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为金灿然同志写点纪念文字，可是每一提笔，就仿佛有件什么东西压在心头，笔也似乎变得沉重起来，结果终于没有写成。今年春末的某一天，偶然遇见了出版界的一位老同志，随便谈起标点本的二十四史已经全部出版，又说到《中国历史小丛书》的恢复名誉和继续出版的事，以及人们对吴晗同志的怀念。这位同志深有感慨地说，金灿然同志生前为这些事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我们应该纪念他对人民出版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如果说要“树碑立传”的话，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应该为他树碑、为他立传。他的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当然，我并不想也不需要给金灿然同志写传记，而这也并不是死者所希望的事情。我只是作为共事者，写一点寄托哀思的怀念文字。
从一九五八年初他来主持中华书局的工作，直到一九七二年12月12日含恨而殁的十四年中，我有整整八年的时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有六年的时间和他一起受难。我不敢说很了解他，但共同工作、朝夕相处了十四年之久，毕竟也不能说是生疏。对于他的过去，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还没有毕业，就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后来到了延安，先后在抗大、马列学院学习和工作，并和其他几位同志共同协助范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并担任全书的校对工作。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曾经在晋绥地区作过党的宣传工作。全国解放以后，工作岗位虽经几次变动，但始终没有脱离编辑出版工作。可以说，在他三十五年的革命经历中，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和生命是献给了人民出版事业，而在从事出版工作的二十余年中间，又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从事中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他初来中华书局的当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同志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中华书局既是出版我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又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了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有计划、有选择地进行我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对于整理和出版古籍来说，金灿然同志并不是这一行的专家，但他有着很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为清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而献身的精神；他不是学者，但他抱定为学术研究服务、推动学术繁荣的宗旨，与学术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和炽烈的革命事业心，勤勤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在党的领导和他的努力之下，中华书局的业务日益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逐渐克服了混乱自流状态，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九五八年，经过有关学术界各方面专家的讨论，制订了中国历史、古代哲学和古典文学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随后，又在这个规划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区别轻重缓急，制订了三年至八年的重点规划。在制订规划过程中，他和齐燕铭同志一起，广泛征求意见，讨论修改，对每一类古籍的读者对象、出版的目的和整理方法，甚至到每一个具体项目的确定，都经过反复研究，一丝不苟。规划制订以后，他又亲自动手，组织力量，狠抓重点项目的落实。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期间，集中全国各地的许多史学专家开始进行的。他经常说，要把出版社办成学术机关，而不要办成“衙门”；出版社应该是“服务行业”，是为广大读者服务，为学术研究服务，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商”。由于他和学术界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与许多学者建立了友谊，因此，学术界的一些老同志都戏称他为“金老板”。
提起“金老板”，人们也许会以为他有一副“老板”的架子吧！没有。他从来不摆领导干部的“架子”(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原不该有什么“架子”的)，他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微驼的背，光秃秃而显得有些硕大的脑袋，微陷而有神的眼睛，朴素而不大合身的衣着，再加上浓重的山东口音和直爽而有时近乎有点粗鲁的言谈。如果只看外貌，你简直不会想到他是当过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并且是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和他接触较久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一个心地光明、性情直爽的人，和他谈话不必有什么拘束和戒备。平时闲谈起来，可以古今中外，海阔天空，随随便便。但是一到谈工作、谈书稿，他就变得认真严肃起来了。一部经责任编辑审读加工过的书稿交到他那里，他看后往往要从书稿的内容、版本、校勘、标点等各方面提出问题，有时还要指出“前言”和序跋文字那些地方评论不妥，体例上有些什么地方不一致，那些标点符号用得不当，总之，决不轻易放过。对于因为粗心大意而造成的错误，他的批评往往是很严厉的。而当他看到青年编辑写出一篇好的审读意见，一部整理加工做得较好的稿子，或者写出一篇较好的书评，他会由于青年的成长和进步感到衷心的喜悦。直到现在，不论是受过他表扬还是受过他批评的同志，或者是既受过表扬也受过批评的同志，缅怀与他相处的日子，都感到从他那里得到过帮助和教益。
金灿然同志很注意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很了解编辑出版工作的甘苦。对学有专长的老编辑，他尽量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放手工作，发挥所长，他也十分关心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和提高，让他们在工作的实践中去学习和锻炼。不论对新老编辑，他都鼓励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他常说，一个好的编辑，同时也应该是很好的学术研究的组织者和实际参加者，因为如果没有进行研究和写作的切身体验，就不会理解学术研究和从事著作是一种十分艰苦的劳动，因而也就不容易与作者建立起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
为了培养整理古籍的编辑干部，他和齐燕铭、翦伯赞同志提议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并得到当时高等教育部的支持，他对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聘请校外教师以及成绩考核等等，都亲自过问，并与有关同志认真研究。这个专业从1959年开始共办了七期，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些已经成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的骨干。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天天与古书打交道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而且一再提醒同志们不要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埋头于“故纸堆中”。金灿然同志是把古籍的整理出版作为党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认真对待的。他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方针。他常说，我们整理出版古籍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整理国故”，更不能“嗜古成癖”。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研究我国的历史和古代文化提供资料，用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为此，他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说到这里，就要提到《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一些事了。
一九五八年秋天的某日，他忽然来找我：“咱们一起去找吴晗吧！”这样我就随他到了当时在六部口的北京市人委吴晗同志的办公室。吴晗同志正在那里和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的两位负责同志商量为中学生编写一套课外历史读物的事，因为教师和学生都感到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太单调、太抽象，很少有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因而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们计议编写一套通俗的历史知识读物。吴晗同志把这个打算告诉了金灿然同志，他欣然同意出版。这就是《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由来。在谈到要吴晗同志担任主编的时候，他竭力赞成，并且笑着说：“我就是个‘好事之徒’，我们大家都来做‘好事之徒’吧！我们好的是社会主义之事，这有什么不好呢？”谁曾想到，以一片赤诚、满腔热情“好社会主义之事”的吴晗同志，因为倡导和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竟成为他的一大“罪状”！这套小丛书出版以后，受到了广大青少年和干部的欢迎，到了一九六六年，已经出版了147种。尽管它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作为一套通过人物和故事深入浅出地讲述中国历史的通俗读物，这在中国出版史上还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然而，就在金灿然同志和全国善良的人们一起，脚踏实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辛勤劳动的时候，祖国上空突然乌云四起。林彪、“四人帮”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横行肆虐，把真理、正义和人类的一切美德，统统踏在脚下，把真假、是非、正邪、善恶、美丑统统颠倒过来。这伙以“高举”、“紧跟”等等五颜六色的油彩化了装的人间魔鬼，向人民开战了。象金灿然那样正派的共产党员和他所做的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当然是不能为林彪“四人帮”所容忍。他和千千万万的革命干部、和千千万万的人民一同开始了一场大灾难。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度被吹嘘为“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实际上是拉开林彪、“四人帮”篡党窃国大黑幕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了。这是祖国和人民灾难临头的一个信号，它在诬陷迫害吴晗同志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和杀机。吴晗当然立即成了“口诛笔伐”和“十恶不赦”的“罪犯”。因为姚文痞在诬陷吴晗同志的黑文中，特地举出了吴晗写的《海瑞的故事》第二版进行罗织，恰恰这第二版《海瑞的故事》又是金灿然在征得吴晗的同意之后，亲自做了修改的。于是，按照“四人帮”的株连法，与吴晗有着如此密切关系的金灿然，他还能逃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吗？这时，他用不着什么敏感，也会预感到等待着他的是一种什么命运了。而在那阴森可怖的时日，又正是他刚刚动完第二次脑瘤手术出院不久，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使得这个一向豁达爽朗的人变得忧郁沉默了。在一个阴冷的夜晚，他找我到他家里去，彼此都知道各人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又都不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在互相苦笑一下之后，他满怀忧伤淡淡地对我说：“报纸看到了吗？代我写个检讨吧！”他和我都实在是太幼稚、太天真了。这是所谓“检讨”就能免去的灾祸吗？尽管违心地写出了“检讨”，然而事后证明，这不过是做了一件蠢事，它的结果只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之外，又加上了一个“用假检讨妄图蒙混过关”的罪名而已！
打击、凌辱、折磨、痛苦，比先前预想的来得还要快而且深重。他七八年来费尽心力所做的一切工作，几乎都成了他的“三反罪证”；在他主持下所出版的一切书籍，几乎都成了“毒草”。曾经被那个“理论权威”夸奖为“两大奇书”之一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更是“罪恶深重”，一下子变成“为反革命制造舆论”的“一丛大毒草”。除了“低头认罪”之外，一切申辩、解释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是非正邪的界限全都泯灭了、混淆了，他也变得更加忧郁、更加沉默了。偶尔看见他，只见他拄着一根手杖，弯着腰艰难地走着，有时瞪着两只深陷而发直的眼睛，但不说一句话，仿佛傻子似地鹄立在那里。然而，只要是稍为理解他的人，就会从他的沉默和痴呆中，看出在他内心深处里郁积着多么巨大而深沉的痛苦！
就是在这样难以忍受的苦轭之下，到了一九六九年秋天，他还是和很多同志一起被赶到湖北省咸宁县的“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在连绵的阴雨、泥泞的道路或四十度以上的酷热中，他还要拄着手杖和另外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所谓“牛鬼蛇神”去抬粪桶、看菜地。他依然还是沉默，痴呆般地沉默！
一个人的生理机能尽管怎样顽强，在经过一度残破又加上长时间的折磨之后，它的寿命也是要缩短的；而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尚未麻木，他所能忍受的痛苦也该是有限度的吧！就在那酷暑严寒、凄风苦雨之中，他默默地又熬过三个年头，到了一九七二年冬天，他的脑病复发了。12月12日，带着永远不能倾诉的痛苦和怨恨，离开了人间。
金灿然同志的一生中并没有什么不平凡的经历，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普普通通的出版工作者。但是，他却是一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毕生精力的好同志。如果说他还有些业绩留在人间，那就是由于他的苦心经营和孜孜不倦的努力而得以整理出版的一批优秀古籍，和一批被读者喜爱的历史普及读物；那就是他那肝胆照人、光明磊落的正直风格；那就是他那种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这些也正是人们怀念他的重要原因。
如今，祖国上空的阴霾尽散，日月重光，真理和正义得到了伸张，林彪、“四人帮”已化为灰烬和虫沙。金灿然同志生前所致力的事业，又在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中重新开始了它的生机。当人们漫步在祖国春天茂密的书林之中的时候，也该想到，培育这书林的无数园丁中间曾经有过辛勤的金灿然同志。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