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版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出版人的理想与信念、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出版因理想而有崇高感，出版人因理想而有尊严感。出版人的职业尊严既来自自尊，又来自他尊。出版寄托理想才有精神力量。当今的出版界亟须理想主义精神的复归。
关键词：出版；理想主义；自尊；他尊；职业尊严
笔者前些时在《现代出版》（2013年第4期）发表了题为《出版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一文，在社会上有识之士和广大出版同仁之中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该文有些问题没有来得及展开。这里，我想就出版和理想主义等方面的关系问题再进一步做些探究。
一
理想及其本质
《现代汉语词典》对“理想”的解释是：“（1）对未来事物的想象或希望（多指有根据的、合理的，跟空想、幻想不同）：当一名医生是我的理想。（2）符合希望的；使人满意的：这件事办得很理想︱这项技术革新还不够理想，要进一步钻研。”《辞海》上的释义也差不多，第二个义项表述完全一样，第一个义项的表述为：“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性的想象。”我们讲出版理想，出版人的理想主义，主要是就“理想”的第一个义项而言的。
“理想”不只是一个常用词汇，它还具有心理学、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多重含义。在心理学中，有研究者认为：“理想这是个人在目前所遵循的同时决定自我教育方案的形象。”在哲学和美学中，则有人指出：“理想——这是人的行为，人的活动的目的的典范。”李德顺将对“理想”的各种理解进行分析概括，从联系和统一中看到：“‘理想’这一价值意识形式包含有下列基本内容：第一，它是以一定信念和信仰为基础的价值目标体系；第二，这种目标体系以关于未来的实际形象为标志；第三，它为人的思想和活动及其结果提供着自觉的典范或‘样板’。这些，也就是理想作为观念形态的价值意识所具有的特征。”①作者在这里把“理想”上升到价值哲学的高度予以讨论，给我们新的启发。
出版人的理想与信念
理想产生于信念，但不同于信念。所谓信念，通常可以理解为“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比如人们常说的“坚定信念”、“必胜的信念”等。信念中所包含的知识、经验、逻辑等理智成分，即为主体所确信和把握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是理想得以形成和确立的基础、前提之一。它们决定着理想是否科学、正确、可信，是否可能实现。
优秀的出版家选择出版为业，往往是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陆费逵在《我为什么献身书业》中，讲了自己投身书业的具体动机、经过，讲到他“有许多机会可以做别种商业和入政界”，但“始终不为所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书业的前途，觉着希望很大”。②而他那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更体现出一种清醒而坚定的人生信念，将对书业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③鲁迅一生热衷于办刊物、编图书、开书屋，为编辑出版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关于编辑出版的论述已有人编成《鲁迅出版文选》刊行④，其出版活动是有思想轨迹可循的。早年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在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一年以后，便主动退学了。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自己观看一部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中间有中国同胞围观日军杀害做俄国间谍的中国人的镜头，同胞麻木不仁的表情深深刺激了鲁迅，他终于认识到“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国民劣根性”。作为编辑出版家的鲁迅，与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是三位一体的。他之弃医从文，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活动，目的都在于医治国民精神上的疾病，最终达到振兴国家和民族的目的。
可见，愈是对自然界、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有正确的了解，才愈是能够形成和确立远大的理想。张元济、陆费逵、鲁迅、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这些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虽然对出版活动的具体理解不同，价值目标选择有异，但他们都不仅仅是把出版作为一种职业、一种爱好，而更多的是作为一项有意义的伟大事业来对待的。当然，对于信念中所提到的具体价值选择来说，理想并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而是它们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整合与升华，是使它们从属于一种信仰的目的和意志。
出版人的理想与信仰
理想的内容指向取决于信仰，但是理想也不同于信仰。一个人信仰什么，决定了他按照什么方向和原则形成自己的理想。而理想又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信仰的水平上，它还意味着把信仰的对象同现实的条件及其未来发展联系起来，同自己的生活道路及其未来成果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具体的、具有现实感的形象体系。也就是说，在理想中包含了信仰和为信仰所联系的具体社会图景的统一。作为杰出编辑家出版家的巴金，用自己的实践阐释了理想与信仰的内在联系和统一。俞晓群《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一书中有一篇专门写巴金的，题目就是《巴金：一个文化理想主义的出版典范》。⑤而孙晶在《巴金与现代出版》一书中对此也有很深入细致的分析。⑥巴金早年是一个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与相关的各种运动。在他看来，凡是一个“主义者”，思想、言论、行动三者必须一致。对于主义，只是谈谈、想想而不见诸行动，或者行动与思想、言论相反，绝不能认作一个“主义者”。巴金本人也曾有过苦恼与彷徨，但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以后，才将理想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自我转型的新岗位。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一个安那其主义社会理想的实验机构；巴金、吴朗西、伍禅、丽尼等人是以义务工作的方式来体现安那其主义的互助与奉献精神。用孙晶的话说，“在这里，政治激情转换为伦理激情，传统的庙堂政治价值转换为民间的文化工作价值取向。”巴金和他的同仁们的信仰与理想达到了一种融合。一般来说，理想是信仰对象的未来形象，是具体现实化了的信仰。而理想比信仰更具有丰富而具体、确定而完整的实际内容，它也比信仰更具有目标的明确性和情感、意志的感召力。巴金们也正是因为找到了出版这个确定的理想岗位，才使自己的人生变得踏实而丰盈。
其实，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这种为理想而献身于出版事业者还大有人在。那些集革命家、政治家和出版家于一身的人，如陈独秀、毛泽东、张闻天、瞿秋白、博古、李达、胡乔木、胡绳等自不必说；即便是张元济、夏丏尊、邹韬奋、胡愈之、黄洛峰、陈翰伯等主要以出版为安身立命手段的人，也无不是心中自有信仰，并将其付诸理想之中，践行于实践之中。他们把崇高的革命信仰、远大的革命理想与脚踏实地的出版实际活动结合起来，在谱写了自己人生华章的同时，也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二
出版人的职业尊严
“‘理想’是价值意识的最高范畴。它不仅是从‘信念’到‘信仰’、经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性价值观念，而且是包括了‘欲望——情感——意志’过程的综合性价值意识形式。”⑦出版人的理想确立与实现，也经历这样的过程。在出版理想中，人的价值意识从心理水平到观念水平，形成一个完整、自觉的观念和形象系统，并且同知识和理智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指导与推动其实践活动的精神力量源泉。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力量之源，恐怕入主商务印书馆后的张元济很难抵挡住高官（如部长等职位）或大学问家（其学养与勤奋足以成就大名）的诱惑，精明强干的陆费逵恐怕也很难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书业而无怨无悔。
出版因理想而有崇高感，出版人因理想而有尊严感。这里有必要好好探讨一下出版人的职业尊严问题。当今社会，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犬儒主义泛滥，经济利益至上，不少人缺乏对出版、对文化的起码敬畏，出版人中也普遍存在着职业荣誉感、职业尊严感的匮乏。许多出版乱象的形成皆与此有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也感叹：“如今，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出版人在为利润、赚钱而疲于奔命，出版人的地位下降了，尊严在有的场合也丧失了。”⑧可见，正确认识出版的本质，确立当代出版人的使命，找回出版人的职业尊严可谓刻不容缓。
什么是“尊严”呢？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庄重而有威严，使人敬畏；二是对个人或社会集团的道德价值的认识和自我肯定。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离不开一定的部门和行业，而不同部门与行业的宗旨目标、活动过程以及满足社会需求的方式等都不尽相同；因此，就在“一般尊严”的基础上形成了带有不同行业个性内容与独有特征的“职业尊严”。“现代分工体系赋予了不同职业不同的神圣使命。如，记者的使命是追寻真相和正义，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法官的使命是忠于事实和法律，教师的使命是教书育人等。”⑨出版作为一种以文化积累、传承与创新为使命的现代行业，出版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也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实践中产生了富有自身特质的职业自尊意识和自豪感。出版人对自己特定职业社会价值的自我确认，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尊情感和心理，构成了特有的出版职业尊严。出版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其价值和贡献主要体现在哪里？简单说，就是生产精神食粮，传播先进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建设社会文明。这样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必然赋予出版以崇高和尊严。出版人的这种职业尊严，促使其最大限度地肩负起职业共同体的神圣使命。
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其实也就是一种职业荣誉感。事实上，在一切时代与一切社会中，对荣誉的看重与追求，都成为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张元济始终把“普及教育，启迪民智”作为出版的理想，叶圣陶一直坚持出版活动与教育事业紧密联系的理念，巴金“人生的意义在于付出”的思想追求，还有王云五在“一﹒二八”事变后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激励商务同人的口号，皆展现出了近现代优秀出版家的职业尊严及道德价值。
出版人的自尊
一个人要别人尊重你，首先得自尊自重；一个人要别人敬重你的职业，首先也得自己看得起自己的职业并爱岗敬业。职业尊严首先应该是职业自尊，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个体与群体对所从事职业的社会价值的认可和荣誉的珍惜。西哲曾经说：“荣誉是德性的奖品。”这种荣誉往往表现为“荣誉主体对自己的业绩、贡献、品行与德性的社会价值的自我意识”。⑩美国的J﹒P﹒德索尔曾经说：“出版者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图书市场上，而且体现在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和文明之中。正是出版者对自身责任的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使得图书出版具有上述的双重性质。出版者以自己对职业的自豪、审慎和道德来影响他的读者。他们在制定出版计划时抱有这样一种信念：我的工作是在为文化洪流注入具有生命活力的股股清泉。”
出版人的职业自尊有个体自尊与群体自尊。叶圣陶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又曾担任过新中国的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但他说，若问我的职业，第一我是编辑，第二我是教员。他一生与编辑出版结缘，为出版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作为编辑、出版人的职业自豪感在这个自问自答中表露无遗。他的儿子叶至善子承父业，一辈子从事出版工作。他八十岁时出了一本集子，书名干脆就叫《我是编辑》；其中有篇短文题为《我喜欢编辑工作》，中间有这样几句话：“我喜欢编辑工作，这倒是真的。自己想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满足我的创造欲，跟当工程师当艺术家没有什么两样；二是可以满足我的求知欲，随时能够学到杂七杂八的诸多知识。”没有豪言壮语，说得朴实真切。叶至善毕生以编辑自豪，在《我是编辑》的衬页上所填《蝶恋花》词即为明证，诗云：“乐在其中无处躲。订史删诗，元是圣人做。神见添毫添足叵，点睛龙起点腮破。 信手丹黄宁复可？难得心安，怎解眉间锁。字酌句斟还未妥，案头积稿又成垛。”这首词正是叶至善编辑生涯的真实写照。有这种职业自尊与荣誉感的出版人，何愁不爱岗，不敬业，不奉献！中华书局著名的学者型编辑周振甫从事出版工作六十年，为出版事业、文史研究和普及文化知识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一生淡泊名利，始终以当一名普通编辑为荣。“他在回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提问时说：‘中华书局给我编审（职称），就可以了。’编审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也给我们做出了回答，不过他没有说，而以一生的行动做出了楷模。”
群体自尊在刘杲《我们是中国编辑》那篇名文中有生动的体现。戴文葆在《编辑工作的重大意义》一文中也曾经说：“编辑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整理者和保存者，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现者、创造者。人类文明得以延绵不绝，世代相传，编辑之功不可泯没。”“编辑并非可有可无的人，编辑工作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劳动！”我们知道，编辑工作是出版的中心环节，编辑群体在出版群体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群体的自尊既来自整个行业，也可来自具体的出版机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一流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海归”投身书业，从事出版活动，昭示了这个新兴行业的巨大魅力，展现出从业群体的集体自尊。那个时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汇聚的人才与国内任何一所著名大学比都毫不逊色；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等出版机构也是人才济济，群星璀璨。这种出版人的群体自尊在今天的出版社虽有所失落，但仍在一些地方有所继承与弘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多年来以“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凝聚同人，导引社会；被杨绛誉为“不官不商有书香”的三联书店则以“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相号召，力求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而今日的商务印书馆继承老商务“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的传统，在网站上专门列“出版态度”一栏，赫然写着：“我们是文化建设者，而不仅仅是商人；……我们提倡做有良知的出版人。”他们的这种职业自尊又是与其文化自觉密切相连的。
三
出版人的他尊
他尊与自尊相对。简单说，自尊就是自我尊重，而他尊是来自社会其他主体的尊重。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人格尊严的实现仅有自尊是不够的。“尊严的获得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来自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他尊不是别人的谄媚奉承，溜须拍马，跪拜逢迎，而是他人、社会、国家基于个体的人格和权利而给予的承认与尊重。”“他尊是人的社会性在道德和法律上的承认和体现，也是人作为社会成员必不可少的社会权利。一个人要使自己有尊严，必须要获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只有获得了他尊，一个人的尊严才是完整的。”
在我看来，他尊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认可与尊重，它还应包含对某一个群体、一个行业乃至一种职业的认可与尊重。就出版来说也是这样。出版人的他尊首先还是对出版业的尊崇。高尔基讲，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搭建这个阶梯的人无疑是受到社会尊重的，他们既包括书籍的作者（写书的人），也包括书籍的生产者（编书出书的人）。孙中山早在其《实业计划》中就论述过出版行业（他称之为“印刷工业”）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其实也就间接给予了出版行业以高度的认可和尊重。他论所谓“印刷工业”时说：
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知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中国民族虽为发明印刷术者，而印刷工业之发达，反甚迟缓。吾所定国家发展计划，亦须兼及印刷工业。若中国依予实业计划发达，则四万万人所需印刷物必甚多。须于一切大城乡中设立大印刷所，印刷一切自报纸以至百科全书。各国所出新书，以中文翻译，廉价售出，以应中国公众之所需。一切书市，由一公设机关管理，结果乃廉。
孙中山认为印刷工业（出版业）对人类文明有着重要的影响。过去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往往是共存于同一文化机构的，如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通书局。孙中山把出版行业提升到记载“人类大事”，蓄积“人类知识”，促进“民族文明之进步”的高度，给予了充分认可。这样的定位无疑让从事出版事业的人有被重视、被尊崇的感觉。西方学者也往往是从出版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展开讨论的。英国的G﹒昂温、P﹒S﹒昂温说：“出版是一项涉及印刷品的选择、编辑和销售的活动。它从小规模的原始阶段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综合行业，负责推销从最高级到最普通的各科文化资料。它对文明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出版人的他尊，有时候又表现为对一个群体、一个团队、一个机构的高度认可和充分信任。人们对所谓“开明人”、“开明风”的推崇堪为典型。由章锡琛领衔成立于1926年的开明书店，吸纳了夏丏尊、叶圣陶、王伯祥、宋云彬、顾均正等一大批杰出的编辑，成为了文化人办出版的代表。“正是开明人的文化人本色，使他们素来注重出版对社会的文化贡献，强调出版物质量，不苟且，不滑头。从开明的出版物目录中，几乎找不出一本不够‘格’的书来，相反，一批又一批的好书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开明人以其理想、知识和高度的敬业精神，不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也获得了众多优秀作者的尊敬与支持。198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开明》一书，收录了六十多篇由开明的老作者、老读者和老编辑撰写的深情回忆开明书店的文章，开明人之“他尊”与“自尊”在中间有生动丰富的呈现。
作为个体的出版人的他尊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些杰出的出版人得到他人、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尊重，往往对出版群体具有激励作用和示范效应。张元济以其崇高的理想追求、深厚的学术素养、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及其创造的辉煌出版业绩获得了他应有的尊荣。1948年3月27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五次年会选举中研院第一届院士。这次选出的院士仅81人，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其中人文组28人。张元济全票当选，与余嘉锡、柳诒徵、胡适、杨树达、傅斯年等列名人文组中。这样的殊荣毫无疑问是对作为出版家、文献学家的张元济最好的褒奖。而1982年中州书画社刊行的国学大师张舜徽所著《中国文献学》中，近代部分列专章论述的文献学家仅张元济、罗振玉两位；张舜徽认为近百年的学术界中，在文献整理方面“创立了不朽业绩的学者，自以张元济、罗振玉为最著”，其评价之崇可见一斑。
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也还有一些一流的编辑家、出版人获得了社会的极大尊重。如前面提及的周振甫，就是一位一辈子无私奉献、高自期许的编辑大家，他在编辑《谈艺录》、《管锥编》的过程中与钱钟书结下的情谊早已传为学林、书坛佳话。1983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华书局为他召开从事编辑工作50周年的座谈会，钱钟书、王子野、王春、叶至善（代表叶圣陶先生）等众多学术界、出版界知名人士到会祝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广泛报道。
可见，出版人的“他尊”既有面向整个行业的，也有针对某一机构、某一群体的，而更多的还是直接指向具体的编辑出版个体。这中间，个体是群体的基础，是机构与行业构成的因子。只有众多出版从业者个体充分展现出个人的道德操守、职业能力、工作精神、实际贡献，才能赢得他人和社会对出版人乃至整个行业的充分尊重。
出版寄托理想
贺绍俊在《理想主义让文学拥有尊严》一文中，强调“文学寄托理想才有精神力量”。他认为：“文学从本质上说没有实际的用途，不直接指向物质功利，但它是人文学科和艺术的基础，是所有与人的精神有关的专业，比如哲学、宗教等，是这些专业的灵魂。”“如果说思想性是文学的基本构成的话，那么，理想主义就应该是文学思想性得以孕育的母体。”作者说，文学的理想主义往往表现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表现为对平庸生活与平庸人生的永无止境的超越，表现为求真、求恒的执著与坚定。鲁迅曾经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所谓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确，在物质变得特别丰富的年代，人们往往会忽略精神和信仰的追求而陷入空虚和迷茫，因而更需要文学以理想主义的灯火去照亮精神空间。
在需要理想主义这一点上，出版（包括文学出版）与文学完全相同。出版虽然具有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属性，但其本质属性是文化性。作为文化产业的主要贡献也是在“文化”而不是在“产业”。曾担任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著名的出版家丁景唐也说过：“信念是不灭的光源，照亮永生之路——我读书、写书和编书。”他秉持着自己的文学与出版信念，组织力量影印了大量“左联”时期的文学期刊，有效地保存和传播了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80年代以后，又继承赵家璧开创的文学“大系”编纂传统，推动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的编辑出版工程。是信念，使他有所为有所不为；是理想，使他的工作更加富有价值，受人尊敬。而陈昕在讲到自己37年坚守出版岗位的缘由时也强调：“我想主要是因为，在我看来，出版是一个伟大的职业。”他始终秉持出版“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核心价值主张，让出版拥有尊严。
出版人从来就不会因为会赚钱而赢得尊严，更不会因赚钱多而名垂史册。西方学者也认为，出版史是优秀的出版社出版优秀图书的历史。现任哈佛大学出版社文学部执行主编的林赛·沃特斯对西方出版业研究后得出结论：在西方，出版业自古登堡以来的财政记录显示，书一向是很少赢利的买卖。任何东西都比书赚钱，过去如此，将来仍然会如此。他说：“我追求的是收支平衡，同时保持思想和书籍的尊严”。享誉世界的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所秉持的理念也是“以商业形式配合她自高无上的目标”。经济上的收支平衡，整体运作上的经济与文化平衡，最终都必须维护书业的严肃与尊贵。我们很难设想诲淫诲盗、无法无天、唯利是图的出版人，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敬。出版人的尊严与精神上的高贵相连，如果没有出版什么好书，只是赚了很多钱，这样的出版人也只能是“富而不贵”，就像某些煤老板、地产商。古人讲，“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诚哉斯言！
马克思认为：“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出版人的职业尊严与出版理想密切相连。它是存在于出版人内心中的一种道德力量，并以自己的特定内容和作用方式，在出版活动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在当今极端功利化、世俗化的环境中，出版人守护理想、守护文化，也就是守护自己的尊严。无论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内容为王”的规律恐怕不会改变。而数字化带给出版业的不仅仅是出版内容、出版方式、出版手段以及出版物消费观念的变化，它也对传统的出版价值观念形成了冲击，如何与时俱进，积极寻找对策，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出版社社长兼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文化的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09BXW0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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