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八年五月，百废待兴，杭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牵头，邀请全国三十多所高校、图书馆等单位，一起开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涉及一百多位作家的研究专集和合集。“主要为从事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文学写作的教学和研究的同志，提供较完整、系统的研究资料，对其他文学爱好者的文艺创作和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前言》）
也是这一年的九月，贾植芳先生结束劳改，从复旦大学印刷厂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工作，迎面就赶上了这个任务，不仅被列为丛书的“特约编委”，更亲自参编巴金、赵树理、闻捷三部专集，其中，尤以巴金专集耗时最长，费力最勤。除了查访巴金作品初版本，搜集各种评论外，还托人找来各种批判巴金的材料，翻译海外巴金研究的新成果，编年表，做索引，不仅自己动手，而且“全家都上阵”（1980年3月4日日记，引自《贾植芳日记，下同》），种种工作，几乎贯穿了他一九八○年前后的日记，实在是贾先生案头的一件“大工程也”（1980年2月6日日记），无怪乎他生出了“疲于奔命”（1980年3月19日日记）的感慨。在后记中他写道：“我们觉得这部资料既然是研究性的书籍，就应该从文献学的角度，或者说从历史的观点从事编辑工作。无论是作家自己的自述性作品的选录或是评论家的评介文章的收用，都应该严格地采用初次发表时的论文，这对探讨和研究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出巨大贡献和努力的这位作家的生活、思想和艺术道路，以及检阅这许多年以来我国评论界对他的评介研究工作的成绩或失误，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过程和内涵，才有真正的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
不过，即使在贾先生编辑这部专集时，这条“弯弯曲曲的历史过程”也似乎尚未变成坦途。细读贾先生此间留下的日记，编书这么小的事背后，不仅有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重新出发时的蹒跚脚步，更折射了乍暖还寒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种种微妙而复杂的心绪，而这一切本身，更可以被视为这条弯曲的历史轨迹在当时的投影与延续——所谓“自由的八十年代”，也只有在这些曲折中，才逐渐呈露出它的实相。
二
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在《洪水》上陆续发表《马克思进文庙》、《新国家的创造》等文，借着孔子的名头，介绍马克思主义，引来各方讨论乃至驳斥。而其中火力最猛的，无疑有青年巴金（李芾甘）。他不仅骂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更在《答郭沫若的〈卖淫妇的饶舌〉》中借他人之口，指斥马克思是“搅乱的、阴谋的、狭量的、专制的”，是“野心家”，其《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是抄袭之作。这篇文章，后来被论争的参与者之一、国民党的陶其情收入他编的论争文集《矛盾集》，更在一篇总结文章中，将“素不相识的李君芾甘”引为同志。
这段历史，成为巴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受到反复批判的重要“案底”，也成为作家自己无法解开的心结，贾先生感慨，“巴金在他的青年时代是走了一段很弯曲的道路的，这恐怕也就是解放后他往往当‘风派’，在各种运动中故作姿态的原因，原来他内心有很大的隐忧，不能不以高姿态来保获自己的生存耳。”（1979年10月25日日记）
这自然是知人论世之言，个人在历史中的出处抉择，远不如后人想象的那样非黑即白，台前的声言与姿态背后，有着更大的历史阴影与恐惧。然而，作为研究资料的编者，摆在面前的棘手问题，则是如何处理巴金这一段“弯路”中所留下的文献。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的这些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然构成了其思想轨迹中的重要部分。然而，这一个侧面的巴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去还原与呈现，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涉及当下的生活。学术研究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还处于“妾身未分明”的阶段，贸然刊出这些文章，对于作者与编者，可能引起的后果依旧是全然未知的，料峭的春寒，随时有伤人的威胁。用贾先生自己的话说，“在众目睽睽之下编这个巴集，实在是伤脑筋的事，在目录索引这一部分，编制工作由于政治和现实的考虑，实事求是很不容易。小唐一再说，由他们小年青编，作者群众都不会注目，由我这样人来出马，倒引人注目不止。这话也合情理。”（1980年3月9日日记）
对于这一点，各方大概都有所会心。巴金的儿子特地来问过著译目录的编辑情况，“说一定收集了不少材料，说是否给他爸爸看看云云。此公大约很不放心。”（1979年11月23日日记）巴金本人也曾对贾先生表示，“他到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收他的早期政治理论文章，他说怕人家又说他宣扬什么主义。”（1980年3月13日日记）言辞里满是心有余悸的意思。权衡之下，终于决定不收：
昨日为巴金目录事，上午和老杜谈过，有些二三十年代的政治性文章（反马、马苏、反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入选，不得不当心；人们还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平，多少年的老习惯养成一批专门找茬的人。杜同意暂以不收入为宜的主张，并说要请示党委，最好写一张报告，举出不宜入选的书名和作品名。为此，晚上写两张，和小唐去看系总支书记老李、教学副主任老颜，说明情况，这些本是正常的学术工作，在我国现状下却往往或左或右地解释为政治问题甚至政治斗争，因此不能不按组织手续办理。（1980年3月13日日记）
选与不选，都须经过“组织手续办理”。这一处理，不仅出于“老运动员”的审慎，更能见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知识分子们所身临其中的政学环境。结果是，《巴金专集》第一册第二册中，这一侧面的巴金，虽然已经为人所识，但依旧处于地表之下。至于第三册的文章索引部分，虽然巴金本人在校阅之后没有改动（1980年3月16日日记），但作为出版者的章品镇却来信，表示有些篇目（索引）还需和巴金商量一个妥善办法，“这些条目大约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反马克思主义、反苏、反共的政治性译著。中国经过多年的实用主义政治统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往往是一句空话。”（1983年6月28日日记）
可惜的是，由于经济原因，第三册最终没有出版，“历史唯物主义”究竟能否坚持，我们也就无由知晓了。
三
在编辑专集期间，贾先生常常去向巴金征求意见，不仅询问生平、译本、笔名等问题（1980年3月13、16日日记），在文章的选取上，有时也会听取巴金的意思。文集编成后，巴金也经常将其送给研究他作品的外国学者。因此，专集文章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巴金本人的一些想法。建国后的大批判文章是否要选、如何选取的问题正是如此。在编辑工作一开始，贾先生就找来了这些文章，从一九五八年所谓“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的批巴运动，到“文革”期间造反派批巴金的材料六册，都一一过目审读。对于这些文章，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大小人物从教义出发，无视生活本身，对巴君进行声讨，文章之无聊和空洞，使人哭笑不得。正是在这种极左的渊源流长的棍棒下，中国文艺事业走向失败和凋零，这种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1979年9月20日日记）
有意思的是，巴金本人则表态，坚决主张收入“文化大革命”中胡万春等人批判他的文章，“就是把文中所提出的他早期那些反动文章编入目录内，他也无所顾忌云云。”（1980年6月29日日记）或许正是因此，在《巴金专集》第二册后出现了一个名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期出现的‘巴金批判’文章选辑”的“附录”，而其中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胡万春、唐克新所写的《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
陈思和曾忆及年少时观看批斗巴金的电视大会，“一个工人作家（好像是胡万春）把巴金青年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举得高高的，以强调其‘反动’。”（《1966-1970：暗淡岁月》）这些镜头，当然证明“文革”是一场浩劫，然而，劫后知识人的微妙心态，却远非这种抽象的谴责所能道尽。较诸义正词严的揭露与斥责，乃至“告别××”的决绝姿态，历史的创痛往往以更为暧昧的方式悄然延伸到当下，在灾难过去之后，集体之“恶”中的个人发言究竟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在这一方向上的思考，亦成为巴金晚年反思中的一个关节。
关于巴金与“文革”，贾先生的日记中还记下了两件事，这里也不妨一并录出。其一，是巴金曾对贾说起一九六二年他写的《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把它烧了，但在写字间烧错了，把他在上海文代会上的开幕词当作这篇文章烧了。后来稿子抄出来，被当作他的罪证到处印发。巴金赞成在专集中收入原文。（1980年3月13日日记）其二，则是第四次文代会上，上海的吴强发言为他在一九五五年充当“警察”角色捉耿庸、王元化表示歉意，巴金当即叫道：“还有我哩！”巴说：“当时你逼我写反胡风文章。”（1980年7月5日日记）对此，身为胡风分子的贾先生怎么评论？——“志于此，以为写《新儒林外史》者准备材料。”
除了批判文章的收录外，巴金还曾给贾先生送去一张《文汇报》，“上面有一篇端木谈《家》的文章，又说他在十月份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篇谈骗子的文章，说是他的观点和陈沂的有别，他的意思很明白，希望‘专集’能把它们收进去。”（1979年10月31日日记）其中，端木蕻良的《重读〈家〉》已经收入了《巴金专集》第二册，读者自可翻阅，而后一篇文章的背景，则需要稍作说明。
一九七八年，上海籍知青张泉龙冒充高干子弟，在上海招摇撞骗，各级官员纷纷以权谋私，为他大开各种方便之门，供车供票，甚至要帮他把他的“知青朋友”调回上海。这则新闻被沙叶新等人知道后，迅速据此创作了剧本《骗子》（后以《假如我是真的》为题发表），剧中的“骗子”被揭穿后，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道：“我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
此剧上演后，迅速引起轰动，各地剧团纷纷要求排演。贾先生自己也曾看过，并评论道，此剧“并没有否定现实的味道，只是指出现实的可哀之处，意在匡世，非要推翻也。……反映了时代风尚，表面看来是讽刺剧，实际上是一出悲剧，它使人正视现实，发人深思”（1979年10月15日日记）。“否定”、“推翻”云云，意指当时围绕此剧而产生的争议，从地方宣传部门直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是否要禁演此剧，产生了各种针锋相对的看法。而巴金的文章则是写于这一年九月的《小骗子》，文中将此剧比之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写道：“我不能不承认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非现代的东西，甚至还有果戈理在一八三六年谴责的东西。”同时，他也明确表示，“有人说话剧给干部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我看倒不见得。”态度和贾先生如出一辙。
四
推荐此文入选《专集》，多少反映了巴金对它的看重。此后，他陆续又写下《再说小骗子》、《三谈骗子》、《四谈骗子》，对新社会中的骗子及其土壤的观察与批判，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新”社会中的“旧”封建因素，成为巴金晚年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个体与历史的关系：一方面，在审判“骗子”的同时，我们如何反思体制的弊端？而另一方面，以“体制的弊端”为名义，为个体在历史中的行为辩护，是否，或是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这一系列问题，不仅对于巴金，更对于这一整代知识分子，包括经历过“舒芜事件”的贾植芳而言，恐怕都是他们始终在思索，乃至反省的对象。
一九八一年，巴金接受《朝日新闻》记者访问，谈到自己在胡风运动中的参与，他说：“胡风批判那时，由于自己的‘人云亦云’，才站在指责胡风为反革命的人的一边。现在他已恢复了名誉，并没有所谓反革命的事实。我对于自己当时的言论进行了反省。必须明白真相才能行动。”
读到这篇访问记，贾植芳写道：“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为反胡风而向国外发表声明的中国作家，而这样的人在中国如恒河沙数也。”（1981年6月2日日记）
贾先生对自己的同辈人，通常吝于赞美，“恒河沙数”这样的褒奖之词，更是罕见。或许正是因此，他对巴金晚年的写作始终保持着关注。在他的日记中，常常可见“夜读巴金《真话集》”、“读巴金《随想录》”之类的记载，他不仅认为这些文章“写得都很真实（在感情思想上）”（1981年10月16日日记），更为《随想录》在发表过程中所受到的压力、阻力以及流言蜚语而感到深深的愤慨：“原来谈‘文革’在某种人看来竟是一种‘罪行’，这真像作者所说，在封建社会百姓挨了官的板子还要叩头谢恩一样。想不到这样的封建奴隶道德，在号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并未过时。”（1988年2月26日日记）这种共鸣，当然不是抽象的喟叹，前述《巴金专集》的编辑中所遇到的种种顾虑，不正与之同出一源吗？
这篇谈骗子的文章，后来并没有选进专集，《随想录》的文章，选了《总序》、《怀念萧珊》、《把心交给读者》、《迎接“五四”六十周年》、《观察人》、《随想录后记》、《我和文学》、《探索集后记》等，考虑到专集第一册约在一九八○年夏就已交稿，那么，不论在入选的数量还是速度上，贾先生对巴金晚年反思的重视，都可见一斑。后来巴金去世后，贾植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他感到最遗憾的事情，是《随想录》再也不能续写了。
一九八八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曾请贾植芳推荐一位中国现代作家作为一九八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推荐了巴金。（1989年1月16日日记）当然，这与先前的《巴金专集》，大概早已没有关系了。
人的权利
[美]托马斯·潘恩著 戴炳然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
本书是托马斯·潘恩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极具感染力地表达了民主共和主义的观念，驳斥了伯克（Edmund Burke）在《法国大革命之反思》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抨击，以更为广阔的视野为背景，突出勾勒法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该书曾被英国《电讯报》评为改变世界的十大著作之一，位列《资本论》之后。“天赋权利”是其政治法律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