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委员”，1969年3月24日完工后，更名为“国民革命忠烈祠”，成为“首都忠烈祠”。其间，蒋介石在原设计图样中指示甚多，并在兴建中莅临工地20余次，每次莅临必详询施工情形，可见对这座忠烈祠重视程度之高。
建成后的圆山忠烈祠蔚为壮观，面积约5万平方米，其中建筑物面积5000余平方米。迎面是由3个拱门组成的大牌坊，中间是蒋介石于1968年10月“敬题”的“忠烈祠”3个镏金大字，两侧匾额分别题写“成仁”、“取义”。牌坊背面，中间是“万古流芳”，两侧分别是“千秋”、“忠义”。穿过牌坊，就是宽敞的青砖步道，两侧遍布“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和绿色植物，中央广场左右两侧，分别为形式相同的外宾休息室和长官休息室。
正前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山门，是仿古皇宫式样建造而成，琉璃瓦的屋面，中式彩画平顶，门楣处还有4个六角形的“门眼”（古代建制，只有皇宫有4个门眼，宰相府第也只有两个）。门前摆着一对由整块大理石雕成的狮子，据介绍各重8吨，其中脚踏彩球者为雄狮，踏小狮者为雌狮。前殿门内立着告示牌，上面写着“肃静、脱帽，请勿吸烟”。
进入前殿，壮丽宏伟的正殿与两侧偏殿映入眼帘。正殿当中是蒋介石手书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匾额。拾阶而上，殿内空空荡荡，正中摆放一张巨大的供桌，上供一个牌位“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供桌边的角落里存放“中华民族远祖黄帝之灵位”，到遥祭黄帝陵时才会置放于供桌之上。大殿灯光昏暗，寂静无声，更显肃穆、庄严。
两侧偏殿屋檐当中都挂着“烈士祠”的匾额。东侧为“文烈士”，西侧为“武烈士”。按照1978年台湾“国防部”公布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办法》，能入祀者除辛亥革命各次起义烈士外，还包含讨袁、护法、东征、北伐、“剿匪”、“讨逆”（处理“闽变”、“两广事变”）、抗战及“勘乱复国”等几个时期阵亡或殉职者，入祀烈士经“国防部”造册报请当局领导人核准，共计30多万人。
步入“文烈士祠”，三面墙上一排排放满密密麻麻的牌位，供奉的烈士以牺牲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单人牌位均为领导人或具有特殊贡献的烈士，“并依国民革命之时代任务”区分如下：（一）“开国烈士”，民国前17年孫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革命至推翻清朝止，所牺牲的“革命同志”包括陆皓东、方声洞、秋瑾、林觉民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二）讨袁烈士，包括宋教仁、陈其美等。（三）护法烈士，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朱执信。（四）抗日烈士，其中有罗福星、莫那鲁道等台湾抗日烈士。1978年，日据时期台湾抗日烈士也入祀忠烈祠，改变了大陆人在忠烈祠“一统天下”的状况。最后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戡乱复国烈士”，文字说明称：“从民国三十五年中共扩大叛乱至今，凡党、政及敌后志士为国牺牲者属之。其中以山西省主席梁敦厚等率五百人在太原成仁，史称‘太原五百完人’特别发扬了民族正气。”实际上，据史家考证，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时，敌方自杀的只有46人， 所谓“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而已，是国民党从大陆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斗志，而故意套用了古代“田横五百义士”的故事并有所附会而来的。
三
“黑蝙蝠中队，集合完毕，准备起飞！秋风无情，吹落叶飘满地，流水无形，像东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看你……”
香港歌手刘德华一首忧伤的歌曲《黑蝙蝠中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30多年前台湾眷村的一个夜晚，当飞行员的丈夫与刚结婚一年的妻子告别，妻子已怀有身孕，没想到这一去即是永别。30多年后，台北机场跑道上，长长的迎接人群中，孩子已30多岁，迎回来的只是从未谋面、被叫做“英雄”的父亲的遗骨。
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熟知歌曲背景的台湾人在看MTV时，难免心头酸楚，潸然泪下，它是很多个家庭生离死别的缩影。
冷战时期，国民党空军特种部队——黑蝙蝠中队、黑猫中队，频繁飞往大陆上空从事侦察任务，机组人员有些因飞机失事而丧生，有些则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击落。他们执行的任务属高度机密，曾有很多年，他们的档案没有开放，到底从事什么任务，因何牺牲，家属均不知道。
直至2010年3月中旬，台湾“国防部长”高华柱在“立法院”接受全面质询时，国民党籍“立委”林郁方要求在政府协助下，寻回前往大陆执行任务失事军人的遗骸，一段传奇往事再度引起关注。
是年3月26日，5名国军士兵的灵牌入祀“武烈士”，高华柱率各位国军代表向5人敬献鲜花。
5名士兵有3人是“黑猫中队”成员，名为张燮、郄耀华、黄七贤；另外2人是陆军伞兵成员，名为赵连生、张玉杰。至此，冷战时期前往大陆进行“密战”的黑猫中队、黑蝙蝠中队和陆军特战伞兵殉职军人全部入祀“忠烈祠”，总共159人。这些军人大部分来自前两支特种部队，少量来自陆军伞兵。
入祀该祠意味着成为“国家级英烈”，对于长久以来难见天日的“密战”军人来说，进入英烈祠算是对其一生的最佳注解，也是对家属的最高慰藉。
美军官兵无论在全球任何地方失踪，官方从不放弃活要寻人、死要寻尸的努力，如找到遗骸，将迎回美国安葬，这种精神及体制一直被传为佳话。随着民主化的深入，台湾官民的这种观念更加强烈。
四
按照规定，每年春秋两祭，文烈士祠由台湾“内政部长”主祭，“五院”秘书长陪祭。
西侧配殿供奉的是“武烈士”，同样按照东征、北伐、“剿匪”、“讨逆”、抗战及“勘乱复国”等各个时期区分，将级军官为单人牌位。校尉级军官为百人牌位，士兵级则以集体名册置藏箱中供祀。尽管有大量的集体牌位，但三面墙的牌位密度远胜“文烈士祠”，恰恰印证了“古来征战几人回”。按照规定，每年春秋两祭，武烈士祠由台湾“国防部长”主祭，台军参谋总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陪祭。“武烈士”中有许多大陆同胞熟知的人物。东征烈士中有廖仲恺，“剿匪”将领中有国民党第九路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第一次对苏区“围剿”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张辉瓒于1930年在龙岗战役中被俘，按照忠烈祠的说法是“被俘不屈，壮烈殉国”。而大陆民众知道他，很多是因为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抗日将领中有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谢晋元、高志航、戴安澜等人。“勘乱复国”将领中，戴笠、邱清泉、张灵甫等都是大陆历史影视作品中常出现的人物。
文、武烈士祠的展柜和环绕前殿、正殿、配殿的回廊，有一些人物遗照和事迹简介，张自忠、秋瑾等烈士的头像以及武汉会战、徐州会战等战役示意图和简介等布列其中。其中，抗战占了最大比例，或许是因为8年抗战是“国军”最光辉的一段历史，值得大书特书吧。
据台湾官方史料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会战22次，大小战斗4万余次，“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阵亡365万人。少将以上有203人，中将以上34人，全部殉国。其中，国军黄埔系将领指挥官在抗战前4年中超过一半全部阵亡殉国。张自忠上将更是同盟国50国中战死的最高级军官。至于有些文章说，在山西省左权县十字岭被日军炮击阵亡的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的牌位也供奉在祠内，笔者这次再度一个牌位一个牌位地查证，还是没有发现。
五
圆山忠烈祠现在在台湾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当局举行“中枢”祭典和各界人士缅怀先烈之处；二是台北的知名景点。每年3月29日、9月3日，台湾当局领导人都会率文武百官前来举行春秋两祭，仪式包括奏“国歌”、宣读祭文、向烈士灵位行三鞠躬礼，过程庄严隆重。马英九自2008年5月上台以来，至今已到这里参加过数次秋祭和春祭。每年10月，也会有不少海外华侨前来缅怀先烈。
除祭祀“忠烈”，圆山忠烈祠还有两个特殊的祭典，一是遥祭“国父陵”（即中山陵），二是遥祭黄帝陵。每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后，都要到这里来遥祭“国父陵”。陈水扁于2000年5月21日，也就是首次就职次日，即率吕秀莲等人到这里遥祭“国父”。2008年5月22日，马英九也在这里举行遥祭“国父陵”仪式。这样做既体现对孙中山先生的尊崇，也有彰显所谓“政权延续”之意。
1935年4月7日，当时的国民政府派代表至陕西黄帝陵谒陵，举行首次民族扫墓典礼，此后每年都派代表谒陵。1949年后，台湾当局改在圆山忠烈祠遥祭黄帝陵，一向由“内政部长”代表当局领导人主祭。
2009年4月3日上午，台湾当局“中枢遥祭黄帝陵典礼”在圆山忠烈祠举行，马英九一改过去由“内政部长”代表主祭的惯例，亲自主持遥祭典礼，也成为1949年后第一位主持遥祭黄帝陵典礼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时任“总统府”发言人王郁琦当时解释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基于慎终追远对中华民族有重要的意义，马英九决定亲自主持本次遥祭黄帝陵典礼，表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
举行这些典礼时，忠烈祠正殿难得的人头攒动。而平时来为这里增添生气的是来自各地的游客。吸引他们的，除了忠烈祠的布置，最有特色的要算站岗的三军仪仗队礼兵。军容严整，训练严谨，在哨位上面容严肃，双眼难得眨动，酷似雕像，任你百般捉弄，仍是一脸严肃，可见训练之严谨！常令聚集观看的游客们称奇赞赏，而每隔1小时举行的礼兵换哨交接仪式，更是蔚为特色。虽然是酷暑难耐的7月，他们仍然穿着厚厚的制服，戴着沉重的礼盔，后勤人员不停地为他们擦汗。许多游客都会争相与他们合影留念。
不同军种仪仗队交接换哨时，会进行枪操表演，很有看头。每当这个时候，游客就会聚集在走道两侧，一路追随，兴奋地观看、拍照。除了3月28日及9月2日不开放、3月29日及9月3日开放半天外，圆山忠烈祠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5时免费开放。这样的场景也就几乎天天上演。对游客来说，圆山忠烈祠作为景点的概念，远远超过“先烈祠堂”的概念。
六
在大陆八桂邊陲的广西防城港、百色、崇左三市，有11个烈士陵园，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历次卫国战争期间的7189名为国捐躯的烈士忠骨在此长眠。
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建于1979年到1983年之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凭祥市境内的南山、匠山、法卡山等烈士陵园，因经费不多，设施较差，加上年久失修，墓碑墓文大量破损。直到2008年，自治区50周年大庆，总投资1781万元（包括前期工作投资13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1200万元、区本级优抚事业经费581万元，上述11个烈士陵园才得以进行修缮、改造。
而台北“忠烈祠”第一次进入我的耳中，是在2008年7月4日，在随上海赴台旅游首发团抵达台北的第一夜，接待方曾安排我们住在位于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1号——圆山大饭店。这个曾在1968年被选为世界十大旅馆之一的饭店，距离那里不超过10分钟车程。
导游小姐说得没错，这次，我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赶到此地的时候，整点的礼兵交接已近尾声。
但见大门牌楼的拱门内，4名身着白色礼服的礼兵排成一线，俩俩对面而立，7公斤重的礼枪在手中翻飞，两人步调手势一致，煞是好看。再往里看，一个穿墨绿色礼服、配短枪的礼兵长与身后两个礼兵一动不动站在那里。
耍枪的4个礼兵中，有两个已在大门牌楼前站了足足1个小时，另两个是来替换他们的。两个即将站岗的礼兵，沿牌楼拱门两侧向门外高抬腿正步前行。在行将走出拱门时，又原地站住，秀一秀手中礼枪。待走到牌楼外两侧的礼兵台前，他们左脚跺上台，停顿几秒后，转几下礼枪，右脚跟着跺上，再旋枪，然后两个礼兵相互敬礼，枪把猛地下跺，然后将枪尖缓慢向前倾斜。时间至此瞬间凝结，两个礼兵开始如木偶般，一动不动。
牌楼外一个穿白色短袖衬衫打领带的年轻人，立刻走上前，为岗台上的礼兵整理衣服，如果礼枪的位置不是很正规，也一并修正。这个便衣，也是驻扎在这里的“海陆空三军勤务连”（仪队）礼兵，极其友善，对游客几乎有问必答。
这时，我才得以仔细端详站岗礼兵的服饰。头戴银白色锃亮的礼盔，左肩有白色的肩穗，一条黄色腰带被缝在陆军礼服上，正前方有一块大大的钢牌。左胸前一个红色小牌，上写“陆军仪队”4字，右胸前一个蓝色更小的牌子，写的是礼兵的名字。礼裤长不及脚踝，下面则是系着白色鞋带的礼靴。
便衣介绍说，礼兵的服役期和其他兵种一样，条件是身高要达到178厘米以上，中等胖瘦，家世清白没案底。还特别有一条：不能文身。禮兵穿衣从下开始，其中系鞋带是最麻烦最费时的。礼枪为真正的M1步枪（含刺刀重达13斤），只是枪机被卡死了，不能装子弹。礼兵交接的仪式，是从欧美学过来的。
经过数十年的演进，礼兵的服饰和装备是越来越繁复了，不似最初那样轻便。大热的天，两边的礼兵刚站上礼兵台，就已大汗淋漓了。但按规定，在1小时的站岗时间内，眼睛都不许眨一下的。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个中年妇女凑上来对便衣说，汗水已经流到礼兵的眼睛里了，请他上去给擦一擦。据说，她是其中一个站岗礼兵的姑姑。
客客气气的便衣回答说：现在人多，大家都在拍照，等人少时去擦。
下午4点3刻，“忠烈祠”开始清场，而礼兵也开始一天最后一次交接。
一个胖胖的小男孩羡慕礼兵的风光，忍不住问一位便衣，得到的答复是：等你长1米78以上吧。礼兵在大门牌楼外站最后一班岗，这一次不需要1个小时了。便衣说，等游客散去，大概17点一刻，礼兵就撤哨，而“忠烈祠”关门。
陪伴而来的台湾朋友讲，他们小的时候，“忠烈祠”类似于大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节日，都要来这里搞纪念活动，缅怀烈士。现在由于民主化，小孩子倒是没有学校组织来了，不过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参观访问的游人。虽然气氛有些凝重，我还是觉得如果大陆人有机会来到台湾，还是应该过来看看，感受一下别样的庄重气氛。向那些为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为了保卫中华民族利益而英勇捐躯的英烈，表示应得的缅怀、告慰和敬重。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而之所以大陆游客来参观者不多，关键是因为两岸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不同评价。辛亥革命、东征、讨袁、护法、北伐和抗战等阶段，近年来两岸的评价基本接近，歧见不多，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谢晋元、戴安澜等人，在大陆也被定为抗日烈士，万人景仰，北京还有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等路名以志纪念。当然，大陆方面在肯定国民党军队战绩的同时，也必会强调八路军、新四军的贡献。耐人寻味的是，圆山忠烈祠却一字未提。看来两岸在抗战史观上，还有进一步“磨合”的必要。
七
对于国共内战，国共两家各有天壤之别的解释，大陆称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解放战争”，台湾这里叫做“剿匪”和“勘乱”。对于张辉瓒，大陆民众只知道他被红军俘虏，却大多不知他被俘后差点促成国共两党1927年分道扬镳后的首次和谈。
据中共党史专家研究，张辉瓒被俘后，他的湖南同乡毛泽东主张不杀，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认为可以借此提出一些放回的条件，改变中央苏区极为困难的环境，也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宣传。当时南京方面也答应向红军捐送20万元现洋、20担医药，释放由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提供装备5000余人的枪械弹药等。
双方谈判即将举行，没想到1931年1月28日，苏区政府在吉安县东固召开反“围剿”胜利群众祝捷大会，与会的一些群众把对国民党军队的仇恨集中发泄到张辉瓒身上，激愤之下硬是从红军战士手里抢走张辉瓒，将其拖到会场不远处处死，随后又将其头砍下，装进一只竹笼，扔到江里任其漂流。
张辉瓒被杀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方面把他定位为舍身成仁的“忠烈”，备极哀荣；另一方面大做文章，污蔑共产党、工农红军是杀人不眨眼的“赤匪”、“魔鬼”，并对共产党、红军、苏区进行了报复。国民党军队官兵的仇恨情绪也被大大激化，这对工农红军分化瓦解敌军带来了严重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记取总结这一教训，后来制定了“不虐待俘虏”、“缴枪不杀”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再有就是“勘乱”阶段。邱清泉、张灵甫等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的将领，在忠烈祠自然是国民党方面“杀身成仁”的典范。但像戴笠，在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眼中，是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混世魔王”，也是贪恋女色的“色鬼”，而圆山忠烈祠对他的介绍却是溢美之词：“主持情报、安全工作，任军统局长兼中美合作所主任，历北伐抗战，发伏锄奸，制敌代谋，安内攘外，功绩彪炳。忠勇尽瘁，党国干城，美德高风，世之楷模。”这样的差异，可就是南辕北辙了。
1943年衡山南岳忠烈祠落成后，主持修建的抗日名将薛岳题写享堂碑文：“恭立忠烈祠，以怀忠烈神；我怀忠烈魂，誓继忠烈神。”对于东征、北伐和抗战忠烈，这4句话大体适用。但对于其他“忠烈”，海内外华夏子孙则只能是各说各话，“是非功过、百家评说”了。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