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嗜金石的异好
欧阳修自称“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他不爱犀金玉之聚而所热衷于搜集金石文字，异于世俗。为了“能致之”，他利用自己升迁调任可去各地之长，在四处寻访有价值的碑刻：“于河北任，着意多方集录前代碑帖铭文。 “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琅琊山……又阳冰别篆十余字，尤奇于铭文，世罕传焉。山僧惠觉指以予示，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石篆诗》序）此类例子不可胜数，可见欧阳修把收集金石文字作为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来看待并“费尽心思”。如此浩大的工程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的行动也得到了不少朋友的支持，韩琦、王素、苏轼、裴如晦等人就积极帮其搜索。其中以好友刘敞（刘原父）对《集古录》的完成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刘敞不仅是宋代开疑经、改经之风的先驱，也是最早收集古器的人之一。他是欧阳修“异好”的同盟，是金石方面的专家，因此能够给欧阳修不少的帮助。欧阳修多次称：“故余家集录《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 “余所集录既博，而为日滋久，求之亦劳，得于人者颇多。而最后成余志者，原父也。”欧阳修对从朋友处所得的金石器都详加记述，特此标明并致信感谢，他的谦恭、不居功之心也正是会得到如此多的帮助的原因吧。收集工作耗神费力，欧阳修对所得的成果格外珍惜，由其年谱我们可以看出在嘉佑八年癸卯（1063年）他五十七岁时还几乎每日写跋文不辍，甚至在去世之前不久还在做修订稿件的工作，他对金石文字的热爱可见一斑，他的吃苦耐劳、认真负责的精神也着实让人钦佩。
二、金石著作《集古录》
欧阳修考证金石铭文“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涯绝古，荒林破冢，神山鬼物，诡异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后，开我国古代金石学之先河。它所存录的一些碑铭的内容并不见于史书，它往往是原始的、真实的，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朱熹《题欧公〈金石录序〉真迹》云：“纪录金石，于古初无，盖自欧阳文忠公始。”
关于成书时间，欧阳修在《与蔡君谟（襄）求书集古录序书》云：“向在河朔，不能自闲，尝集前世金石之遗文……盖自庆历乙酉（1045年），逮嘉佑壬寅（1062年）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知此书始集于庆历五年，完成于嘉佑七年。今存跋文四百二十篇，分辑十卷，内容涉及“汤磐、孔鼎、祁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籒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奇怪伟丽，工妙可喜之物。”所辑碑铭以唐居十七八，甚至还搜到了唐时妇人之书，虽未能查证是否为他人伪造，但仍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作为金石学的开创之作，此书也有一大缺憾：“有巻秩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取其多而未已，故随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这也是每门学问开创之初所不可避免的缺陷，也是集录广博但时间、精力有限所制。欧阳修将所搜集来的石碑铜器的来源、赠与人、发现地以及所刻文字完好破损程度等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对较珍贵难见的器皿会有简洁而生动的描绘：“右器铭六，尝见其二，曰甗也，宝龢钟也。太宗皇帝时，长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无识者。其状：下为鼎三足，上为方甑，中设铜箪，可以开阖，制作甚精，有铭在其侧……”。有的学者称《集古录》内容以书法鉴赏、文章观摩为主，跋语论及书法和文章艺术的在半数以上，应为“风雅”之作。诚然，欧阳修在此书中收集到了许多唐代著名书法家的真迹，如：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等，甚为宝贵，而且他也异常珍视，对其的赞赏态度溢于言表：“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 “艺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轮扁之断，无不中也。”显示了他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鉴别的高度的眼光。但欧阳修却明确指出：“因感夫物之终弊，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录前世之遗而藏之。”，非徒好玩而已。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亦可为朝廷决疑议也。”因此与史互证，以证谬误，乃至鉴古通今，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也是他强烈的传诸后世的责任感的体现。据有学者统治，《集古录》共著录金石跋尾428篇，其中著录先秦及西汉铜器铭文26则，其余皆为古碑石刻，占绝大多数；而其中文可与史传“正其阙谬”、“相参验下”的就有320篇，约占75%。欧阳修把金石文字作为史料以证史的目的显而易见。
三、校勘精神
《集古录》以金石文字与史传正其阙谬者，阙即史传失载，谬即史传误载。补史之失包括补正史无传者，史传叙述缺漏者；正史之误包括正史叙述的各个方面：证年号、年代互差，证人名、年寿、地名、官爵谬误，证记事前后失序，证叙述史实舛误，证史传修撰有据。纠史之妄为纠迷信荒诞、纠佛老虚妄。《集古录》还考索典章制度，评议人物。涉及范围广，内容丰富。欧阳修金石、史传互参也可看作是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先验者。宋代以前仅有文献互证一种方法而已，有很大的局限性，致使有些史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欧阳修的《集古录》一方面能够有效的利用金石补正史传（《集古录》中涉及到近百部文献资料），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迷信金石文字，而在心中制定了明确的判断标准。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和一条更为科学的途径。他在第九卷中说：“余所集录与史传不同者多，其功过难以碑碣为正者，铭志所称有褒有讳，疑其不实。至于世系、子孙、官封、名字，无情增损，故每据碑以正史。”“故余于碑志惟取其世次、官寿、乡里为正，至于功过善恶，未尝为据者，以此也。”欧阳修对金石文字的虚实分析是相当精到和深刻的。因此他在第八卷《唐韩愈罗池庙碑》中认为：“今世传《昌黎先生集》载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余新船为涉……当以碑为是，而碑云春与猿吟而秋鹤与飞，则疑碑之误也。”欧阳修长期任馆阁校勘，删正、注释《黄庭经》，修《崇文总目》、《礼书》，积累了大量整理校勘文献的经验，可以代表北宋时期最高的校勘水平。其中“校勘四法”是陈垣先生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前人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校勘方法的系统化，使校勘方法有了理论基础。而远在宋代的欧阳修通过金石铭文与史传的时时核之，铭文与铭文、铭文与自己所备的知识基础进行本校、他校、理较的自觉应用，显示了欧阳修在校勘学上的成熟。《集古录》还利用古文字发展的特点进行校正。汉字发展的趋势有由繁至简的特点，从古体字至秦篆至汉隶、汉草再发展到晋唐之草，可发现笔划多的字时时有人将其减少。欧阳修早已注意到了此发展特点：“余家集录三代古器铭，有云眉寿者皆为麋。盖古字减少通用，至汉犹然也。”
欧阳修的金石考证是建立在求信的态度基础上的。金石铭文为前代遗留，文字佶屈聱牙，释读不易。特别是碑石文字由于风雨的侵蚀，会有不同程度的剥落磨损，因此他强调校勘文字要慎之又慎：“乃知文字之传，久而转失其真者多矣。则校雠之际，决于取舍，不可不慎也。”他从不盲目下结论，对自己不确信或不擅长之处，积极向专家请教，广搜兼采。《集古录》中所记他请教过的学者就有刘敞、杨南仲、句中正、章友直等，对于他们意见不统一之处就并列之，以待后人自己判断。如卷一《韩城鼎铭跋》：“原甫即得鼎韩城……为余释其铭以今文，而与南仲时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识君子。”对于不能判断的材料，他能以“并存之以俟来者”的谦逊态度，宁可阙疑也不逞妄，使此书有了更高的可信度。
宋代开疑经、改经之风，他们不拘于汉唐的章句训诂，而改为阐发义理，刘敞、欧阳修是其中的代表儒者。这种风气影响到了他在金石文字方面的研究，宋代学者不徒于收集珍贵的文字史料，而且自觉的撰写题跋，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作学术上的探索，并据此而议论时事，阐发己意，使考辨工作更具有现世意义。北宋政治始终伴随着激烈的党派之争，“君子”、“小人”之辩异乎寻常，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就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是以君子之道不汲汲，而志常在远大也。”
四、结语
欧阳修的行为引起了宋代学者的关注，“自予集录古文，时人稍稍知为可贵，自此古碑渐见收采也。”以后学者赵明诚的《金石录》实为仿《集古录》而成，至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乾嘉学派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等书，虽考据上超过前人，但体例上仍以欧、赵为宗，成为后世金石学著作的基本模式之一。欧阳修广博的知识基础、扎实的治学态度使《集古录》对后来的史学、考据学、文献整理学乃至文字训诂学、书法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集》集录广博、内容丰富、考证精审、论断卓越，集取了欧阳修深邃的人生、社会体验。它不仅是金石学、校勘学的代表之作，亦是我们窥知欧阳修精神的窗口。
参考文献：
[1] (宋） 欧阳修著《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
[2](元) 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 1977年。
[3]刘德清著《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4]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95年。
[5]余敏辉《欧阳修的金石证史》，《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