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极为苛严的理学家认为足以与那些道德高尚、功业彪炳的名臣同样光耀史册。这说明在宋人的眼光中，杜甫的意义决非局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光辉已经照耀到整个中华文化史，从而对后人起着人格典范的作用。
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指出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而1961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也决定把杜甫列为次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可见，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阐述杜甫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走近杜甫。
践行：儒者之风
中华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其核心的价值则在于它的人本精神。无论是主张维护群体利益乃至杀身成仁的儒家，还是主张爱护个体生命乃至逃归山林的道家，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由于前者更适应先民们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必需以群体的力量来求得生存的现实，所以儒家的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选择。一部中华文化史，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而其它的思想则都是它的补充而已。杜甫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自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便成为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大致说来，这种学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唐的章句训诂，另一种是宋明的义理探讨，后人常把它们简称为汉学和宋学。从表面看来，唐代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唐人既没有留下象汉儒那样博大精深的经典注疏(唐初编纂的《五经正义》说经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在经学上并无多大发明)，又没有留下象宋儒那样思入毫芒于的理论辨析。唐代的韩愈虽然以恢复儒道自任，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对儒道的理解是非常粗疏、肤浅的。那么，唐人果然没有为儒学的昌明作出重要的贡献吗？我认为至少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诗人杜甫。
从表面上看，杜甫并没有为儒家思想作出明显的贡献。他既没有皓首穷经，也没有排斥佛老，在儒学史上似乎没有他的位置。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那就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间题。
儒家是极其重视实践的。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他“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儒家主张行仁政，杜甫则为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大声疾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儒家谴责暴政，杜甫则用诗笔对暴政进行口诛笔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杜甫得以在朝廷里参政时，他不避危险面折廷争，展示了儒家政治家的可贵风节。当他远离朝政漂泊江湖时，也时时处处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安史乱起，有多少高官贵人在叛军凶焰所笼罩的长安屈节或苟活，而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的杜甫却独自冒着“死去凭谁报”的危险逃归凤翔。这既是他对儒家夷夏之辨的思想的实践，也是慎独的道德修养模式的实施。
陶铸：民族品格
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陶铸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杜甫的性格是受到中华文化的陶铸的，但是反过来说，在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陶铸过程中，杜甫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杜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优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始终把群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杜甫一生中从未担任过重要的官职，他基本上是被摒斥于执政圈子之外的“野老”。然而这并未影响他时时、处处把天下的安危和人民的哀乐视为己任，即使在遭遇艰难困苦乃至漂泊江湖时也不改初衷。从早年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晚年的《朱凤行》，他救济天下苍生的宏愿没有丝毫的改变。
杜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以其实际行为证明了这种责任感并不一定要附着于政治地位，这显然正是宋人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命题的实际表现。
杜甫胸怀宽广，对不同的文化及思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中华文化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便是其宽容精神。杜甫本人是坚定的儒者，但他对儒学之外的各种思想都甚为宽容，他对道藏佛经都很熟悉，他与道士、佛徒都有交往。如果说杜甫早年与李白一起亲赴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求学长生之道是少年的任性之举，那么他对佛教的好感却是一直维持到晚年的。他虽然因为把儒家当作立身之本，而且因为“未能割妻子”，也即不能割弃对人间的爱，所以不象王维那样皈依佛门，但他对佛家的精妙道理是颇为钦佩的。“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唯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之类诗句，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对非主流文化乃至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开放心态，正是中华文化赋予杜甫的最佳品格，这对杜甫成为诗国中的集大成者是有重要作用的。
影响：千年文化
杜甫对后代具有巨大的影响。他的影响还远远地溢出了文学的范畴，广泛地进入了中华文化的各种形态，深深地植根于后代人民的心中。杜甫一生中写过许多歌咏祖国壮丽河山的名章隽句，这些壮丽的诗句到处被刻石、铭碑，从泰山石壁上多处铭刻的《望岳》到岳阳楼畔的《登岳阳楼》诗碑，杜诗与所咏河山相映生辉，为自然景物抹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只要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当他登上泰山时，心中立即就会涌现“一览众山小”的意念。同样，当他在岳阳楼上眺望洞庭湖时，也肯定会情不自禁地吟出“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的诗句。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已经整体地经受过杜甫审美目光的投射，从而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了。
杜诗还成为后代书画艺术的不尽源泉。历代书家以杜诗为书写对象蔚然成风，仅收藏子成都杜甫草堂的杜诗书法作品就有出自祝允明、董其昌、张瑞图、傅山、郑燮、何绍基、康有为、章太炎、吴昌硕、于右任、沈尹默等名家之手的珍品数十幅。杜甫诗意画则成为各地博物馆都有收藏的一大种类，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宋代赵葵的长卷到成都杜甫草堂所藏现代徐悲鸿、潘天寿等名家的精品，杜诗与画家的艺术构思相得益彰，美不胜收。
杜甫的影响还进入了通俗文学的领域，从金院本《杜甫游春》开始，杜甫成为戏剧人物，元杂剧、明清传奇都有敷演杜甫故事的剧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杜甫的热爱。
当然，杜甫更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对后人人格的陶铸上。自从宋人确立杜甫的人格地位以来，凡是爱国的人士无不爱读杜诗，从中寻求精神的熏陶，北宋末年爱国名将宗泽临终前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同时的李纲则在决心以死报国时书杜诗赠义士“以激其气”。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坚持斗争三年多，杜诗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以致于他一气作成了《集杜诗》二百首。而明末拒不降清的义士王嗣奭奋笔著《杜臆》，说：“吾以此为薇，不畏饿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当然不是少数人的功劳，但在其陶铸过程中杜甫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带有浓厚的审美意味，而中国的诗歌又是中华文化诸形态中传播面最广泛、感召力最巨大的一种，所以杜甫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杜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类活动的总和。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对人的思考、对人的关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所以，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在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上都使人有观海难言之感，但是她最重要的积淀则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上面。杜甫的人格典型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杜甫是为陶铸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作出了最大贡献的少数杰出人物之一。一部杜诗，其终极价值正在于它对中华文化作出了最生动、最丰富的阐释。所以我完全同意本文开头所引闻一多的论断：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