候强调，“该殿位于大明宫延英门内，是唐代中后期皇帝召对宰相议事之所。因旁无侍卫、礼仪从简，人得尽言。元和以后，延英殿因此成为皇帝日常接见宰臣百官、听政议事之处”。这就使学生对唐代的决策机制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关于唐玄宗在勤政楼宴请安禄山一事，我们需要解释勤政楼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唐玄宗在兴庆宫西南隅建二楼，一为花萼相辉楼，以宴请兄弟；另为勤政务本楼，以修政事。这有利于加深对唐玄宗朝大明宫与兴庆宫的功能及与此相关的政治格局的理解。此外，通过对《资治通鉴》史源的追溯，也是培养学生进行史学典籍目录检索的良好途径，并能够因此扩展学生对史著阅读的范围，在对比之中体现司马光的著史风格及其对史料的取舍艺术。
（3）可以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特点。宋代学术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史学是宋代学术的集大成者，陈寅恪即称颂“宋贤史学，千古罕及”。课堂讲授的过程中，我们注意结合司马光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及其所处时代政治文化的特点，分析其在总结治乱兴衰基础上提出的“经世大略”，将历史上国家治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作为管理学的个案来进行分析，并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可以说，《资治通鉴》之中有取之不尽的治国和管理个案，是进行“案例教学”的极好教材。例如，在“选官与用人”单元之中，我们选取了“汉武帝用人”和“曹魏选官”两篇，课堂讲授之中需要以此为个案，结合其他时期的情况，分析中国历史上的选官制度如何在既要人尽其才又要保持举选公正的两难选择中不断完善，及其遇到的时代挑战。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我们还选编了《资治通鉴》的重要序表和重要史论，包括宋神宗御制序、司马光《进书表》、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以及司马光论礼治、论才德、论教化风俗之重、论宦官专权等以“臣光曰”而发的具有代表性的几段史论。其中所涉及的，也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重大问题。这些内容都能够极大地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4）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而提升学生的人格和人生境界。《资治通鉴》中有大量的“考异”，适当选取一些内容进行讲解，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在治学方面的批判性思维，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政治和社会的批判精神。这种培养是人文学术的一个重要使命。课堂教学中我们鼓励学生与司马光站在同一起点上接着“考异”，不迷信经典，不囿于旧说，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借助后世对《资治通鉴》的注释与评论，进行独立思考。此外，我们还特别强调史学对于人格养成的作用，通过《资治通鉴》中大量知人论世式的叙述和史论，通过司马光在史料安排中遇到的难题及其处理办法，通过历史发展过程的种种矛盾及其尘埃落定后的结果，引导学生思考人生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这就使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成为一个具有实际效用的价值，启发学生在历史发展的大时空背景下来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真正学会“风物长宜放眼量”，培养其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境界。
鉴于《资治通鉴》一书体量过大，我们编写了教材《资治通鉴二十讲》，在编写体例上，主要有以下特点：（1）选文尽量做到内容完整和主题突出。在选文的技术处理上，我们尽量以段落而不以句子为单位进行剪裁，以保持原书中历史事件叙述的完整性，并力求保持编年体史书能够提供全方位历史背景的优势。（2）设主题单元以统摄选文。全书除了前面三讲的绪论、序表和重要史论之外，分为开国与创制、君道与政体、选官与用人、士人与政治、变法与改革、战争与兵谋、边疆与民族、衰政与亡国等八个单元。这八个专题，是基于对《资治通鉴》记载的历史内容，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进行的分类，大致涵盖了中国古代治国实践的各个方面。每一个单元都附有综论性质的题解，体现选编者对中国古代历史重大问题的基本理解，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学术命题。（3）注释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注释的详略，以解决由词语和专业知识造成的实际阅读障碍为标准，阅读对象为高中以上到大学本科程度。注释的具体内容包括：专有名词、词语、人物、纠误补正、评论等，前三者为主，后两种依具体情况，少量出现。本书对历史地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地名标注均以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为底，参校包括通鉴胡注在内的其他文献。（4）通过讲评和参考文献为读者提供史学界的前沿成果。在每一篇选文之后，都附有“讲评”，着重交代选文意旨，概括选文内容，梳理历史线索，揭示史籍要义。我们尽量从多元视角揭示选文在政治史、思想史、历史编纂学、史料学上的特点，画龙点睛，举一反三，充分显示历史学的专业风格，以区别于一般的文选。参考文献中精选了与选文内容相关的论著，帮助读者对选文进行辅助阅读和拓展阅读，包括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教材和普及读物。（5）通过思考题来沟通历史与现实。本书的思考题或与“讲评”文字相呼应，或由“讲评”引申开去，不同于一般教材为课堂教学而编写的、用于考试复习用的思考题，而是致力于帮助读者在阅读选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以期在“知人论世”方面有所启沃。
三、余论：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地位
我们强调《资治通鉴》作为大学本科原典选读课程研读文献的意义，乃是基于对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样一个前提。由于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功利性目的过强，导致专业分工过细；也由于中国的中学教育还没有完全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中学历史课和语文课没有很好承担起公民教育的任务，所以历史学所应承担的大学通识教育任务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一点已经引起教育界越来越充分的重视。
（1）历史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知识是作为公民应掌握的最重要的常识。在大学本科生中开展的所谓通识教育，很大一部分是要补公民教育的课，历史教育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也是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例如，“慎终追远”被认为是中国人通向灵魂归宿的一个重要途径，《论语·学而》载曾子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杨伯峻将其译为“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19]。《全宋诗》收录了由宋入元的理学家陈普的《论语·慎终追远》诗：“三千三百皆天秩，第一无如事死难。丧祭两端无愧悔，民风行作舜时看。”近来有学者指出，“慎终追远”的观念通过一种“礼教”的形式，让国人通过血缘链的接续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并通过子孙的香火祭祀，使灵魂获得了永生[20]。又如敬天法祖，同样是中国人一个重要的精神取向[21]。中国传统语境中，批评一个人有一句很严重的话，叫做不肖子孙。肖就是像，不肖子孙指的就是不如乃父乃祖一样贤良的没有出息的子孙。一个辱没了自己祖宗的人，是最为令人不齿的人。这些价值观念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是在历史学教育影响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表现。
（2）历史知识在中国人文化素养的构成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一个对历史毫无了解的人，可以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一般不被承认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3）历史教育是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不仅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汉唐盛世，更因为历史学是当今大学教育中接续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最有效的通道。通过历史学的教学与传承，有可能找到复兴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而文化和学术的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根基。
（4）历史教育不仅扩展人们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科学严谨的历史教育中触碰的都是真问题，历史教育对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极为重要，包括问题意识的培养、表达能力的提高等许多方面。
参考文献：
[1] 刘恕.《通鉴外纪》后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12册，659页.《资治通鉴》编撰完成并上奏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其时，正史有“十七史”之说.宋祁、欧阳修主持编修的《唐书》（后世称《新唐书》）已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完成，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也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八月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由家人奏上，但当时尚未流行，亦未列入正史.
[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0，14册83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3] 张之洞.《輶轩语》，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978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4] 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册，5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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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952页，951页.
[7] 参看宋衍申《司马光文学成就述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检【明】马峦、【清】顾栋高编著，冯惠民整理《司马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未见马峦此语.
[8] 黄公渚.《司马光文》（学生国学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5页.
[9] 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 502 页.
[10]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23页.
[11] 参看孙立尧《“史者儒之一端”试解——兼论司马光、范祖禹的史论》，《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2] 司马光.《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传家集》卷四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上神宗论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三》，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页.
[13] 参看吴怀祺《<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4]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点校本《资治通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页.
[15] 参见高振铎《<资治通鉴>的社会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3辑.
[16] 张帆.《元代经筵述论》，载蔡美彪主编《元史论丛》 第5辑，1993年.
[17] 陈仁锡.《无梦园遗集》卷一，明崇祯八年刻本.
[18]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689页.
[19]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
[20] 陈仲庚.《慎终追远与国人之灵魂归宿》，《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1] 付林鹏、江婷婷.《敬天法祖观念的演进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天中学刊》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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