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喜欢唱歌跳舞。在她的人生舞台上，她扮演过知青、农场干部、乳业女皇。她在传统国企的舞台上跳了三十多年，退休后却进入陌生的风险投资领域，原因是原来“那样的舞台太小”。
王佳芬的典型一天是这样安排的：早上七点起床，工作，在单位解决午饭，下班回家，深夜12点后睡觉，之前还要打开电脑处理刚刚跳出来的邮件。
过去三十年，除了电子邮件改变了一些交流形式外，她的生活节奏基本不变。
她首先在农场的党务系统工作了十年，熟练地学习和组织下属开会，学习党的各种精神。然后在国企里抓了十五年经济建设，把上海牛奶公司变成一个市场化的股份制公司。
这可不是传统的劳模。20多岁，她就是全国学大寨的代表之一，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家乡，喜欢搬着小马扎朝气蓬勃地挤在第一排听报告。不过，她被上海代表团的团长拉住，说她不懂规矩，“王佳芬，领导要在前面，你应该跟在后面。”
她马上知趣地往后退，明白自己犯了忌讳。
但大多数时候，她不喜欢后退，比如从上海农工商局去上海牛奶公司后，有个大好的机会让她退回到机关当领导。她对领导说，不。
“我就是适合做经济工作，适合在企业里干。”她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什么适合我。”在上海纪源资本公司的办公室，她拿着时尚的玫瑰红手机，戴着铂金的耳钉，淡扫蛾眉，发出爽朗的笑声。57岁的年纪上，她又刷新了她的履历，纪源资本合伙人是她的新身份。
农场党委书记、老国企的领导、光明乳业的董事长、风险投资合伙人，这几个称谓在中国社会的出现前后跨越了三十年，但在同一个人身上划上了等号。她坦言，“我就是不喜欢做常规的事”。
没准备好的不要
不管王佳芬是否喜欢，一开始的选择，实际上是时代替她做出的。1968年，年仅18岁的王佳芬下乡来到上海奉贤星火农场五七连队，开始过上了住草房、点油灯的生活。日后她成为乳业女王也好，投资新贵也罢，她始终记得自己的梦想最初耕种在土地上。
别人中午休息的时候她下地，一早天蒙蒙亮时，她已经挑好了水。这个出身上海的姑娘并没有城市小姐的娇气，还擅长唱歌跳舞搞宣传。四年后，她被领导叫到跟前。“王佳芬，现在咱们连队缺个指导员，你愿意当吗?”此时，王佳芬已经是几百人连队的副指导员了，指导员生病后，这个位置空缺，领导很自然想到了她。但她回忆，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觉得当时还没有能力“上到那么高的台阶”。她说，我还没有准备好。但同时建议领导，让上面派一个指导员来带她一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有意学习如何当一个“正职”，一年期满后，她主动报告：领导，我准备好了。
王佳芬认为，机会面前，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做好准备，好比连队指导员，她没有准备好就不能接受。她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站起身来，在会议室内的小黑板上，用水彩笔重重写下了几次她不接收的机会。而她选择的原则，“没什么难的，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准备好了，我就接受。没准备好，我就拒绝。”
一步步，1975年，24岁的王佳芬已经领导着两万多人的农场，当上了农场党委副书记。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办公室里，翻阅着上面传达的各种文件，王佳芬的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把今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中来。”她咀嚼着这句话，也有意识地开始调整，越发意识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升迁的机会又来了。王佳芬被一个老领导叫去聊天。佳芬，他说，上海有个工会副主席的空缺，你愿意去吗?
此单位的工会主席快到退休的年纪了，按照惯例，王佳芬过去后很快可以当工会主席。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而且还是去农场的上级单位工作，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桩美差。
不过，王佳芬当面拒绝了领导的好意，“我有十年行政工作的经验，再做党务工作，我不愿意。不喜欢。”她跟领导表示，她更擅长经济工作、行政工作。“我不会为了回上海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
老领导听到她这一席话，感叹道，佳芬，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差事，不多久就是正局级。
实际上，她接受了上海农工商局工业外经处处长的职位。王佳芬的丈夫很看好她的仕途，觉得她做个县长是没问题的。说起那一年的经历，她呵呵地笑，“连领导都问我要干什么，看起来很不稳定的样子。其实，我在千方百计寻找去基层、去企业的机会。”
王佳芬回忆到这里，语气坚定地说，“这一年我很清楚自己擅长什么，我不适合去机关。机关是个庞大的机器，更侧重执行，而企业是个无穷大的组织，任你创新。”
1992年2月8日，年初五中午，王佳芬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了。当时她和一群农场的同事正在聚会，接到农工商局罗大明局长的电话，约她下午两点到他家谈谈。
罗大明一改往日的严肃，亲切地对她说，“就是想说服你去局里下属的牛奶公司当总经理。”王佳芬其实隐隐约约地想到了这一点，但“当时没有立刻答复他，是因为他让我回去想想。要是他立刻问我，我就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去。”王佳芬快言快语。
而且，由于牛奶公司的复杂局面，罗局长提出，去干两年，要是干得不顺利，回局里继续工作。局里也准备提拔她为局级干部，好让她没有后顾之忧。当天晚上8点，罗局长打来了电话，王佳芬干脆地领命，并大胆地承诺。这一去，就一直在那干到退休。
王佳芬说，这是改变了她一生的决定。
坚硬改革派
罗大明派王佳芬去牛奶公司是有原因的。当时，牛奶公司和农场局沟通不顺畅，矛盾重重，因此领导人选一直是罗大明的心头之忧。看到罗局长派来的王佳芬，牛奶公司内部人窃窃私语，看来“王佳芬是罗局长的掌上明珠”。
但是罗局长没有意料到，他派去的这个爱将日后会在牛奶公司掀起那么大的改革。最严重的几次，王佳芬都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辞职。
“我们在上海，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这是地利。所有外资乳业和国际设备准备进中国，都会首先来跟我们谈谈，容易吸收国际先进的经验。而90年代初期，我们已经引入外资十年，本土企业也具备了学习外资公司发展的基础。”王佳芬这样解释她推动改革的客观因素。
王佳芬喜欢看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让她振奋，她敏锐地感觉到一场变革正在到来。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一批国企、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辞职下海，闯荡一片天空，国退民进的呼声被首次提起。当年，大量的国企还在作为行政单位矜持地踱步，大量民营小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在市场的大潮里，作为国有企业的上海牛奶公司也嗅到了这场春雨的味道，开始在内部塑造变革的源泉。
“上海的牛奶最早是洋人从轮船上带来的，和鸦片、设备等一起过来。当初，他们把奶牛拴在办公室旁边的小屋里，就
这么喝鲜奶。喝牛奶是一种生活方式，上海牛奶公司，要走向全国。”
要做一个大公司，现代化、国际化的。这是王佳芬的雄心。她开始着手改变这个地方的老国企，第一步就是引入职业经理人。
她先联系会见了三个外资猎头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和市场总监，听听他们的找人方法。
听完后，“我觉得挺科学的，听完收益匪浅。”王佳芬说。然后她一边让猎头公司帮着找人，一边托朋友留意，后来，在市政府朋友的推荐下，找来了一个有跨国公司经验的高层。
除了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两个条件让她十分满意，“复旦大学毕业的，还是中共党员。”她说。
但王佳芬知道，这件事不会这么容易就过关。一家国企历史越久，传统的桎梏可能就越深。引入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且是一个工资比王佳芬高十倍的“假洋鬼子”，一定有争议。
“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但是我对我的领导有要求，就是必须明确我的工作可以怎么做。”王佳芬在一个早上叩开了农场局领导的办公室大门，一进门，王佳芬就说，“我是请求您支持来了，今天我要做一件事，违反了您两个原则。一是违反了党选干部的原则，一是改变了企业内部的薪酬体制。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后果，我王佳芬来承担，但是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
一通开诚布公的解释，领导同意了王佳芬的试点，“今后有人来告状，就说这个事情是农工商局同意过的。”
引入职业经理人后，王佳芬直言她的工作就是要创造环境让职业经理人成功。大家都按照他的书面报告的方式做汇报，为他配了财务总监和销售总监，慢慢地，整个牛奶公司的系统有了市场化的变化。在王佳芬时代，光明职业经理人的数目一度达到200多人。
但在改革中，风险有时不仅来自下属的议论，也会来自上级的安排。当牛奶公司越做越大时，关于公司的名字，这个在出生时就注定的因素竟然出其不意地成了王佳芬和农场局的一根导火索。
“要改名。”当农场局把王佳芬和牛奶公司书记叫去开会时，王佳芬稍稍愣了一下。会议室内大圆桌后坐着农场局两套班子成员，严肃、庄重。
农场局领导班子先逐一说了想法，中心思想是把上海牛奶公司改名为农工商牛奶公司，其意义伟大。领导发言后，看着王佳芬，让她表态。
王佳芬说，我觉得原来的名字挺好的，改名没有必要吧。
“那个领导当场就火了，拍了桌子，拂袖而去，走前留下一句话，必须改名。”现场的气氛一时非常尴尬。
在座的其他领导对王佳芬说，佳芬，算了吧。领导说要改，就改吧。王佳芬笑笑，不吭声。
第二天，关于公司改名的会议纪要以文件的形式下发下来。王佳芬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文件出神，她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
回家，她跟丈夫和儿子说，做个心理准备，“如果真要改名，那我肯定辞职。”还在念书的儿子跟她开玩笑，妈，你折腾什么呀，你不做我来做好吧。她扑哧一笑。
还好，随后全国“两会”召开了，领导要去北京开会，这给事情的处理留下了余地。在“两会”结束前一天，王佳芬收到了农工商局的秘书电话，“佳芬，领导明天就要回来了，那个改名的事情，你要行动了呀。”
王佳芬放下电话，心情沉重，一个月的时间，她想了又想，觉得改名对主管单位确实没有多大的好处，对于公司而言则有很多弊端。她决定上门拜访领导，再次争取机会。同时，她给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打了电话，给光明乳业的股东上海实业也进行了沟通，通告了这一情况。
“我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会调动所有的资源来做。”王佳芬说。不过，并没有等到外援们施以援手，王佳芬再次积极主动的沟通取得了成功，领导放弃了改名的建议。
那个领导曾经对王佳芬开玩笑说，我发现你很独裁。王回敬对方，“这是跟你学的。”王佳芬说，我和那个领导都是强势的人，也都是有强烈事业心的人。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会有不同的立场，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是简单而目标一致的人。
在若干年的工作中，王佳芬和这个强势的领导建立了友谊，直到现在，每年春节，王佳芬都会去拜会这个老领导，“我永远感谢他”。
资本姻缘
不论如何，1996年上海牛奶公司和上实控股公司联合组建沪港合资的“光明乳业有限公司”，企业连续7年保持30％的增长；引入国际食品业巨头达能，吸收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虽然最终分手，但对其国际化进程的推动不容小觑；引入麦肯锡咨询公司等外脑，使得公司发展更加规范。
一系列的大胆变革后，王佳芬曾带领光明引领中国乳业，连续五年稳居行业老大。“乳业女皇”、“铁娘子”，业界人士给予她这样的称谓。
“我不聪明也不博学，所有这些选择都是环境逼出来，实践告诉我的。”王佳芬说，当光明奶源不够，去内蒙古买企业后，发现原料奶又多出来了，于是又要考虑卖出去。她意识到，在做产业经营时，围绕产业经营，必须有资本上的并购，这样企业才能做大。这样，王佳芬就提出了“全国资源做全国市场”的策略。
等到当年给领导班子汇报企业发展成果时，王佳芬非常兴奋、自豪地提出了“两手抓”的策略，即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相结合。
不料，主管部门领导当即发怒。“你的利润都是我的，你就好好抓好产业就行。”王佳芬听到这样严厉的话语，整个人都蒙了。她说，回家后，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黑暗中默默流泪。“我想，这么下去还有什么价值，因为知道公司做不大了。很迷茫。”
第二天，王佳芬上午甚至没有去办公室，这是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怠工。不过，她在调整情绪后，很快就恢复了斗志。
企业越发展，王佳芬和资本打交道的机会越多。1997年，光明原来跟台湾福乐合作的冰淇淋公司因经营不善，港方准备出售，王佳芬心动了，想收购过来。她考察已久，做了她眼中“历来最认真的市场调研，准备得非常充分，提交给董事会”。但在董事会上，还是被否决了。
董事会希望这个项目资本回报率要达到百分之十二，但光明给的计划，只能达到百分之八。项目虽然流产，但是董事会对待资本项目的态度却激发了王佳芬的思考。“这个世界上真是充满了钱，钱只能到最能使钱生钱的人手中。”
王佳芬开始了对资本的理解，认识实体经济之外的风景。这让她考虑钱生钱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作用，考虑光明什么时候能上市，能够筹措资本迅速发展。
这也是王佳芬和风险投资公司的前缘。“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
答案只有一个，是。
因为王佳芬相信，事在人为。之后，光明全国范围内收购的步伐还是动起来了。她说，“不去做是最简单的，你自己没出息可以，但公司怎么办，那么多跟着我的人怎么办呢?”
同样，在2008年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纪源资本公司，王佳芬依然相信事在人为。这次，她更多的是为自己而战。要在这个聪明人成堆、最能集中资源的舞台上
挑战自我。
何况，这里也有她的老朋友卓福民。卓福民是王佳芬进入纪源资本的介绍人。他和王佳芬是1990年上海市委党校第二期中青年班的同班同学，当时一个是上海市体改委企业处处长，一个是农场局工业处处长。结业后，卓福民继续在体改委，王佳芬去了牛奶公司当总经理，两人那时候经常讨论现代企业制度的话题。后来卓福民担任上海实业的CEO，作为光明乳业的战略投资者，常常和王佳芬交流。“王总很欣赏卓总，也很信任他。”
其实，在卓福民把王佳芬请进纪源资本之前，王佳芬和某家私募基金谈了几乎有一年的时间。后来，卓福民听到风声。赶紧过来游说王佳芬加入。
“企业家的财富就是经验，从一家上市公司的CEO跳出来帮助更多公司上市。”卓福民这样评价王佳芬对于风险投资公司的意义。
但王佳芬对资本行业显然不如乳品行业那么熟悉。
纪源资本公司内部一位人士向《中国周刊》回忆，“王总充满了像年轻人一样的特别旺盛的求知欲。”一个熟悉她的朋友透露，由于合伙人团队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专业的投资领域，所以王佳芬自己感觉压力不小，不断地学习。她走到哪里，都带着本子，在交谈中遇到有价值的话语，会马上记录下来。据说，自从她从事风险投资行业以后，专业笔记做了好几本。
每周，有两天时间是投资公司开会，一次用视频和美国团队开，一次面对面地和中国团队开。王佳芬说，为此，要准备很长的时间，要搜集资料，但即使是这样，在每周例会时，她也不能对所有项目发表意见，“如果那样，把我所有的时间搭上研究也不够。”
王佳芬说，他们把我定位为更侧重企业管理方面。实际上，我在光明也并购了20多个企业，有资本运营的经验。王佳芬笑笑，现在的资本运营和之前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我们以前收购是长久地拥有，这里收购是为了卖出去；这里不参与对方公司具体的管理，而我们以前是“你行你来，你不行我来”，光明本身有管理力量。
好像，做风险投资比起之前的光明老总来说，更自由更洒脱。
但要做好并不轻松，找到好的投资项目是成功的关键因素。曾经，为了说服一个项目业主，58岁的她自己订机票、订酒店，辗转上海、山东两地数次，几近一年。一位接近王佳芬的人士说，“对方开始对待她的态度并不热情，但是王总不放弃，不断给对方打电话，还放下身段上门拜访”，“王总以前在国企当老总，什么事情都有秘书来安排，但是现在，事事亲力亲为，很不容易。”
有人问王佳芬，为什么你不去轻车熟路的传统行业。退休后还要重新开始一个相对陌生的事业?王佳芬这样回答，“那样的舞台太小。”
君子坦率
王佳芬说话不含糊。她说，“我要表达我的观点，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所以，喜欢她的人会很喜欢她，不喜欢她的人很不喜欢她。这点，她自己清楚。
在开例会时，对她感兴趣的项目，她要说出自己的观点。
早年在农场时，她知道农场正在和上海的钟厂谈一个联营合作项目，便主动请缨领衔挂帅。“我全然不顾别人说是‘充军’、‘贬职’的议论。”
在那个年代，对于农场的这个合资公司，上级领导给予的指导思想就是四个字，“不死不活”。王佳芬公开表示反对，“我不接受，什么叫做不死不活，要么好，要么不好。”说得旁边的同事一直看她，后来提醒她，“佳芬呀，你别激动，先保住你自己好吧。”
对于《中国周刊》这次采访，王佳芬起初并未同意。“我在资本领域积累不够，还没什么可说的。”一个相识她多年的朋友说，王佳芬是个内心简单、光明磊落的人。
不过显然，她这样的说话方式受到了某种挑战，“我家人说，我这样不行，方法要改，我就说，一把年纪了还要改，对自己家人还要绕弯子，没必要嘛。”她哈哈大笑。
实际上，王佳芬一度怀疑这样的方式。200s年，光明乳业郑州山盟公司“回炉奶”事件被当地媒体曝光，一时间，光明乳业被推倒了风口浪尖。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句，“全行业都有回奶罐”，让她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一时山雨欲来，王佳芬和光明处境艰难。
盈媒社国际公关公司首席顾问张中锋，到上海见了王佳芬。那天，王佳芬穿了一件深色的上衣，浅色的七分裤，步伐轻快，“跟我想象中的干练的样子比较符合。”但这只是表象，在交流了几句话后，真诚的王佳芬就流露出低落的情绪，之后说起危机事件，这位铁娘子竟然哽咽起来。光明的公关总监当时就坐在她身边，不断给泪如雨下的王佳芬递面巾纸。
不过，这已经是历史了。而今，王佳芬回忆起这次危机，早已语气平静。她说，这次事件没有改变她对事物本来的看法，但是对竞争的残酷性、尖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这个经历是很好的一件事。不经过风浪，永远觉得一切很好。”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坦率也绝不是无礼。张中锋认识王佳芬多年，而且比王佳芬小十多岁，但是他手机里，收到的来自王佳芬的短信，都是称呼他为“张总”、“您”。比如，她不会要求公司同事说，某某，你跟我去参加一个会议。而是会说，“小李哪，今天下午有空的话就陪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好吗?”
唱歌也要拿金奖
别忘了，王佳芬是一个女性，即使是一个再次创业的女性，也是一位工作了几十年、退休后本该享受多彩生活的女性。
她从来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强人。从年轻时起，她喜欢唱歌、跳舞，喜欢打毛衣，甚至能给儿子做漂亮的小西装。她曾经接受电视访问说，每天，不论多忙，丈夫的衬衫也由她熨烫好。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琐碎的爱好和习惯，有的已经抛弃，比如打毛衣；有的已无用武之地，比如剪裁衣服。但是唱歌是她多年来的爱好，一直留在她心头。
2007年，王佳芬当选为上海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她趁机组织了女企业家合唱团。现在，合唱团每周训练三次。不论王佳芬在哪里，她一定赶来排练，在低声部中唱得其乐融融。
合唱团成立第一年，王佳芬带他们唱到维也纳金色大厅，第二年，取得了意大利合唱比赛的金奖。今年是第三年，即将在绍兴比赛的国际合唱节，将是他们的又一个竞技场。她把去年意大利比赛时的影像做成了精美的册子，手掌抚摸着泛光的封面，幸福感溢于言表。
可是，合唱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如何让这些性格各异的女企业家集聚一堂，充满激情地力好一件事情呢?
王佳芬说，这很容易，一旦给事情确立了目标，最普通的事情也会变得崇高和伟大。
好比两月前的3月12日，在誓师大会上，她让每个成员都上台说一句鼓励的话。临了，王佳芬站起来，挥着手说，我从报纸上看到，今年7月21日世博会有一场音乐会。表演者就是绍兴国际合唱比赛的金奖获得者。“今年我们最后的舞台是哪里?”王佳芬大声地问。台下沸腾起来，这些平日强势的女企业家们尽情地鼓掌，脸上充满了激情。
当然，作为女性而言，王佳芬也不是完人，她也笑言有比较“低能”的方面。“我很少买衣服也不会买衣服，有时候走到人家店里，人家说什么好，我就试试。”说起穿衣经，她连连摆手。
不过，她穿着黑色的针织衫，胸前有蓝白相间的荷叶领，和她烫得仔细的头发卷，以及耳边的双鬓而相呼应。灰色的呢子裤子，黑色的漆皮鞋，看上去优雅得体。她步伐很快，一个认识她多年的朋友说，有时候，简直看到她三步并两步地小跑着过来。
现在，中国有数以百万的风险投资者，58岁的王佳芬已跑入他们的队伍。
“阻力不阻力有什么关系”
《中国周刊》：你最欣赏的女性是谁?
王佳芬：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和惠普公司前CEO凯莉。凯莉是一个极具进取精神和智慧的女性，她在惠普的悲剧在于，惠普是一家极其保守的公司。我读了她两本书，我很欣赏她。
《中国周刊》：凯莉是个坚定的改革者，你也是。但是改革很有风险，如失败了，后果会如何?
王佳芬：也许会失败，但是我要力图不让它失败。比如在国企里很早引入职业经理人这件事来说，如果失败，那么以后我推动改革就更难了，但是我必须这么做。所以我很小心翼翼。之前我已经让我们集团内公认的三个最有能力、最有才华的人担任品牌经理，一年后，尝试失败了。不是别的。是专业知识和经验不一样。
《中国周刊》：那既然改革，肯定会遇到阻力，怎么办?
王佳芬：阻力不阻力有什么关系。平时我很懂得要用好所有人的资源，比如我在钟厂，我不会说同事们的坏话，只拼命工作，尽量让每个人都来支持我。我在哪里都一样，不去干扰别人，不说是非，拼命工作，所以大部分人都很支持我。我对我的平级很好，但是我对我的领导是有要求的，有矛盾的时候要力图说服你，说服你支持我的工作。
《中国周刊》：改革一定是有争议的，你怕不怕争议?
王佳芬：我是有争议的人，但是，对别人怎么评价我，我无所谓。我只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工作就行。
《中国周刊》：那你欣赏有个性的下属吗?
王佳芬：我在光明曾有一个下属，他是很另类的人，很有个性，是公司里最早玩网球、高尔夫球的人。公司里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但是，我一见他就很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外语非常好，学识很渊博，很有才能，表达问题方式也很直接。后来我提拔他为一个中层领导。有才华、有个性的人，我很欣赏。
《中国周刊》：你这一生经历的选择很多，这个选择的过程痛苦吗?
王佳芬：很多都是立刻就能回答上来的。我这个人对自己要什么，适合什么很清楚，所以选择对我而言，不是难题。
《中国周刊》：你过往这么多次选择，选择原则是什么?
王佳芬：我觉得一步步来，每一步都是水到渠成。除了有一次是可以选择。78年、79年的时候，我没有选择回上海顶替我母亲的工作，也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留在农场，当时我已经是农场的领导了。我就想留在农场干点什么。这是我选择的，于是自己规划，到中长期要建设一个公司，进企业，这是我自己争取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