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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学中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

时间:2022-10-29 11:05:05 来源:网友投稿

今天报告内容比较简单,介绍一下美国、欧洲对中国戏剧的研究情况,还有它们的不同之处以及为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会先谈欧洲汉学传承的历史,再谈到美国从何时开放对中国研究,以及时间对研究内容、足迹的影响。

我是莱顿大学1968年毕业的,毕业时我想到中国留学,那个年代美国人都是到了台湾学到标准国语,但荷兰政府是和中国大陆的政府建交的,而当时中国的大学都是封闭的,所以不可能到中国留学。说起来国家和国家之间政治交流关系对学生来说基本不太重要,可教育部与教育部如果没有交流,那就没有奖学金,就无法出去,当时国际旅行很贵。于是我去日本留学,学了半年社会学,不太喜欢,看到同学看的中国古典小说,我觉得太好玩,于是待了一年改学中国文化。幸运的是,我在京都的研究所学习时遇到了田中谦二教授,他看到我没有研讨会没有活动,就给我们国外来的研究生开了一个元曲阅读会。我从那时开始看元杂剧,从那时开始对中国戏曲有兴趣。回到荷兰后就继续这个工作,到了70年代末开始与美国汉学家奚如谷(Stephen H.West)合作研究,至今有四十多年了。

欧洲对中国戏剧研究一方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18世纪前半叶有位耶稣会传教士把《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但需要注意,他翻译的只是宾白,曲文不翻译。很有意思的是《赵氏孤儿》原刊本只有曲文没有宾白,宾白大概是后来才加的。可是《赵氏孤儿》的宾白特别丰富。为什么传教士要把杂剧翻译成法文?不是为了戏剧不是为了文学,是为了语法学进行文法研究。那时欧洲的汉学家研究中文的人觉得有文言文和白话的区别,但文言文有持续的翻译本,白话在当时还没有人翻译,所以他们麻烦传教士选择一部戏翻译成法文。

为何选择《赵氏孤儿》?我觉得一个理由是宾白特别多,没有曲文还可以理解,另一个理由是从欧洲的悲剧概念看,好像《赵氏孤儿》最合适。都是地位比较高的人物,没有打诨的部分,所以对传教士来说,《赵氏孤儿》是一部可以翻译的中国悲剧,印刷的时候题名为“中国悲剧”。后来王国维看到题名非常高兴中国也有悲剧,从那时《赵氏孤儿》的地位忽然提高了。因为(按)清末之前(的看法),《赵氏孤儿》是没有什么特别地位的杂剧。是王国维看到法国人写的,就觉得中国也有悲剧,除了《赵氏孤儿》之外,还选择了《窦娥冤》。

《赵氏孤儿》的翻译本对欧洲的戏剧发展非常重要,被改编为歌剧、话剧,特别是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影响很大。一般说起来欧洲在18世纪的时候戏剧演出时穿的衣服与中国传统戏曲一样,都是半古典半现代,都是古来相传的衣服,不是时装。可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故事,所以他们穿的衣服一定需要注意到东方的样子。所以《赵氏孤儿》全欧洲都穿中式的衣服——对欧洲人来说是中式的衣服,这对现实主义做了主要的贡献。但是这部戏剧后没有继续翻译其他作品。

欧洲的(专业)汉学可以说从19世纪初的大学研究机构发端。特别是法国,他们设立了汉语课。第二代做中文研究的教授像儒莲对中国戏曲很有兴趣,翻译了很多剧。因为那时中国还是封闭的,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国政府不让他们学中文,外国人没办法了解到中国人具体的日常生活,所以他们通过戏曲或小说等故事性的文学了解中国日常生活情况,这就是为何19世纪第二三代的汉学家对中国戏曲的兴趣那么大。

到了19世纪后半,欧洲汉学就对戏曲没有大兴趣了。因为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可以自由到中国去,在中国旅行来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不需要小说戏剧做帮助,而且真正的汉学家是模仿中国清朝考据学的方法,研究的是中国的诸子百家、先秦两汉的学说,一直到20世纪前半叶依然如此。

因此不是外国人对中国戏剧没兴趣了,是兴趣与以前不一样了。从1870年以后,有在中国的外国人戏迷,开始的时候人很少。很早就有了这样一批西方人,他们很喜欢批评中国传统戏曲,说音乐不行、演出不行等等。但同时每个时期也有一批人对中国戏剧非常喜欢,可是他们的研究的题目(只)是京剧。

为何不是研究昆曲呢?因为昆曲当时在演出不多,在剧场能看到的是京剧,昆曲是中国文人的个人爱好,外国人看不到。所以外国人对京剧感兴趣。到了20世纪前半叶出现了几部规模比较大的介绍京剧的著作。西方人很早注意到梅兰芳,而梅兰芳和齐如山也很早注意到外国人,而且是沪上的(外国人)。香港京剧不多,可是很有意思的是20年代初香港的英国人邀请梅兰芳到香港演出,不是他们本地的中国人。(香港)本地人喜欢看粤剧。所以19世纪后半20世纪前半大部分搞中国戏剧研究的人都是在中国的外国戏迷,他们研究的大部分都是京剧,编的书大部分是全面介绍京剧的,有剧目、有演法、有角色等,但对京剧历史的研究不多,都是当代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汉学还是欧洲的学问,在美国搞汉学的人非常少。欧洲的汉学是19世纪初开始的。他们的(课程模式)是效法古典学、阿拉伯文学,意思就是说先要学好说话、看书,了解中国文化后慢慢选择自己的题目,选定要研究的题目后再看看所需方法论。

美国大学在20世纪前半叶(的模式)很不一样。费正清教授说汉学是个美好的学问,要搞中国研究的人先需要学好他们的方法,他们的学科,历史也好、经济学也好、人类学也好,任何学科都是按照学科而分,学好你的学科就可以研究中国了,你的中文能力不好麻烦不大,可以找中国助手帮忙翻译。现在不是这样子,现在历史系研究中文的人大部分中文都特别好。而且到了现在,区别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因为现在美国很多地方觉得按照学科学中文的人与汉学创作的人对照(有差距)。

以前大部分是这样,但现在不这样了。(以前)在美国的话,如果做中国文学研究,就是中文系,这个中文系的内容就是语言学与文学。语言学的意思就是讲中文,不是研究中国语言。中文系讲的都是中国文学,而且教员一部分是从中国过来的受到了五四运动影响的中国学者,还有一部分是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留学在中国受到了五四运动影响(的外国学者)。他们研究的是中国小说和中国戏剧,这与英文的英文系研究的英文小说不一样。所以到了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有很多人研究中国戏剧和小说,而欧洲(汉学)七八十年代受美国影响也去研究传统中国戏剧和小说。

一般说来五六十年代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人非常少,因为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受政治影响太厉害,而且不太容易到中国大陆去(留学)。东欧的人在五十年代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小说、话剧都有,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也不行。这是整体的情况。

而且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情况,美国是liberal arts,(这个词)不是自由艺术——意思就是说学生们进入大学先要看看所有的学科,学了一年、一年半后再选定要学的主课。荷兰乃至欧洲都与中国一样,进入大学后已经决定你的主课是什么,中文系就是中文系学生。美国不同,进入大学的学生,你试试看学习中文,试试看学习中国文学。怎么学呢?因为大学本科的人不会说中文也不会看,所以在美国可以用已经翻译过的文本来讲中国文学。(对于美国的这种做法)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的教授们都觉得太可笑了,讲中国文学怎么可以用翻译文,一定得用正本,一定要用中文。所以我是到三四年级才开始慢慢看中文,都是看,不是讨论。而美国用翻译文本,就没有语言问题,可以讨论内容怎样结构怎样。

可是因为要用翻译本,需要翻译,可用的翻译本很少,所以到了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美国出了很多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翻译本。一定需要提到的名字就是美国汉学家Cyril Birch伯克利大学的白芝先生,《牡丹亭》的翻译者,他还出了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学选本》(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两个厚厚的选本,第一部是一直到元末明初也包括元杂剧,另外一部是从明代到当代也包括传奇京剧。另外一位是密歇根大学的柯润璞(James Crump),他一辈子研究中国元杂剧和元代散曲。

白芝先生带的一批学生都研究明代传奇,Crump教授带的一批学生都研究元杂剧。所以白芝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研究传奇的,Crump的学生比如说奚如谷也是继续做元杂剧研究的。

可以说七八十年代还是元杂剧的黄金时代,到了80年代有点变化。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大陆开放了。台湾解严以后,文化传播情况也非常活泼,那个时候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都对当代中国情况非常有兴趣。我这个年代我们的先生们都做先秦两汉的研究,我们做明清文学研究已经算太现代了,可是我们的学生80年代到中国来,碰到很多新的血液,话剧也好、京剧也好、电影也好,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有兴趣的题目。

京剧呢,想做京剧的人有是有的,但大部分想学习演戏。比如夏威夷大学的魏莉莎教授(Elizabeth Wichmann-Walczak)在南京大学学了京剧以后回美国,特别注意京剧唱法。而且她带学生每年要学习一部日本韩国中国原来的戏,很少有其他的学校有这样的创作。

现在杂剧的研究恐怕没有七八十年代那么多,传奇的研究就多一点,可是非常集中在《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尤其前两者。大多数研究从文学比较出发,把它看作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做法很相似。

如果是学京剧的,你们一定注意到两位。一个是Joshua Goldstein的Drama kings讲的是京剧 1870-1930年的现代化。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京剧与清朝的京剧不太相似,现代化了很多,不管是从剧场、演出、演员的情况,还是从仪容的情况。他这本书写得很好,资料非常丰富。另一位是Colin Mackerras,他的研究题目就是1770-1870年的京剧(Rise of the Peking Opera, 1770-1870)。Andrea S.Goldman发表的论文Opera and the City,对清朝京剧所在的时代做了研究,说京剧的不太多但很详细。

如果是当代话剧,研究话剧的不太多。如果是欧洲的话,欧洲现在还是汉学传统,专门搞研究的不太多,专门搞(中国)戏剧研究的人到现在还是很少,比美国还少,如果是法国的话,法国在19世纪前半叶是欧洲人研究中国人的佼佼者,可是后来对中国戏剧的研究很少。 (本文据哈佛大学原东亚系主任伊维德教授在上海戏剧学院所作演讲整理,有删减)

整理/张郢格 忻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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