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设定方面更为细心，将王奇俊设定为应试赶考的书生，且对顾云容的美貌则由一支曲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刻画，且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也在逐步完善。全剧的剧情较原作更为丰满，原作为单一的爱情线索，而《异梦记》则拓展了全剧的剧情线索，不但写爱情，还写官场，同时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人情的丑恶，具有讽刺文学的力度。
（二）《绿衣人传》的改编
周朝俊的传奇《红梅记》对《绿衣人》的改编可谓成功。《绿衣人》讲的是一个转世再续前缘的故事。书生赵源游学钱塘，侨居西湖葛岭，尝日见一妙龄绿衣女子，两人夜夜笙歌。一日赵源问其生世，女子方告知两人是前世姻缘，只因贾似道歹毒使两人含恨而终。这个题材的故事本身就很适合戏剧的改编，有曲折的情节又传达了轮回转世的思想。
周朝俊在改编的过程中，不仅是强化了原作已有的宠姬与苍头相爱不得而香消玉殒的戏剧冲突，更是借此悲剧来反应忠奸斗争。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升华。而更是由于戏剧的改编再塑造，而今才有了一个女鬼李慧娘的形象。他的改編所选取的主要是原作绿衣女子讲述贾似道的残暴的一个事件，即《泛湖》一出中所写，贾似道与众妻妾游湖，李慧娘见断桥上裴禹少年英雄，众目睽睽之下夸赞道“美哉一少年”又说“真是个洛阳年少，西蜀词人，卫玠潘安貌”，贾似道心胸狭窄，听后命人杀了李慧娘将其头颅装入盒中，在众妾面前打开，以杀鸡儆猴。
《红梅记》将宠姬李慧娘与绿衣人的性格中鲜明刚烈部分相整合。在人物塑造上，周朝俊不仅很好的融合了原作中的人物性格，更使李慧娘的形象有一个突破。并且将抨击忠奸斗争的语言放在了她的身上展现，她勇敢的反抗恶势力，配合忠臣对奸者进行斗争。突出了反抗力量的强大，反应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李慧娘的故事在地方戏中的改编也十分丰富，如京剧、川剧皆有剧目《红梅阁》，秦腔、汉腔有剧目《游西湖》，昆曲改编有《李慧娘》等。
三、改编效应
相比于《聊斋志异》所衍生的“聊斋戏”，或许“剪灯戏”的声势并不如何浩大，但是《剪灯新话》共四卷二十篇，有五篇被反复改编，这个比例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就。仅以一部短篇的传奇小说集为何能有如此成就？这是需要联系戏剧发展阶段性的特征和社会背景来进行回答的。
戏曲中强调文以载道的观念，戏曲的道德教化功能是需要被注意的。但这个尺度如何把握是需要编者去进行考量的。同大量的小说改编戏曲一样，《剪灯新话》的作品被改编成为戏曲的，多数被选取的是那些情节奇异的，能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这是时代环境的需要。虽然作为材料来源的《剪灯新话》作于明初，多以描写战乱为特点，但实际被选用为戏曲素材的大都避开了对战乱题材的使用。甚至有叶宪祖《金翠寒衣记》直接淡化了战争的危害，充满了颂圣意味乃至封建礼教思想。但不可否认，他的改写是符合时人社会需要的。
还有的改写同时也是对政治状况的一种反应，譬如王元寿《异梦记》刻画忠奸斗争，在对比中将这种两极塑造的更加鲜明。这与王元寿生活在明代末年，党争不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
这实际上指出了宋金以来的戏剧，在故事性上是比较差的。而小说的叙事艺术经过唐传奇的发展已经日臻成熟，那么这两者间的差异性必然会造成彼此间寻求出路的互补。我们今天谈戏剧的取材总饶不开小说，也是因为这种互补的不断发展，戏剧取材于故事小说的现象是二者早期形态的主流。同样的，不同的朝代对于“传奇”的定义是不同的，唐传奇指唐人小说，而明清传奇指的就是戏曲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小说在戏曲的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作用。
研究不同问题中的同类题材甚至同源故事的变化发展，不失为一个研究的新角度。戏曲对小说的改写，有重塑也有发扬，是另一种形态的传播。这从《剪灯新话》衍伸以来的“剪灯戏”我们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瞿佑（明）.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董康.曲海总目提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黄仕忠.明清孤本稀见戏曲汇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5]徐大军.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6]李佳.剪灯新话的价值与传播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