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敦煌蒙书属于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其中很多关于语文教材的编撰与使用、语文教育教学的内容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生命力。本文在梳理这样一批宝贵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其对当下语文教育、语文教材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敦煌蒙书;古代语文教育;当代语文教育;敦煌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
一、蒙书与敦煌蒙书
“蒙”,在《辞源》中是这样解释的:“萌生。通‘萌’。易序卦:‘物之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另一意思是:“幼稚。易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对“蒙学”的解释是“启蒙之学,犹今之小学。孙诒让《周礼政要教胄》:‘八旗王公大臣子弟,一体入学,其功课亦由普通蒙学,以升于师范专门。’”①所以古时8至15岁儿童的教育叫“蒙养教育”,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称“蒙馆”;所使用的教材就叫蒙学教材,又称“蒙养书”、“小儿书”。由此可知,蒙学是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它一般招收8岁至15岁的儿童入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和初中教育阶段。蒙学创始于奴隶社会的夏朝,在秦汉时期得以不断发展,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程序,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作文的教学,为进入官学、书院以及为应举考试作准备,大多属于私学性质。②
《尚书》孔颖达《正义》中说:“蒙谓暗昧也,幼童于事多暗昧,是以未知童蒙焉。”可见,蒙学阶段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启迪童蒙,消除暗昧。要想完成这一目标,自然需要相应的教材,蒙学教材就顺其自然诞生了。因此,蒙学教材就是指蒙学阶段所用的教材,即通常所说的“蒙养书”或“小儿书”,它是我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或编选,在村学、私塾、书馆中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
敦煌蒙书是敦煌文献中极有特色的一部分。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土地庙、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国、北朝、隋、唐以至于宋代的多种文字的古代写本和印本。③在这众多的文献中,约略有300卷是与蒙书有关的,总称为“敦煌蒙书”。
二、敦煌蒙书的类型
中国蒙书的发展很早就开始了,但所能看到的童蒙教育的教材大都是宋元以后的,唐、五代的童蒙教材,过去的史籍目录都较少记录。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得5万多件写卷文书和少量刻本文书忽然出土,加上石窟壁画、彩绘雕塑的精美展现,顿时在世界范围产生研究的热潮,遂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以敦煌地区遗存至今的文献文物资料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在五、六万种的写经中,就有大批的蒙书,种类繁多,大部分都是唐、五代的写本,这就使我们在1000年之后,能够有幸再次看到唐代前后民间教育的情况,考察中国童蒙教材教育发展的脉络。敦煌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与某个学科结合才能产生新颖深邃的新学问。然而,100多年来,虽然敦煌学、敦煌蒙书研究很热,可真正把敦煌学与语文教学、语文教材编著相结合、从文化教育和语文教育角度来研究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郑阿财、朱凤玉二位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张志公先生早在1962年就出版过一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④的著作,附有《蒙学书目稿》一份,该书后来修订时有增补了许多内容,具有极好的研究指导意义。近年来,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郑阿财、朱凤玉夫妇合著了两本有关敦煌教育的著作,一本是《敦煌蒙书研究》⑤,另一本是《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⑥。在《敦煌蒙书研究》的附录《敦煌蒙书研究论著目录》中,所涉作者来自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地区、台湾省等几个国家与地区的研究论著共计94篇(部),而内容谈及语文教育、语文教材或出自教育类刊物、出版社的仅有13篇,占14%。郑阿财教授近来又编著了一部《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新编(1908-1997)》⑦,收录内容逾一万多条,有关敦煌地方教育方面,主要有李正宇的《唐宋时代敦煌的学校》和《敦煌学郎题记辑注》等,前者对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后者则是搜集敦煌文书中的学郎资料。
如此珍贵的资料,却没有被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材研究充分利用,实是可惜。虽然敦煌蒙书只是敦煌文献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其在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史和语文教育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敦煌蒙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蒙学教材,作为蒙学阶段使用课本的统称,实际上,每一本蒙学教材的内容选编和结构形式是不完全一样的。关于蒙学教材的类型目前有如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法:一是从教材内容角度来分,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中对宋代的蒙学教材的分类,将其分为综合性蒙学教材、道德类蒙学教材、历史类蒙学教材、诗词歌赋类蒙学教材、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类蒙学教材五类;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将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分为:识字教学的教材、伦理道德的教材、历史教学的教材、诗歌教学的教材和以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教学的教材。二是从形式角度将其分为歌诀体、歌论体、散文体等,其中又将歌诀体按每句字数分为三言、四言、五言和七言,以及一种弹词格式的歌诀体。⑧当然,上述分类都只具有相对意义,因为蒙学教材多是综合性的合编教材,即识字写字、伦理道德、历史常识、自然常识等等众多内容集合在一本书中,只不过以某一种内容为主罢了。
关于敦煌蒙书的分类,中国台湾地区的郑阿财、朱凤玉二位先生研究得较细致,他们在《敦煌蒙书研究》中分为三大类,即识字类、知识类、德行类。其中,识字类蒙书又细分为综合性识字类(《千字文》等)、杂字类(《俗物要名林》等)、俗字类(《碎金》等)、习字类(《上大夫》等)四类;知识类蒙书细分为综合知识类(《杂抄》等)、历史知识类(《蒙求》等)、习文知识类(《兔园策府》等)、算术知识类(《九九乘法歌》)四类;德行类蒙书细分为一般类(《新集文词九经抄》等)、家训类(《太公家教》等)、格言诗类(《一卷本王梵志诗》等)三类。
敦煌蒙书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蒙学教材,如果以唐代为时间界限,笔者认为,敦煌蒙学教材从整体上看可分为两大类,即一类是唐以前编写,当时敦煌仍在使用的,如《急就篇》、《开蒙要训》、《千字文》等;另一类是唐时或之后新编写的,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后者又可根据教材内容分为五类:一是偏重思想教育,主要是封建思想教育类的,编辑形式是名言谚语,如《太公家教》等;二是侧重识字和知识,主要是历史知识类的,编辑形式是把典故编成韵语,如《兔园策府》、《蒙求》、《古贤集》等;三是专门的习字教材,这也是我国蒙学教材有别于其它母语教材的特有内容,如《上大夫》等;四是从体裁上看属于诗歌类的,内容是劝诫蒙童的,如《文场秀句》、《王梵志诗》等;五是蒙学阶段便于学习的工具书类,如《杂抄》、《俗务要名林》等。
三、敦煌蒙书研究对当代语文教育的意义
在藏经洞发现以前,我国现存古籍除简牍外,最早的只能见到北宋的印本,而藏经洞内则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写本原件。这些原件除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外,其与非文字文物相比,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全部出自当时人的记载,没有经过后人的增删改动,是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际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历史学家周谷诚在《传统蒙学丛书》一书的序言中曾说:“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该一笔抹杀的。” ⑨作为蒙学教材的敦煌蒙书,其编写与使用的成功经验对当今语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必要的借鉴意义,有利于全面掌握语文教育的发展轨迹。“敦煌的写经跟一般文书的区别,是有现实性和真实性。可以说它是中国中古时期文化的活化石,是文化的遗迹。其内容不是纯粹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待,可以附带着提供我们研究唐代的社会生活、唐代的风俗、民俗种种。而它所展现的思想是与我们上层社会富人的知识分子的教育不一样,它展现的是俗文化,这是一个在蒙书的文献价值以外的附带价值。” ⑩语文的外延等同于生活的外延,要想了解语文教育的发展全貌,必须结合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真实状况来分析。但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前,我们只能看到宋元以来的童蒙教材。如《开蒙要训》是流传于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一种儿童识字教材,却在唐代之后突然消失,连史志目录似乎也没有相关的著录,幸好在敦煌蒙书中保存下40多件唐五代学郎抄写使用的《开蒙要训》。再比如,《杂抄》,又名《珠玉抄》、《随身宝》,在“论经史何人修撰制注”中开列当时教育的基本读本,以及好的注本,类似于我们今天课标“附录”中的“关于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的建议”,如:
《史记》 司马迁修《三国志》陈寿修
《尔雅》 郭璞注《庄子》 郭象注
……可以说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个推荐性的学习书目。通过这样一个书目,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语文教材的发展使用状况,继而掌握语文教育发展全貌,有利于我们当今的语文教材编制和语文教学改革。
总之,凭借这300多件敦煌蒙书,可以填实我国语文教育发展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断层,从而较全面地掌握语文教育发展轨迹,为今天的语文课程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四、有利于识字与写字教学
识字、写字是蒙学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也是教学难点。主要因为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笔画多,结构复杂,难认难写,古代如此,今天亦如此,这就要求教学时必须遵循汉字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
清人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两千字,乃可读书。”B11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识字教学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二是蒙学阶段识字量2000个左右。这和当今的义务课标的要求是一致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要求认识3500个汉字,会写其中的3000个汉字,足可见古代识字教学的科学性。
为了顺利实施识字教学,就需要合理运用识字方法。古人习惯采用纸上识字和书上识字的方法,类似于今天的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1958年,辽宁省黑山县北关实验学校率先进行集中识字的教学改革,论证出小学生在两年中识字以2500个为宜,此项改革得到国家教育部的肯定。同年,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的斯霞老师也对识字教学进行了改革,让学生两年识字量达到2014个,这是当代分散识字的成功案例。小学生形象思维为主,如果识字教学能采用一些形象化的手法必将事半功倍,其实,早在宋元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图文对照课本《对相识字》,这就大大激发了儿童的兴趣,提高了儿童的注意力、观察力与记忆力,优化了识字教学。
关于识字教学中的经验,古人还有很多精辟论述,如唐彪指出“凡见易混淆之字,即当引其相似者证之”,辽宁黑山的“基本字带识”(给基本字加偏旁,利用熟字认识生字)的做法就是借鉴了这一经验。古人很重视属对教学,当今的韵语识字即受其启发,如辽宁省东港市特级教师姜兆臣首开先河,1986年开始了韵语识字教学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常用汉字,组成最常用的词,再编成句式整齐押韵、内容易于理解、通俗有趣、篇幅短小的韵文,深受儿童喜爱。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也很重视写字,史书称“李兰入小学书《急就篇》”、“李铉入学书《急就篇》”,“书”就是写字。唐代以前,识字、写字使用的是同一套教材,如《仓颉篇》、《急就篇》、《千字文》都既是识字课本,也是写字范本。但由于很多编者没有意识到字书和蒙书的不同,导致很多习字教材不适宜教学。如汉代闾里书师使用的《仓颉篇》有3300个字,字数虽不算多,但里面有很多古字,教学时会有困难。扬雄因为自己认识很多奇字,其续《仓颉篇》所作的《训纂》,字数竟多达5340个,其中还包含不少难字,这就更不适宜作为蒙学教材使用了。《急就篇》与它们不同,全书只有2000来个字,且都是日常应用的文字,符合蒙童的认知特点以及蒙书的使用目的,是最早把通用字书和童蒙课本加以区别的教材,因此,在我国语文教材编制史和字书编写史上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之后很多蒙学教材都受这一特点影响,如著名的“三百千”B12。
敦煌蒙书中有一本专为童蒙习字而编的教材《上大夫》,是一本很成功的习字教材。全书只有25个字:“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然而,这却能成为宋、元、明、清流行的习字教材,其中经验值得今天的写字教学借鉴,即写字教学一要遵循汉字的结构特点,二要符合小学生的学习心理。宋末元初陈元靓所编的《事林广记》丁集“速成门”中“小儿写字法”条明确说到:“写字不得惜纸,须令大写,长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手腕,长后稍大字则写不得,予亲有此弊也。写字时,先写‘上大’二字,一日不得过两字,两字端正,方可换字。若贪字多,必笔老(潦)草,写得不好。写得好时,便放归。午后亦上学。”B13
法藏敦煌写本P.2647《千字文》习字,是一件敦煌地区学生的习字作业,每字各写两次作为领头字,也就是每个字要求学生抄写两行,这很符合小学生的学习特点——适当重复。
书法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汉字书法魅力无穷,另一方面以书取仕的科举制度使每个有志仕途的文人首先必须练好书法,它是入仕的第一块敲门砖,同时也是士人为官最为重要的基本素质之一。可惜的是,当代语文教育很少关注书法了,更可怜的是,电脑的广泛使用已经大大剥夺了中小学生的写字权利。其实,书法教育对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书法练习可以锻炼意志、陶冶性情,还可以培养专注力、观察力、想象力、形象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等,另外,书法也有健身的功能,由此看来,书法对一个人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都是十分有益的。
五、探索出语文教学的科学规律
长久以来,我们痛恨封建思想、批判科举取士,从而轻视了蒙学教材、蒙学教育的价值,对其缺乏清醒客观的评价。其实,在使用蒙学教材、接受蒙学教育的漫长岁月里,产生了众多知名人士。白居易就自称当过“乡校竖儒”,许多文人名士也有在乡校受教育的经历,如陈子昂、皮日休等。《陈氏别传》说陈子昂因是富家子,“驰侠使气”,所以到了十七八岁还不知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博徒入乡学”,于是慨然立志,随之闭门谢客,专心读书,“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最终登第。蒙学教育之所以能造就这么多的名人,就是因为它在实施过程中遵循了语文教学规律。
明人吕坤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B14“三百千”的教学尚且要遵循一定的顺序,何况系统的蒙学教育。
何桂珍在《进呈训蒙千字文序》一文中指出:“臣闻志官察民,书契聿征诸夬决,果行育德,圣功端重夫蒙求……仿周氏千言之作,为学童三复之资……述圣贤之要旨,修辞恐懈于立诚,念童稚之始基,蓄德惟期于多识。”B15这篇序文说明古代语文教育是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的:必先识字,然后才能进行阅读、写作等教学活动,从而“蓄德”。识字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基础,不遵循教学规律必定导致教学失败。
(1)遵循识字、阅读、写作的教学顺序,读写结合。童蒙教育先识字,然后是阅读各类书目获取知识,同时进行为文作诗,既陶冶性情又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因其以诗赋取士。如敦煌写卷中的一卷本《王梵志诗》、《夫子劝世词》、《古贤集》等的流行就是很好的说明。再如《古贤集》,通过阅读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又可以成为蒙童的习作素材,这就是读写结合。
(2)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明确,忌面面俱到。比如《开蒙要训》、《百家姓》、《杂字》其使用对象就是村童、小市民以及店铺学徒等,教育目的很明确,即会认字、写字,从而会写信、记账,以应付日常生活、工作的需要,这一点在台湾地区曾流行的一本《四言杂字》的书末可以得到佐证:“四言杂字,极多妙处。句语虽俗,文法近古。世情堪破,通达理路。字字认识,半月功夫,习读家用,能晓记簿。当家事物,晓得应酬。”有鉴于此,教材内容多为上述人物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编者也多是无名之人,教学时间也顺应这些人物的生活特点,即“冬学”,秋收之后的农闲时段,这一点可透过敦煌蒙书的写卷题记看出来,例如《太公家教》P.2825题记“大中四年(850年)庚午正月十五日学生宋文显读,安文德写”,再如S.728《孝经》题记“丙申年五月四日灵图沙弥德荣写过,后辈弟子梁子松。庚子年二月十五日灵图寺学郎李再昌已,梁子松”。
(3)教学应遵循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第一,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应潜移默化,不能只靠说教。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但至今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关键是没有认识到非智力因素培养的特点,混同于智力因素的教学。敦煌蒙书《古贤集》是一本很好的非智力因素培养的教材,它以七言歌行体的诗歌形式来歌咏历史人物的勤奋、诚实等品质,在吟诵历史的过程中,蒙童自然受其感染,从而效法榜样,这比教师苦口婆心地讲理说教效果好多了。同样运用诗歌形式对蒙童进行思想教育的还有《五更转》:
一更初,自恨长养枉身躯,耶娘小来不教授,如今争(怎)识文与书。
二更深,《孝经》一卷不曾寻,之乎者也都不识,如今嗟叹始悲吟。
三更半,到处被他笔头算,纵然身达得官职,公事文书怎处断。
四更长,昼夜常如面向墙,男儿到此屈折起,悔不《孝经》读一行。
五更晓,作人已来都未了,东西南北被驱使,恰如盲人不见道。上述例子说明,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必须采用生动活泼、贴近实际的教学形式才易于被学生接受,生硬的说教只能是适得其反。明代教育家吕坤在《社学要略》中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第二,温故知新。蒙学教育很重视复习这一环节,每次讲授新课之前,必须经过“温书”再过渡到新课,经过“温书”再过渡到新课。规定每十日、每一月、每一年都要理书一遍。这就遵循了学习中遗忘曲线“先快后慢”的特点。第三,教师应通过各种方式督促激励学生学习。小学生自制力差,学习的积极性更多的需要外在的刺激来维持,这是由他们的生理特点决定的,教学时不能忽视这一点。英藏S.2703《千字文》是一件学生习字作业的原件,在这份卷子上还保留有唐代教师的批阅手迹,即在“玉”字后面写下这样的批语“渐有少能,亦合甄赏。休”,表达了教师对学生的鼓励之意,“休”相当于今天老师在批阅作业之后写的“阅”字,表示该份作业已经批阅完成。
(4)重视诵读。诵读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尤其是蒙学教育很重要的一种教学方法,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在书斋里,前面的老先生专注地形神兼备的朗诵,下面的学生也跟着摇头晃脑有口无心地模仿,终日听到的就是朗朗的读书声。曾经很多人会嘲笑这样的课堂,其实正是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显示了中国语言和文学无限的魅力,展现了汉语的精妙,诵读是最契合汉语文学科特点的一种教学方法。遗憾的是,进入现代以来,这种朗朗读书声在语文课堂中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或是老师滔滔不绝的讲授或是纷纷杂杂的学生讨论,当然,讲授法、讨论法都是很好的语文教学方法,但是,真正高效的语文课堂应是几种教学方法的合理配合使用。况且,汉语语感的培养离不开诵读。
六、有利于语文教材的编选
判断一种教育形式是否成熟、完备,主要标准在于其使用的教材的多样性与完备化程度,蒙学教育之所以成熟完备,为近代、现当代教育可资借鉴,就在于它有一系列较为成熟优秀的教材。
(1)教材编选应适合教学,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叶圣陶先生很早就说过,教材是个例子,这个例子的选择一定要经典,同时,选文的内容和形式还要适合教学,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千字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蒙学教材(历时1500多年),就在于它符合蒙学的特点和儿童学习的心理,引经据典,以讲故事、说道理的形式对儿童进行童蒙养正的教育,适合了儿童的阅读心理。
(2)语文教科书应兼有各种体裁。现行课标是淡化文体,不是忽视文体,但很多教师对此有误识,教学中不敢涉及文体。其实,翻阅一下当下课标版的语文教材不难发现,文体数量要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版本,这是由语文学科性质和学生终身发展需求所决定的。早在唐五代的敦煌蒙书的编者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所涉体裁有问答体、散文体、韵文体,其中散文体又分为书抄式、类聚式等,韵文体分为诗体、歌诀体、杂言体、文赋体等,可谓异彩纷呈。
(3)注重多元文化。敦煌蒙书杂糅三教思想,博采众长。当今社会需要培养立足民族文化海纳百川文化的人,这就更需要在编选课文时兼顾各种文化,古今中外相得益彰。
(4)教材应该编审分开,实行审定制。敦煌蒙书中《千字文》有47件抄本,其在中原和西北边陲都很盛行,《开蒙要训》则具有较浓厚的西北地域特色,这就说明敦煌蒙书的编制是实行编审分开的。我们知道,教材是为教学服务的,它是师生上课的重要凭借,地区、学校、学生的差异就要求使用不同的教材,只有编审分开,才有利于语文教材的丰富繁荣,从而最终有利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
(5)“大语文教材观”。20多年前河北邢台八中的张孝纯老师提出“大语文教育”的概念,为了顺利实施“大语文教育”,必须配置“大语文教材”。敦煌蒙书的编制已经显露出“大语文教材观”,比如,很多蒙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天文、地理、人文、哲学无不涉及,《千字文》、《开蒙要训》、《杂钞》、《蒙求》等等都是如此。另外,敦煌蒙书根据教学对象、教学目的的不同,把教材分为必读书目和课外阅读书目两类。《千字文》在今存敦煌遗书中有50多件写本,《开蒙要训》有40多件写本,通过写本卷末题记,如S.705“学生宋文献诵、安文德写”,S.5463“大云寺学郎”,S.5584“莲台寺比丘愿丞略述写记”,P.2578“敦煌郡学仕郎张□□书”,P.3054“张留郎书”等,证明这些书在唐、五代敦煌地区广泛流行,在州学、县学和寺学中,都被列为必读的启蒙书籍。B16选读书目如《杂钞》开列的25种书目。语文课标中也都附录了“关于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的建议”和“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上述充分说明“大语文教材观”对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6)增加文言文在语文教材中的比重。敦煌蒙书是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样一批语文教材的使用中,产生了我国古代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这其中的促成因素很多,但语文教材的作用应是很重要的一个。这就说明蕴含我国传统文化的文言文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但其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是应该加强的。可喜的是,课标版的很多语文教材在编选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增加了文言文的比重。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完美的,受制于封建思想的敦煌蒙书以及传统语文教育也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这一点可从蒙学教育的目的得以窥见。蒙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宣扬灌输封建的伦常道德,培养封建伦常的思想意识。其次,要能掌握文字工具,能够认识文字阅读应用,又能掌握一定的自然知识、生活知识与历史知识。再就是在此基础上做深造进修或应科举考试的准备。”B17不难发现,蒙学教育的首要职责是向学生灌输封建的伦理思想,识字、阅读只不过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附带产品,《兔园策府》就是其典型代表。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考史》“杜嗣先《兔园策府》”说到:“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由此可知,其内容是仿科举考试的形式来编制的。
除此以外,作为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的敦煌蒙书还存在如下弊端:
教材编选方面,很多敦煌蒙书教材没有作者,且内容也多以社会科学内容为主,自然科学等内容较少,虽然当时社会自然科学水平不高,但如此编排,一方面说明教材的使用对象主要是下层百姓子弟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上层士大夫不屑一顾;另一方面也说明编者的水平还不是很高,受中国几千年来的经学思维模式影响深重。
教材结构方面,人文学科的知识较多,工具性和技能性的知识严重缺乏;必修课程占主导,体现学生主体性的选修课程几乎没有。
教学方式方面,注重死记硬背,忽视启发思考,更惶言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如英藏S.2703《千字文》写本,是一件学生习字作业的原件。从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学生每字要反复练习30-100遍,这种教法明显是不遵循学生的学习规律的结果。过多的重复是没有任何意义了,甚至会有反作用,即对某字产生深刻的错误印象。
另外,蒙养教育虽属私学,但在当时“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大环境影响下,它仍脱不开科举的窠臼,甚至出现大量为应对科举而编的蒙学教材,比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综合而论,上述缺陷不能遮掩敦煌蒙书在我国语文教材以及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光辉,在当今如火如荼的语文课程改革中,更应该好好梳理这些宝贵资料,发掘其有价值的东西,使我国语文教学在传承中全面发展。(责任编辑:高笑云)
① 《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4页。
②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卷八,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③ 杨琳《古典文献及其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④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⑤ 郑阿财、朱凤玉著《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⑥ 郑阿财、朱凤玉著《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⑦ 郑阿财《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新编(1908-1997)》,台北市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版。
⑧ 文正东《传统蒙学教材对当今课程改革的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⑨ 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⑩ 郑阿财先生2002年在兰州大学所作《关于“敦煌蒙书”的讲座》。
B11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B12 “三百千”是指《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
B13 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B14 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下卷•明代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4页。
B15 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下卷•清代前期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4页。
B16 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B17 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78页。
Significance of Dunhuang Elementary Textbook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
XIAO Xiao–yan1,WANG Zong–hai2
(1.School of Lite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Jiangsu;2.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Nanjing 210017,Jiangsu)
Abstract:Dunhuang elementary textbooks are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They have still powerful vitality on compile and use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and Chinese teaching.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significance of dunhuang elementary textbooks in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 and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on the basis of cardinging valuable material.
Key Words: Dunhuang elementary textbook;Ancient Chinese education;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