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 男，1979年生于北京。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发表过《红旗下的果儿》等作品。
1
节节最爱声光电，因为她是伴随着声、光和电出生的。
而时光的流逝，往往会把“因”和“果”给弄颠倒了。多少年后，人们又产生了一种幻觉：恰恰是节节她们这一代人的出生，才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声、光、电。这样一来，节节的生命便天然地被附上一层神奇的色彩了。
她也认为生活应该是神奇的。
节节出生的地方，位于北京西边。沿着长安街走上长安街的延长线，再从延长线走上延长线的延长线，不知在哪个路口一拐就到。那是一家部队医院。生下来半个月，爸爸便用一幅天鹅绒襁褓把她裹回了家。天鹅绒，这三个字，到现在念起来都有贵族的味道，让人想起歌剧里那些戴假发的男人和露乳沟的女人。而她爸爸的身份，也确实和那些男女沾着些关系——他是个歌剧团的拉幕工人。为了给节节多做几幅襁褓，他抄起剪子，咔嚓咔嚓，把幕布变成了换牙期间的小朋友的嘴——赫然缺了一颗大门牙。
对于一个婴儿来说，贵族的待遇其实并不舒服。天鹅绒并没有棉袄暖和，况且因为在舞台上拉拉扯扯了许多年，早已发硬褪毛了。因此回家的这一路上，节节被冻得扎得哇哇哭。她的哭声可真是响亮，一张嘴就穿透了北京冬天灰蒙蒙的雾气，引得路人停下来围观。她爸爸对熟人感叹：“真是生机勃勃啊。”
然后节节就哭着看到了自己的家。那是一个当时还有几分名气、现在却早已消失了的剧团大院儿。大院儿大院儿，这里的“大”指的并不是面积，而是“一级机关一级组织”的意思——居民们既在此处上班，又在此处生活，所有的大人都是同事关系。而说起实际的面积来，节节她们这个“大院儿”在北京西边可真不算大。附近还有几个兵种的司令部，那些院儿的操场都比她们整个院儿还要大呢。自然，她们的院儿就更没有大礼堂，没有在“畅游长江”的感召下修建的游泳池了。当年也不是不想修，实在没地方。她们的院儿被几个司令部夹在腋下了。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剧团大院儿有了新气象。新气象就是像个剧团了。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因为极少有演出，这里在外人看来，只是一些灰头土脸的小楼的无意义组合。居民呢，更是像极了一群无业游民。随着节节的出生，情况就大为改观了：几个流落外地的“台柱子”又调了回来，团长高声宣布，团里要恢复演出，还筹划着上一出新戏呢。新戏的主人公自然不能是帝王将相和外国死人，而是“新时代的标兵”。这些话把大家从冬眠里唤醒，却又让女演员们感到自己好像刚刚结束冬眠的熊了。她们纷纷回到宿舍，脱了大衣在立柜的镜子里照：哪儿还像个演员啊，不该鼓的地方都鼓了，甚至还有的地方都耷拉了。按说这些年也没吃着什么好的啊。都怪那些过于宽大的灰的蓝的绿的衣服。那些衣服让她们忘记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节节她妈妈也是那些女演员中的一个。她的懊恼则不在衣服，而是指向了节节。她在镜子前蹙了半晌眉，忽然很暴躁地扭过身来，指着天鹅绒襁褓里的节节说：“我都肥成这样了！都怪你！”
节节她爸爸则在一旁嬉皮笑脸地说：“都怪我，都怪我。”
想一想，那句“都怪你”是妈妈对节节所说的第一句话。母亲对女儿来到世上的欢迎词，竟然是恶狠狠的抱怨。好在当时节节听不懂人话。
冬天要过去了，春天不远了，先于花朵开放的却是灯泡。元旦前夕，附近几个司令部大院固然贴出了“欢度佳节”，挂上了一溜彩灯，但这一年，常年黑洞洞的剧团大门也亮起来了——而且还是专业人士布的景呢，效果自然不是那些当兵的能比的。一到晚上，最不起眼的门脸反倒成了最夺目的。什么叫火树银花？什么叫雄鸡一唱？到这儿看看就知道。这已经不只是彩灯了，几乎可以称得上霓虹——没有商标的霓虹，政治的霓虹。不仅是剧团大院儿的人，就连那些当兵的也拖家带口地来看。好几天晚上，门口挤满了人，那架势仿佛在举行自发的集会。而人们的表情，又像正在扎堆买什么“优质”的处理产品。孩子固然在笑在蹦，大人也傻乎乎地咧着嘴，忘我地荡漾在灯光里。如果剧团的领导再大方点，让大喇叭放上一段音乐，这里就要变成资产阶级的跳舞场了。
就像一幕喜气洋洋的默片，演了快一个月，声音终于配了进来。这年的爆竹不仅在庆祝除夕，更在庆祝千载难逢的历史转折。节节她爸爸简直不像个做了爸爸的人，他把半个月的工资都买了炮，耳朵上夹着一支香烟，手上还夹着一支，每点燃一挂炮，都对观众们大喊：“兄弟们，共军来啦，快撤吧。”然后像舞台上的“匪兵甲”一样夸张地逃跑。而节节的妈妈则抱着天鹅绒襁褓在一边看他表演，母亲和女儿的脸都被映红一瞬，再一瞬。两张脸都很漂亮，充分地体现着南方血统的精致。
顺便说一下，因为是在元旦和春节两个节日之间起的名字，所以节节就叫节节了。
2
作为第一代喝牛奶长大的普通人家的孩子，节节长得特别快。三四岁的时候，她就眉毛是眉毛，眼睛是眼睛了。因为妈妈坚定地表示，要“重新走上舞台”，所以她早早地就被送到了幼儿园。
关于幼儿园的记忆是这样的：每天吵吵闹闹的不知道在干什么，醒着也像睡觉；而等到老师要求睡觉的时候，偏又睡不着了。节节从小就比其他孩子精力旺盛，常常人家躺下了，她又坐起来，瞪着两只大眼睛俯瞰一排小棺材似的床。她要看看哪个小朋友正在流口水，哪个小朋友睡觉的时候还抱着一个苹果。
她这么一看，本来躺下了的小朋友也像被太阳照透了的种子，呼地一下，从被窝里冒出一个脑袋，呼地一下，又是一个脑袋。一时间，土地里长出好几棵错错落落的小苗儿。这些脑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只有节节的眼睛亮闪闪的，在观察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而静默片刻，脑袋们就转为哇哇大哭了，这下把没冒出来的脑袋也惊醒了，哭声更是越传越远，隔壁的寝室也开始哭。
然后，老师们便急匆匆地跑进来，安抚惊恐的小女孩，训斥调皮的小男孩。只有节节，仿佛印证了自己的某种能量似的，第一个钻到被窝里装睡去了。
上了小学以后，节节最喜欢的娱乐就是看演出。对于一个剧团的小朋友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上面”说到做到，果然恢复了演出，而且越演越多。拜“新时期的文化政策”所赐，团里的小剧场每周有两三天都是满着的。观众全都是附近几个大单位的年轻人，票也是工会发的，不来白不来。反正晚上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大家看戏的时候，节节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就像小老鼠一样钻到舞台后面，看演员化妆，听演员抱怨。而那些演员正是他们各自的家长。小朋友们常有这样的讨论：“你爸为什么当叛徒？”“都是你妈逼的。”
这么在后台混久了，难免目睹几个演出事故。而节节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故，自然与她自己相关。
当时演出接近尾声，台上在跳《红色娘子军》片断。节节的妈妈伙同一群新招进来的小姑娘，一人一条海南妇女的七分裤，正苦大仇深地向前进，向前进。而节节呢，则跟另一个小女孩挤在一张化妆桌下，嘀嘀咕咕的：“我是女特务。”“我也是女特务。”
两个女特务臆想得不亦乐乎，毫不关心台上出现的乱子：《红色娘子军》跳了一半，队形突然乱了。一个娘子军停下了跳跃，板着脸，扭着腰，咚咚咚地向台下走去。
是节节她妈妈。她今天妆都没化好，在灯光下蜡黄蜡黄的，出了队伍，脸上还是一派苦大仇深。那是发自内心的苦大仇深。
她走到舞台一侧，对压阵的团长说：“我跳不了了。”
团长的脸色已经铁青了：“怎么跳不了？”
节节她妈妈说：“过去我都是领舞，现在在队形里面，不熟悉队形了。找不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