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科教人才成中国国家竞争力短板
日前发布的《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显示：近20年来，中国整体国家竞争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但是科教人才等核心竞争力却成为结构性短板。
该报告指出，1990年，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在100个国家中仅列第73位，到了2008年，排名上升到第17位。然而，抛开增长和规模两个光环，产业结构落后的问题实际上越来越严重，原因则是我国科教人才的巨大短板。
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力资本构成指数连续5年排在第18位，指数值仅为美国的1/12，日本的1/10，差距非常大。中国的高等教育指数一直排在第4位，仅次于欧盟、美国和日本，但指数值却不及欧盟的1/10，只有美国的1/3。中国高校数量众多，但整体水平并不高，尤其是缺乏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另外，中国在科技上的短板也显而易见，比如，美国著名科研机构数量多达329个，中国只有61个；美国拥有超级计算机290台，中国只有15台。
（《中国青年报》）
中国饱受汽车尾气污染之苦
环保部日前首次发布的《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2010年度)》称，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汽车尾气排放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其中,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1/3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说，我国一些地区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等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频繁发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每年200多天的灰霾天气,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细颗粒物等污染物直接相关。
（《法制日报》）
一代画魂潘玉良
生于1895年的潘玉良，又名张玉良，江苏扬州人，是我国第一位女西画家。这位命运多舛的女画家幼年父母双亡，14岁被舅舅卖入青楼。后来，她被潘赞化赎身并纳为小妾，改名潘玉良，才“把脂粉化成油彩，重新涂抹了自己的生命”。
在丈夫的鼓励下，潘玉良报考上海美专。据说考试成绩相当好，榜单上却没有她的名字。爱才心切的校长刘海粟顶着社会压力，提笔在榜上添上她的名字。就这样，潘玉良成为上海美专的第一个女学生。
在潘玉良习画的那个年代，政府是不允许人们画裸体的，甚至明令禁止用模特儿教学。潘玉良苦于在人体写生上找不着感觉。有一天，她去浴室洗澡，突然眼前一亮，一大群光着身子的女人就这样成了她眼中的艺术素材。她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画着。忽然传来一声尖叫，一个肥胖的女人发现了她。胖女人冲上去就要打，幸好有人在旁劝解：“这是上海美专的学生。”趁乱，潘玉良落荒而逃。从那以后，她只好在家对着镜子画自己的身体。
快毕业的时候，潘玉良展出了她的所有习作，其中就有她在浴室里画的人体素描和自画像。画展招来非议，一名女同学甚至要求退学：“誓不与妓女同校！”校长刘海粟建议潘玉良去欧洲留学。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当时的道德环境里，潘玉良的绘画才能会被无情地扼杀。
在丈夫的支持下，潘玉良踏上了追寻艺术的苦旅。她与徐悲鸿一道，师从法国著名画家达仰·布佛莱。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打破了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得该奖的纪录。徐悲鸿对这位师妹评价甚高：“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决不能者也……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有研究者指出，正是由于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以及不曾接受传统艺术启蒙，才使得潘玉良成为中国20世纪前期最为突兀，也最具代表性的女艺术家。
受刘海粟之聘，1929年潘玉良回到上海美专任教，之后又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聘为教授，后来还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人力壮士》，描绘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正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岩，岩石下脆弱的小花才得以绽露笑脸。其时，日本人已经入侵东三省，这幅极具象征意味，表达中国人抗日决心的画作，被当时的一位政府官员以1000块大洋的天价订购。
不料在收展时，有人蓄意破坏了潘玉良的所有作品，《人力壮士》那幅画也被写上“妓女对嫖客的颂歌”。潘玉良所面对的不仅是世俗的偏见，在上海美专，守旧的文人也当面嘲讽：“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潘玉良一句话没有说，一记耳光就打了上去……自此便跟这个不能容纳她的社会彻底决裂了。
潘玉良再一次求学法国。随着后来中国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和潘赞化的去世，她再也没有回过国。她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潘玉良客居海外40年，终日在卧室作画，靠友人接济度日。临终前，潘玉良委托友人将两件遗物送回国内，那是结婚时潘赞化送她的项链和怀表。
潘玉良从妓女、小妾到大学生，从大学教授到世界知名艺术家的传奇经历，给后来的影视剧作家以诸多灵感，扮演过这位“一代画魂”形象的，前有巩俐，后有李嘉欣。然而熟识潘玉良的人说：“真实的潘玉良是一个又矮又胖、长着一个狮子鼻，并且嘴唇很厚的丑女人。”潘玉良不但长相不符合通常所谓的“女性美”，做事、说话直来直去，她的嗓音也像男人，擅长唱京剧老生。（《中国青年报》）
黄宗江的快乐人生
2010年10月18日，著名编剧、演员、影视剧评论家黄宗江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父亲一生从不追名逐利，对于生活追求的就是朴实。”女儿的总结，揭示了黄宗江快乐一生的实质。
黄宗江1921年生于北京，10岁时就写了一部寓言剧，在当时的《世界日报》上刊载。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相比学业来说，演戏对他似乎更重要。黄宗江的初恋就发生在此时。这其实是一段暗恋，暗恋的对象是曾与他一起就读南开中学并一起考上燕京大学的同学。到燕京后，他们有缘一起排演话剧《雷雨》。他演周冲，她演四凤。但现实中，“四凤”却舍“周冲”而恋“周萍”。17岁的黄宗江竟然服药自杀，幸而未遂。稍后，黄宗江爱上了一个在他眼中模样酷似美国影星英格丽·褒曼的女同学，但依然是单恋，那女孩子正因为失恋要为别人自杀。与伤心相比，学业算什么？黄宗江一走了之。
1940年冬，19岁的黄宗江来到上海，考进上海剧艺社，不久又加盟上海职业剧团。1942年，他辗转到了重庆，参加了夏衍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他出色的表演，很快就得到了观众与同行的认可。
就在黄宗江声誉日隆之际，他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如同第一次改变一样，这次依然是“情”之所至：恋爱再次无果，又一次选择离开。1943年冬天，22岁的黄宗江参加中国国民党赴美参战海军，当了一名水兵。从此，他为自己的演员生涯画上了句号。他的名言是：“演戏比读书重要，恋爱比演戏重要。”
1945年，黄宗江回国。1946年秋天，他再次走入燕京大学，准备完成中断的学业。可是，一桩在他看来不幸福的婚姻，使他再一次选择出走上海，最终也未能拿到燕京大学的毕业证书。
黄宗江开始剧本创作。1948年，他创作的剧本《大团圆》在上海公演，大获成功。
作为剧作家，黄宗江创作了《柳堡的故事》《海魂》《农奴》等作品。使他获得声誉的是《柳堡的故事》，那首传唱至今的《九九艳阳天》，就出自这部故事片。
《柳堡的故事》最初发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南京军管会文艺处的黄宗江读到后，认为是一个拍电影的好本子，便找到作者石言，商量将它改成剧本。
因为与当年的“革命化”主旋律有距离，黄宗江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多次被人非议。有人说，在战斗生活中，军人与地方姑娘谈恋爱，违反军队纪律，应当予以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军事影片中不应当出现谈恋爱的镜头。后来，在时任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的支持下，黄宗江才顺利完成了剧本改编。电影于1958年完成并公映。晚年的黄宗江，曾写过《柳堡二妹子的亲娘——多情的指导员胡实言》一文，称“我是这个剧本的干娘，或者奶娘，人家亲娘是胡实言(即石言)”，不掠功，不居美。
黄宗江是透明的，他一生实践着自己“我不能灰色地活着，不能黑色地活着，我得亮色地活着”的人生信条，因而一生快乐。
（《中国新闻周刊》）
“忙”的错觉
“忙”会给人一种错觉，误导人的生活甚至人生。
“忙”的人往往给人感觉他的重要性非同常人。在生活中，影响力大的人才会门庭若市。许多人都要找他，许多事都等着他来办，这样的人难道不重要吗？他自己这么想，别人也这么看。
而在人们的感觉中，重要的人往往就是成功人士，起码已接近成功。有一种说法是，忙碌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上层地位的重要标记。“中产”且“上层”，“忙碌”的含金量不可小觑。于是，忙成了成功的一种派头，一种符号。我们在捧人的时候，常以忙来恭维：“您可真是个大忙人！”不管忙不忙，这话总是让人受用。
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爱摆一副“忙”态，爱作“忙碌秀”。好像有一年的春节晚会演过这么一个小品，说有人借了一部BP机，请邻居每天呼他几遍，以示自己忙得不可开交，显得自己的朋友多、人脉广、事业火。可见“忙”是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
“忙”除了会给人带来轰轰烈烈的假象，也会给人带来思维上的错觉。例如，很少有人会把瞎忙当做碌碌无为，也很少有人会把浮躁、虚张声势看做对生命的浪费。也有许多人以为，这一辈子“忙”过了，就是努力了。不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吗？努力不努力在人，成功不成功在天，于是，回首往事，从“忙”中得到安慰，因“忙”而无怨无悔。
“忙”会有一种充实感，但这种充实感也会欺骗你。这种充实感会让你忘掉烦恼，忘掉心中的不快，起到一种麻醉作用。有的人甚至说：“忙碌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忙碌虽可以缓解你的痛苦，但坏处是，它并没有解决你的实际问题，你其实是在逃避现实。逃避的结果是让你贻误了解决问题的时机，小的烦恼与痛苦过去了，可能带来大的烦恼与痛苦。这和听相声找乐一样，出了剧场，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
说“忙”有这么多错觉，就是因为忙忙碌碌一辈子而未成功的人，大有人在。
梁实秋说：“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地忙起来。”这话点到了头脑的作用。忙与闲哪一边一头沉都可能会出问题，两者必须要协调、平衡。连体育运动都是如此。比如说足球，教练总是想控制节奏。节奏一乱，场上就瞎忙了。你去看球，那个不成事的队总是在用脚踢球，而不是用脑踢球。
“忙”字拆开是“亡”“心”两个字，这大概有两个寓意：一是讲忙会累坏脑子；一是讲忙起来就没了脑子。不动脑子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忙中出错。于是许多人想到了“闲”，想到了“慢”。如今，国外流行的“慢生活”运动，正是针对这种“忙生活”问题的对策。慢生活家卡尔·霍诺说，“慢生活”不是支持懒惰，放慢速度不是拖延时间，而是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平衡。“慢”是“快”的基础，慢下步子，才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到生活或工作定位，不会迷失自己。无论忙人还是闲人，这种理念都值得借鉴。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