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复原中国历史大舞台

主任周予同虽然不认识谭其骧，但听了金冲及转达的意见后，立即向谭其骧发出了聘书，从此，谭其骧一直在复旦任教。

听过谭其骧上课的很多学生，都佩服他的博闻强记。一个很小的县城，在历史上属于哪个郡国，在地图上的大致位置，他都记得一清二楚。然而谭其骧却不认为自己有过目不忘的能耐，他向后辈们介绍自己的治学方法：“几十年来我把一部《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当然记忆力再坏也会记得不少；我对《水经注》没有像对《汉书 • 地理志》那么熟，但杨氏《水经注图》我已翻烂了一部，无法再用，只得再买一部，现在全书已有一半由于中缝破裂，一页都变成两页了。因而我对《水经注》的内容也基本上有了数。”

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缘起于毛泽东读史需求

新中国史学界有两大基础工程，一个是二十四史点校本，一个是《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参与了前者，主持了后者。《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前前后后花了三十五年时间，是一部绘尽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地理变迁的巨作。

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缘起于喜爱历史的毛泽东。

1954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历史学家吴晗碰到一块，他们交谈的话题自然少不了历史。毛泽东谈到读历史应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看历史地名的方位。当时市面上有好几种历史地图集，但都失之简略，充其量作为教学参考用，满足不了毛泽东读历史典籍的要求。

吴晗想起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编绘过《历代舆地图》，内容相当详细，凡见于正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还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正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吴晗建议用现时的地图为底图，采用现代制图、印刷、装帧技术，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获得毛泽东的肯定。

当年11月在北京成立了由吴晗、范文澜领衔，尹达、侯外庐、翦伯赞等著名史学家组成的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俗称“杨图委员会”。吴晗推荐了谭其骧来京主持地图编绘工作。谭其骧欣然领命。

因“文革”而中断编修，历时35年终完成

然而编绘的过程远远没有最初预想的顺利。从杨守敬图中将古地名搬到今天地图上需要花费大量考证工作，速度很慢，到1956年底仅完成了秦汉图初稿和一部分清图底稿。由于复旦大学再三催促谭其骧返校执教，1957年初谭其骧把历史地图编制工作带到上海继续进行。

到1966年5月底为止，图集的绝大部分图幅的初稿已经编出或备齐了资料。预计到1967年年底可以全部编制完成。眼看即将实现的目标，却被“文革”给搅乱了。当时吴晗、尹达、谭其骧和“杨图委员会”其他成员，除了已被迫害致死的以外，都毫无例外地遭受批斗审查。1969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编制工作。

被“一批二用”的谭其骧在一群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都毫无所知的红卫兵监督与领导下，继续工作。他一面在认真地绘制历史地图，一面还得接受“为帝王将相服务”、“工农兵看不懂”的批判。最令谭其骧不满的是，来“掺沙子”的红卫兵等人不但自己会在编稿中犯下莫名其妙的错误，还常常擅自修改他的编稿。比方说他发现隋、唐图幅上的“大江”（长江当时的名称）已被改为长江，就不顾受到批判的压力，向负责人提出抗议，并写成书面意见。可惜他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而且并非所有被改的编稿都能让他看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就这样留在后来内部出版的图集上。当时还有人很认真地提出要在历史地图上画出韶山冲的位置、林家大湾的位置等等。对于这类意见，谭其骧只能报之以沉默。

1970年，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 1972年底编绘工作基本结束。1979年，全部8册出齐，并在内部发行。1981年开始修订，并陆续公开出版，直到1989年才全部出齐。

《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仅是一本学术性的历史地图集，其特殊性还在于涉及政治问题。当时有一幅图关于吐蕃，涉及西藏历史问题。许多人希望不要把吐蕃画那么大，但谭其骧坚持实事求是，事情一直吵到胡乔木那里，最后是胡耀邦批示遵照谭其骧的意见画。这只代表吐蕃当时扩张到了现在新疆地区，并不意味着吐蕃到过的地方就应该属于所谓“大藏区”。常有人要求谭其骧在画中国历史边界的时候，把中国的边界往外扩张一点，这也都被谭其骧拒绝。

《中国历史地图集》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约7万余地名。图集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同类地图集中最优秀的一种。

来不及签名的捐款意愿书

谭其骧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除了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他一生没写过教材，没出过专著，只是陆陆续续发表过一些论文，收录在《长水集》、《长水集续编》、《长水粹编》里。这和他的治学特点有关，他总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见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因而，他的论文言必有据，字字珠矶，含金量极高，甚至关乎国家利益、人民福祉。

比方说，过去学者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至于隋唐长期安流是东汉水利家王景治河的结果。谭其骧1962年撰成《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认为秦汉时期，由于大规模移民迁入黄河中上游，进行大面积的垦荒，这里由以畜牧狩猎为主变为以农耕为主，原始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导致黄河泥沙骤增，水患频繁。东汉时这一地区农业人口大量内徙，而以畜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大批迁入，加之战乱，人口骤减，牧场相应扩大，水土流失渐少，这又为黄河安流提供了必要的客观环境，这就是东汉以后黄河出现长期安流的主要原因所在。他因此得出结论，搞好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消除下游水患的根本措施。在环保意识薄弱的六十年代，谭其骧的远见卓识为以后的黄河治理提供了思路。

1980年谭其骧成为中国科学院唯一一个文科院士（学部委员）。

由于长期疲劳，谭其骧1978年因中风而从此半身不遂，但他仍拖着病体以惊人的毅力投身学术建设中。1991年10月7日，谭其骧约他的学生葛剑雄到家中，商量建立中国历史地理学基金会。建基金会需要一笔巨款，谭老向来安贫乐道，淡泊人生，个人著作少，没有多少稿费。他在华东医院住院时，护工费、营养费及家里的水电开支等每月750元，但他的收入仅每月680元，竟无力负担，最后还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批示，才予以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一共两万元的稿费，集体的成果，每位参加者都有份，他作为主编，拿到七千元。他天真地说：“嘿，还有这么多的稿费。”

见到葛剑雄，谭其骧翻出几张存折，算一算到年底连利息在内大概有两万元。“我这两万元，就作为基金会第一笔基金，其余的再想办法吧。”他对葛剑雄说。他用颤巍巍的手，写下了“捐款意愿书”——“我自愿捐资人民币贰万元整，用以设立禹贡基金会……设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促进、资助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写毕，他委托葛剑雄与他的另一位学生邹逸麟教授去办理。葛、邹把他的意愿书带到学校打字，隔几天寄给他签名。万万没想到，就在那天中午，他来不及在这份意愿书上签名就匆匆忙忙地被送进医院抢救了。

1992年8月28日，谭其骧去世，享年81岁。他生前曾说：“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而谭其骧毕生的研究就是为我们真实地复原上演五千年文明的大舞台，让我们对这一特殊舞台的认识更加清晰，呵护更加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