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热衷也最擅长搞国家形象工程的一位皇帝了，自他篡位夺权以来，他就有滋有味无休无止地大搞其国家形象工程，举其大者就有北京皇宫、长城、运河、郑和航海远征、永乐大典和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等等。其中，皇宫是证明其正统性的核心，寺庙是他为过度杀戮而忏悔赎罪的地点；长城是国土的坚硬屏障；运河是贯通新旧京城(南京和北京)的漕运血管；郑和下西洋是他的权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延伸；那部仅仅缮写了一套的《永乐大典》，深藏于他的私人图书馆内，实现了他对于信息的彻底垄断。耐人寻味的是，上述六大杰作，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宏大多样的“形象工程”，直到今天，我们都能闻到篡位者身上散发出的狂热气味。
朱棣所以如此好大喜功，有其内在原因：和其他大部分皇帝不同，朱棣依靠的是纯粹的武力，打败自己的侄儿，用血腥的杀戮和公开的暴力夺得了最高权力。在当时，这明显违反了帝国自己宣传的官方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伦理道德标准，而且也违反了古代社会权力继承的合法程序，给自己留下了很糟糕的记录。可能他对自己掌握权力的手段和武力的强大有信心，但问题是，他必须为自己的儿孙后代着想，起码不能让他们永远顶着名声很臭的篡位者后代的不光彩帽子，坐在那个天下最尊贵的位子上，这些后代也不可能都有朱棣那种水平的政治手腕。所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就成了他的施政第一要务。而朱棣则是在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中，用了几年时间打败当时已经被承认为合法的皇帝，这样的行动大家都能看的到，其篡逆的性质无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否认，难以掩盖的。而且这个被推翻的合法皇帝当时可以说得到了几乎所有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朱棣在反叛成功后还大举杀戮过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他们全家。他如果采用唐太宗的做法，很难起到足够扭转公众印象的效果，而且也让人觉得他的行为不自然，自相矛盾。 怎么办呢？无非两个办法。
其一是对外，所谓“曲线救国”。按照儒家的说法，如果一个皇帝统治时期,能够出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现象，也能说明这个皇帝是一个圣君。于是朱棣一方面向蒙古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一方面派出了郑和的船队去完成“万国来朝”。郑和被指示，采取恩威并施的办法，让那些小国对皇帝表示恭顺。郑和曾经打败和消灭过一些不恭顺的小国，但这些小国的政权都被重新建立起来，以增加朝贡国数量，同时也可以显示中国对所有国家都没有领土野心，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冲突记录只能显示那些小国是被强迫的朝贡国，对朱棣的形象不利）。即使占领了海外领土，也只能增加土地，不能增加国家数目。一些部落也被当作国家来充数，反正中国的老百姓不会去仔细分辨这个（比如菲律宾苏禄岛的几个部落之一的酋长，就被作为所谓‘国王’来大肆接待，其实菲律宾直到西班牙人占领，都没有一个地方发展到了国家的程度）同时这些朝贡国可以得到不少物质上的好处。使团只要能够随船到南京，其间上百人的吃、喝、住、行全部由中国方面负责，在南京一住数年的都有，而且临走还能得到丰富的礼品赠送。总而言之，朱棣此举，只是为了吹嘘自己国力强盛，进而获取自己篡位的“合法性”。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明朝政府却连民间自发的海外探险，贸易和殖民也要禁止。这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的政治观念中，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中国只有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只有一个首领，那就是皇帝。所有人都是为这个皇帝服务的。但是在海外航海活动中，船队都有自己的首领。由于海上的天气和风暴瞬息万变，船队的生存命运取决于首领个人的能力，来自首都的皇帝指令是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所以，一个船队往往会形成自己的完整的组织，形成自己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一元化和统一观念的挑战。如果这些组织持续存在且壮大，就说明皇帝还不是天下所有华夏族人的主人，不是绝对中心，不是‘率土之宾，莫非王土’了。这样会在观念上削弱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所以，虽然郑和下西洋比同时的欧洲人规模大航程远，却只是一场作秀，根本不可能从中带来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人曾这样总结郑和七下西洋的意义：首先，皇家后花园多了各个蕞尔小邦进贡来的各种畜生及鸟类，当然还有奇花异石。其次，大明政府从上到下的政治虚荣心，一次一次的得到满足。虽然极端，也不是毫无道理。
其二是对内。主要表现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硬件方面表现为大兴土木，朱棣即位，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就把北平改称顺天府，建为北京，称做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又改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早在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就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并开始从全国各地征集物料。永乐十五年（1417年）北京宫殿正式开始营建，经过三年半的时间，永乐十八年（1421年）十二月建成。整个京城的建筑包括城墙、城门，皇城、紫禁城、宫殿和坛庙。其设计精巧，宏伟壮丽，令人叹为观止。北京城的宫殿坛庙，其规模、型制被清朝所沿袭，一直保存至今，是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中的瑰宝，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堪与秦王朝阿房宫媲美的紫禁城也在京城拔地而起，这两个建筑物分别座落在中国专制史的两端，成为漫长的权力叙事的开端和结尾。紫禁城以元宫和南京宫殿为蓝本，据说征用了上百万名民工，耗费14年之久，在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1421)正式启用。它占地72万余平方米，拥有各式木结构的殿宇楼阁9900多间，以琉璃瓦为屋顶、青白石为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绘，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其空间的宏大性超过凡尔赛宫而名列世界第一。软件方面即编写《永乐大典》。为了炫耀文治，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用以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以便于查考。解缙等奉谕，组织一百四十七人，按照《洪武正韵》的韵目，将各种资料抄入书中。次年十一月，全书编纂完成，赐名《文献大成》。史书中说，朱棣"览所进书，尚多未备"，于是再命重修。解缙领命，重组编撰力量，开馆文渊阁。参加者计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百三十二人，看样五十七人，誊写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十人，共二千一百八十人。而先后"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永乐五年（1407），全书大体定稿，姚广孝领衔进呈，朱棣阅后表示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聘请抄书者誊抄全书。至1408年冬，《永乐大典》全书抄写完毕。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因为这些学形象工程实际上都只是为了给自己篡位的倒行逆施披上合法性外衣，所以，当自己掌权的合法性已经不成问题后，这些涂脂抹粉的工作自然也就过河拆桥地扔在了一边。就对外方面而言，到了明宣宗时期，皇帝还觉得应该再实现万国来朝的盛况，所以派郑和最后一次远航海外。宣宗之后，朱棣的后代已经挣下了‘仁宣之治’的儒家式好名声，对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担忧渐渐消退，以后就不再需要这样的形象工程了。因此，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海外远航从此结束。就对内而言，因为朱棣的大兴土木，大肆消耗了明王朝的资源，引发严重的铜钱荒和白银荒，宫廷财政亏空严重，经济危机爆发，从1405年起到1421年，仅仅过了16年，物价就飞涨了三百多倍。民众的怨恨、抗议和反叛事件(如白莲教叛乱)洪水般包围着紫禁城，甚至文官集团都开始私下议论永乐大帝的过错。
朱棣可以说为自己的国家形象工程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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