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涉及艺术与宗教、创新与传统等多重主题,但他却把严肃的主题巧妙地编织进一个侦破小说的叙述框架内,把关于艺术、信仰、个性与死亡的深层秘密设置在一个通俗形式的悬念上,运用揭示与隐藏的艺术符号学式的叙事策略构成了一种如波斯细密画一般迂回交织的叙事文体。
就故事而言,《红》讲述的是16世纪末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一桩谋杀案,死者高雅是一位为苏丹秘密制作绘制抄本的细密画家团体中的一位镀金师。书中人物“黑”在离家12年之后回到伊斯坦布尔协助姨夫调查凶手。可是随后,秘密手抄本的项目负责人“姨夫”也被杀害了。苏丹要求三日之内查出凶手,否则将所有宫廷细密画师推向斩首台。于是“黑”与宫廷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一起对三位嫌疑人“蝴蝶”、“橄榄”和“鹳鸟”展开调查。
若将此书作为侦探小说来看,显然是太简单了,小说的魅力在于其全然不同的叙事方式。《红》的叙述隐藏了作者身份,由小说中的各个人物承担说书人的角色,这让人很容易感觉像在《一千零一夜》里游走,山鲁佐德借讲述(别人的故事)来延续生命。与之不同的是,《红》中的人物挣脱了纯粹讲故事的传统叙事,以第一人称“我”讲述自己的生活、心思,这些人物同时透过绘画或者故事模本来观察世间万物,它更像是一部舞台剧,随着人物一幕幕出场,角色成为被赋予象征意义的符号,他们的声音不断进入错综的叙述结构中,被谋杀者与谋杀者,调查者或旁观者,都在不停地对听众叙说着,而读者就像罪案的调查者一样,力图从这些声音中辨识谁是谋杀者,为此,读者必须像侦探一样,变成细密艺术的内行,变成学习聆听、辨认各种内心的希望与恐惧的细微表征的解读者。对罪案的调查最终变成了对细密艺术的各种符号及其传统与意义的细致考察,如同小说中的主要调查者“黑”一样,读者的乐趣在于充当了一个艺术鉴赏家与宗教符号学家,以便确认罪案发生的缘由。而且,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每一种符号都既揭示着(艺术的意义)又遮掩着(罪案的发生)。不仅如此,细密画中的元素也成为叙事人,比如“红”、“狗”、“树”、“金币”等。秘密总能吸引阅读者的密切注视,在散落着阴谋、欲望、历史、绘画、恐慌、爱情这迷宫一样的文本里,寻找着线索。
一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会渐渐发现,何以一桩发生在细密画家之间的谋杀案所隐藏的“阴谋”,会“瓦解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帕慕克的小说提出了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那就是艺术与宗教信仰的紧张。正是艺术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内在冲突酿成了艺术家群体与信众所构成的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艺术家内心的焦虑也许正是这种外部紧张关系的内在化。
为了理解这一冲突,需要深入了解细密画的历史及其与宗教的关系。细密画兴起于蒙古人统治伊朗的伊尔汗王朝(1230—1380),当时的绘画风格深受中国宋元时期绘画的影响,在帖木儿王朝时期(1370—1505),随着苏非神秘主义在伊朗的兴盛,细密画的艺术哲学观被纳入苏非神秘主义的范畴,当时的细密画家们大多数也都是苏非信徒。这表明,艺术与信仰暂时得到了协调,小说中被细密画家们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的贝赫扎德 鲁保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423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真实人物。细密画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大概也是世界上与书籍结合最紧密的绘画艺术,也称为贵族或宫廷艺术。所以才有了小说中“奥斯曼大师”主管的宫廷画坊,更有众多类似“高雅”、“蝴蝶”、“橄榄”和“鹳鸟”这些细密画高手年复一年地在宫廷画坊中临摹重复前辈大师的经典作品来维持细密画的传承。小说中的奥斯曼大师也是一位类似贝赫扎德式的人物,统领苏丹宫廷画坊捍卫着传统画派。在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为苏丹服务就意味着向真主奉献自己,支撑他们艺术生命的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比起经书即神的语言的神圣性,一般而言绘画的地位很低,而且面临着宗教精神的质疑。宗教总是捍卫神的超验性,即强调神的不可见性,可见的世界只是神的创造物而已,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加反对对神的一切偶像化行为。但由于细密画的风格将对事物的描绘视为对神的赞美,又由于宫廷的喜爱,使得艺术与宗教、世俗权力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平衡。而故事发生的时候,这一平衡正在被新的艺术与历史要素所打破。这就是小说中所说的细密画家所受到的悖离传统艺术的新诱惑:法兰克人的画法,即透视法与肖像画的产生。
同一时期,逐渐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人,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他们在文化各个领域内散发着前所未有的活力,在绘画方面,则将人的肖像悄悄置于画面的中心。个人肖像画的兴起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个体意识的表征。当苏丹隐瞒了宫廷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要求姨夫组织一批最优秀的宫廷画师秘密为自己制作一幅肖像画、并隐瞒了国库大臣支付高额报酬时,矛盾和恐惧在细密画家内心产生了。显然,细密画家感受到了信仰危机的侵扰,人怎么能僭越真主安拉的位置呢?在神的眼里,人应该是渺小的,而且不应得到单独的强调。细密画家们感到困惑焦灼。同时,帝国内部的动荡也在诱惑着他们做背离信仰的事情。为了钱,一个细密画家可以去画些色情小画。然而,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裹入其中,细密画家们更是如此。最终,发生在细密画家之间的谋杀就是这一危机的爆发。
二
串联起这一切矛盾的,是一位游走在所有事件当中的人物“黑”。他像是阅读者翻阅小说纸张的手,从远处观察事态的变化。这个人物的视野承担、穿引和思考细密画的多重主题。他的自我陶醉式的游离与小说的叙述基调保持着某种一致性。以看似随意的描写带出伊土战争带来的帝国逐渐衰弱的故事背景,而那些描述城市百态的文字如同伊斯坦布尔弯弯曲曲的巷子,一不小心便会迷失其中。“黑”带着重重疑问,造访了宫廷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
奥斯曼大师接待了“黑”,回答他的疑问并让一位年长的画师带领他参观画坊。这一过程散发着小说情节的不断节外生枝的百科辞典式的魅力。关于细密画艺术的探讨事实上也指引了调查罪案的路径。“作为一位插画家,他是否想要与众不同?我会问他一个关于‘风格’与‘签名’的问题。”接下来“在最初委托制作原书的君王和苏丹死后,书籍被转手、被拆散,书中我们的图画被用于别的年代、别的书,对此这位插画家会怎么想?我会问插画家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插画家的时间与安拉的时间”。最后是如何看待“失明”的问题。“黑”带着大师的三个问题拜访了三位画家。 这是小说中精彩的片段,玄妙与挣扎的时刻,每一位细密画家不得不从历史感和现实感中审视他们的画作。
我们已经知道,浓厚程式化特征的细密画,任何创新、个人风格和签名都被视为异端,因为画家的创新与个人风格意味着擅自篡改真主创造的景象,凸显自己的创造力,也就意味着画家将自己提到“创造者”的高度,这是对造物主的僭越,而签名则是把真主创造的美窃为自己所有,因而创新与风格体现出的是人的缺陷。“蝴蝶”赞同为信仰而画却也肯定世俗生活也有助于艺术。他讲了一个故事:国王想为女儿寻找一位最优秀的细密画丈夫便展开一场比赛,谁能够画出一张最出色绘画就是胜利者。当国王准备将女儿嫁给那位没有签名,没有瑕疵,如前辈大师般完美的画师时,女儿哀伤地说:当画家深爱一个人时,他们会把情人的某些特点画入其中。“绘画中这种秘密的瑕疵应该是某种情人间的暗示,这种暗示也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恋人才能看得出来。可这幅画中丝毫没有我的痕迹,他并不爱我。”那么“蝴蝶”是凶手吗?此时小说转入另一个话题。
艺术与艺术所自觉或被迫服务于宗教或权力时的一个基本矛盾是在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力的正统支配下,为之服务的艺术总是受到艺术自身的“个性”、“风格”(签名)、“创新”以及个人借艺术获得的利益及其“不朽感”的诱惑。
帕慕克在读者以为似乎能够确认凶手身份的时刻再次带走了阅读者的视线,带领读者进入了奥斯曼大师奉献一生的细密画世界。在调查动机之下,读者领略了细密画的艺术史与鉴赏美学。随着细心地翻阅、思考,他的心中涌出一股对所有画家的痛惜与哀叹。在绘画、时间、与记忆中,他们描述征战、庆典和生活细节,但在奥斯曼大师敏感的心灵世界中始终记得一个真理:世界之美属于安拉。在翻阅着前辈的真迹时,“黑”再次领略了风格与签名、时间、失明问题的玄妙。
一位伟大的画家不仅会用自己的经典画作影响人们,最终还会改变人们的心灵视野。一旦一位细密画家的艺术美学深入人们的灵魂,那它便会成为世界的美感准则。绘画大师犹如先知的使者或神职人员一般成为神意的代言人。他的“风格”自然被认做准则。在苏菲神秘主义的强大影响下,一位细密画家伴随多年的思考、冥想与自省,才能以心灵之眼去描绘真主眼中的事物。对细密画家而言,每一思考现实的形象、心中的形象以及前辈大师描绘下的形象,如同一场伊斯兰礼拜仪式,使画家进入了绘画与安拉的时间。当画家们年老失明的时候,因长年在绘画中沉浸于真主的视角,使他们“在安拉的黑暗中看见事物”,完全凭着记忆作画,进入了永恒的时间。但是大师内心知道,“一个似乎天长地久的时代会结束,一个画坊会被关闭”而“那里的细密画家们会四散而去,会四处去为他们自己找寻其他爱好书籍的保护者”,此时面临的已不是新的君主新的风格了,而是在欧洲近代绘画艺术的冲击下,在伊斯坦布尔绽放的传统绘画艺术将如一朵灿烂的玫瑰凋谢了。奥斯曼大师告诉“黑”,“失明与死亡,这真主赐予的礼物,如今不再离我那么遥远了。只要我的绘画和手抄本继续使你们的眼睛发亮,使你们的内心绽放幸福的花朵,我就永远不会被忘记。”随之,大师拿起贝赫扎德曾经用来刺瞎双眼的针,对着自己的眼睛,进入了他寂灭的时间。
帕慕克再一次将阅读者从沉浸在细密画、信仰与虔诚中拽出来。“黑”的内心带着伤逝、矛盾与挣扎汇集了“蝴蝶”、“橄榄”和“鹳鸟”。读者的注意力重新聚焦在与细密画密切相关的谋杀主线上。
我们已经知道,细密画家们内心焦虑的起因是姨夫为苏丹制作的秘密手抄本,关键在于最后一副法兰克风格的绘画,苏丹的肖像,将出现在画面的正中央。“高雅”虽然在小说的开头已经死去,但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受传统波斯——奥斯曼细密画贝赫扎德画派影响最深的画家。他憎恨法兰克透视画法带来的改变,并恐惧这样一种带有颠覆性的改变。在他发现姨夫制作的是肖像画时,他立刻明白了苏丹已经背弃了奥斯曼大师和他的画派,向新的画法倾斜,这是信仰所不容的事情,他向自己的一位画家伙伴,透漏了他的恐慌,并决定要向埃尔祖鲁姆教派告发。知情的画家伙伴知道,在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中,这意味着细密画家将遭遇悖离宗教的罪名。在来不及思考的恐慌中,他成了凶手。
凶手陷入了如何协调传统与外来因素的对抗之中。当一种艺术依附于某个历史时期贵族权力而存在时,它拥有自身存在的意义吗?作为画者,一生默默地作画,难道只是为了临摹前辈和对信仰的服从吗?显然,这位凶手并不像奥斯曼大师般虔诚地奉献着生命,他既希望自身能如大师般自如挥洒细密画的传统世界,又希望新的时代能带给个人某些他期盼已久的“风格”。伴着内心的矛盾,他去了姨夫家,在争执与恐惧当中,他再次成为凶手并偷走了正在为苏丹制作的肖像画。
当“黑”与三位画家聚在一起时,最后的调查与关于艺术的话题同时展开了。“黑”依然沉浸在奥斯曼大师的感染之中,他斥责三位画家,当大师为了拒绝服从新君王的权威、新王子的喜好,放弃他奉献一生建立的风格和技巧,为了避免被迫变更传统而刺瞎了自己时,他们却借口苏丹的旨意,热情仿效法兰克画师的技法。可“黑”在远走他乡的12年间,最渴望拥有的,就是他所爱的谢夫瑞的肖像画。他在长期远离谢夫瑞的生涯中,苦于渐渐地失去对于谢夫瑞的真实记忆。然而诡异的是,就像宗教信仰领域的“不可见”一样,“看不见”变成了一种深情。在小说中,看见与看不见构成了世俗与宗教意义上的双重忠诚。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为这种双重忠诚所困绕。而在另一些人,双重忠诚则犹如双重背叛。
此时,“橄榄”说出了细密画家的两难处境:就算大师瞎了,从此我们可以在法兰克的影响下追求拥有个人风格,但那终究不是我们。但是就算我们坚持像前辈大师那样绘画,苏丹陛下会找别人来取代我们。“橄榄”的话,无疑说出了画师共同的挣扎,他们陷入了回忆与思考。自幼年起,这些画师就生活在奥斯曼大师的宫廷画坊中,可现在画坊里形形色色的画家,爱自嘲的,微微斜视的,还有爱梳理自己胡须的,这些人现在都在哪呢?那些清心寡欲的,从不幽居家中心机慎重的隐藏自己的技巧,而天天在画坊投注毕生心力、勾勒微枝末节的年老细密画家们而今安在呢?当一代画派逐渐逝去时,这是一些正在被人淡忘的大师。
画家们明白,他们的生命与艺术正逐渐被世人遗忘,甚至比死亡还要可怕。他们似乎已经忘记,若找不出凶手,所有的画师将被苏丹推上斩首台。然而,在恐惧中,仿佛为了找寻一种出路,“橄榄”脱口而出:“要么是我们的父亲——奥斯曼大师——出卖并让人杀了我们,要么是我们背叛了他、杀了他。”至此,谋杀案的故事结束了。然而小说却远远没有结束。
三
最终,“橄榄”拿出了那副弥散着质疑、让画家们备受心灵折磨的肖像画。原本应放上苏丹肖像画的位置,是“橄榄”对着镜子绘出的自己的画像。画面上呈现的,是透视法与细密画中细腻的笔触的结合。他每每看着的时候,“基于某种奥妙而邪恶的理由”感觉自己不仅位于广大世界的正中央,又比真实的自己更为深沉、复杂而神秘。在自傲和尴尬中,他说:“我怀疑之所以杀死他们,其实为了创作这幅画。如果一位细密画家在掌握他们的技巧之前就去模仿法兰克大师,那就会让他更像个奴隶。现在的我想尽办法要逃离这个陷阱。当然,你们也明白了,我杀死他们两人,是为了让画坊像从前一样继续下去。”
事情果能如愿吗?这些想靠技艺和尊严生存的细密画师,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若遵循了姨夫和苏丹的旨意,去模仿法兰克大师,强大的宗教信仰导致人们不会接受。而弃绝过去的传统追求个人风格,法兰克人的娴熟技巧仍然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磨炼,他们还是无法在那个时期内画出完美的肖像画。用“橄榄”最后的话说,“他们会嘲讽奥斯曼人放弃了身为奥斯曼人,并且从此不会再害怕我们”。艺术家对艺术与信仰的双重忠诚导致了他们深陷双重矛盾与悖谬之中。小说深刻的社会与历史象征意义也由此而渐渐展现。
帕慕克在一个谋杀案的框架里,抒写了一曲16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挽歌。这也是一幅巨大的带着历史回味的、细腻且充满伤逝的细密画。帕慕克在多部小说中将伊斯坦布尔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带着对一座城市的眷恋与无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名字叫红》或多或少带出了当今土耳其的现状。〔2〕51凯末尔果断地开始了全盘西方化的道路,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圆柱形红色礼拜帽,反对女人戴伊斯兰头巾,尤其是语言文字的改革。这种放弃了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尴尬状态,是否会使他们的民族如小说中的细密画家般形成一种在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沮丧感呢?就此而论,帕慕克的小说如同土耳其历史传统与现代命运的一个民族寓言。而艺术家感受到的双重忠诚(传统、信仰与艺术自身的美)则分明也属于帕慕克,一种生活在信仰群体之中的文学家所感受的内心困扰。
但一部作品自它完成的那一刻,便属于阅读者了。我们更加沉醉的,或许正是掩藏在框架形式之下灿烂的绘画以及细密画带给不同角色的命运和他们的思考。无关历史进程,无关画派的进退存亡。如同“黑”对“蝴蝶”说的那句话,“促使你绘画的最大动机,是去想象一位观画者将会感受到的喜悦,然而,你实在应该纯粹为了绘画本身的喜悦而画”。
绘画为了眼睛的喜悦而鲜活地呈现出心灵所见。而美来自于眼睛在世界上发现了我们心灵早已知道的事物。这本小说带给我们的,远远超出作者的初衷。合上书本,看着书静静地放在桌子上,可书页里的细密画家仍然在讨论着属于信仰、更是属于美学的问题:他们表达着既属于帕慕克也属于读者的对艺术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