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歌曲翻译 百年回顾
摘 要:在我国,歌曲翻译始于清朝末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臻于繁荣,出现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好歌;今日,歌曲翻译已如明日黄花,昔日辉煌不再。本文首先从历时的角度回顾我国歌曲翻译的百年历程,以共时的角度综述它的研究现状,再进一步反思造成我国歌曲翻译从鼎盛到衰退的主要原因,并据此对歌曲翻译的未来作出展望,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一边缘领域。
一、导 言
歌曲是用声音表现情感的一种有效方式,是各国人民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创造的,它反映了各个国家民族不同的文化习俗和地域风貌。通过音乐和歌曲,我们可以领略异国他乡的民族风情、体验各色人种的思想感情。音乐是增进世界各民族相互了解的一个桥梁,它最贴近人民生活,最能拨动心弦,因而最能沟通思想。音乐是无国界、无种族、无肤色的,正如朗费罗说的那样,音乐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歌曲可以跨越国界被其他民族的人广为传唱的原因。比如,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那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过来的俄苏歌曲可以说是足足影响了中国好几代人。而中国的《茉莉花》也远渡重洋,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其中,翻译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翻译让这些歌曲在其他民族的文化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才得以流传至今。现有的歌曲翻译作品共分为三种:一种是在原歌曲后跟有中文歌词大意和注解,帮助理解原歌;一种是没有曲子,只有原词和译词,以赏析和学习为目的;一种是原词、译词并配曲子,或是译词上配有曲子,一般可以入唱。按照我国优秀歌曲译配者薛范的看法能算做歌曲翻译的只有最后那种了,所以本文只把目的为入唱的歌曲翻译纳入讨论范围,其余两种就不予考虑了。
二、历 史
据钱仁康教授举证,中国的歌曲翻译最早开始于清朝末年,可以追溯到叶中冷1908年翻译的美国歌曲《飞渡鸠迦》(《进军佐治亚》)。五四运动以后,西风东渐,许多外国歌曲和音乐开始大量译介到我国,其中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俄国等国家的歌曲。这些被译介的歌曲大致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学堂歌曲,当时从事音乐启蒙教育的人大多留学日本,对日本的学堂歌曲印象颇深并依其歌调填词传入中国,比如沈心工编印的《学校唱歌》就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学堂歌集之一;二是革命歌曲,从1925年大革命时代起,红色革命根据地已流传着不少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歌曲,先有法国《马赛曲》,后有《国际歌》,《少共近卫师》(《青年近卫师》)等;三是各国经典歌曲,比如说陈歌辛译配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歌》、马君武译的德国《迷娘之歌》和刘半农译的爱尔兰民歌《最后之玫瑰》等等数不胜数;四是伴随着“洋教”而来的宗教歌曲,据现存的资料记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早在1913年就编选出版了《青年诗歌》,20年代有11种,到40年代就有将近50种之多了。歌曲翻译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采用外国的曲调填以中国的古典诗词,比如钱仁康用俄罗斯民歌《从那岛屿后的河湾》填以李白的《长门怨》,用苏格兰民歌《水边和山崖》填以陶渊明的《归鸟》;有的是采用外国曲调自行填词,比如说李叔同的《送别》就是取自犬童球溪填词的《旅愁》,原曲是奥德威作曲的《梦见家乡和老母》;有的是根据原词译配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赛曲》、《国际歌》和《伏尔加船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俱兴,外国歌曲的译介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无论是从广度还是纵深度来讲都远远地超过了三四十年代。在此期间,《广播歌选》和《歌曲》等歌曲刊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创刊以来不但组织译介而且选登刊载了无数外国歌曲的翻译作品。另外,国营音乐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的相继成立也大大推动了外国歌曲的译介工作,出版了大量的各国歌曲翻译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外国名歌200首》。以它们为龙头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构想(打算把世界各国的优秀音乐作品陆续介绍过来),从而涌现了一大批像薛范、毛宇宽、周枫、尚家骧、邓映易、林蔡冰一样的优秀歌曲译配工作者,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译配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好歌。比如邓映易,她共译配了外国优秀歌曲近2000首,其中《欢乐颂》、《友谊地久天长》、《铃儿响丁当》等歌曲被广为传唱。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称她是“中国最佳歌词译配家”。她还将二百多首中国歌曲和四十多首山西民歌译配成英文,出版发行到香港、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地,使黄河文化走向了世界。比如薛范,迄今为止已译配发表了世界各国歌曲一千八百首,编译出版了外国歌曲集30余种,其中广为传唱的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海港之夜》、《红河谷》等。原苏联作曲家协会音乐学与音乐评论委员会主席弗拉吉米尔·查克对他的评价为:“您对于歌词有着卓越的审美感,把握住词的歌唱性,从而您的译词化为了音乐。”(钱仁康,2002)
然而好景不长,“十年文革”使歌曲翻译工作一度中止,直到拨乱反正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迎来了继五六十年代之后歌曲译介的又一个辉煌时期(薛范,2002:215)。这时期,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海外流行歌曲,一时间,各地的音乐期刊上纷纷译载,比如《歌曲》、《银幕歌声》、《电影歌曲选》等都经常有新的外国电影歌曲刊出。除此之外,各地出版社也竞相编辑出版歌集,几乎每年都会推出几本。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中外抒情歌曲300首》共三集,其中收集了450首外国歌曲。另外,1981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的由章珍芳编译的《美国歌曲选》是我国第一本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美国传统歌曲和民歌的集子;1983年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亚太歌曲选集》是我国第一本介绍亚洲太平洋地区歌曲的集子;1989年薛范编译的《奥斯卡金奖电影歌曲荟萃》,译介了历届获奥斯卡金奖的电影插曲,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这类歌曲集。在这段时期,包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朝鲜、日本、印尼、马来西亚、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南斯拉夫、捷克、波兰等绝大多数国家的歌曲都得到了译介,而且出版了许多国别歌曲集。在歌曲翻译不断红火的趋势的影响下,很多人加入了这一行列,像张宁、贺锡德、罗传开、盛茵、陶圣洁等后起之秀,在歌曲翻译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也结出了累累硕果。
三、现 状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存储技术、音视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歌曲不断超越国家的界限在全世界自由传播和传唱,目前我国外文歌曲的光盘、网站、有声杂志,如《音乐天堂》、MP3、MP4等,层出不穷。然而,不容乐观的是外文原版的歌曲虽多,但译作数量却在不断减少。现在,外国歌曲的翻译似乎大势已去、风光不再,《银幕歌声》、《电影歌曲选》等音乐期刊都相继停出,只有《歌曲》月刊仍在坚持每期刊出一首新译外国歌曲,而且只有张宁、薛范、陆圣洁和盛茵等译者,到2000年以后就只有张宁和薛范常有作品问世。这一期间出版的外国歌曲翻译集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只有李凌主编的《中外民歌大全》、白煤编译的《东南亚5国民歌选》、张宁等译的《约翰·丹佛演唱歌曲选》、薛范编译的《1997-1991苏联歌曲珍品集》和《世界电影经典歌曲500首》和贺锡德编著的《365首外国古今名曲欣赏》等几部歌集。虽然到90年代末期,借着“世纪回眸”的名义,许多《歌曲大全》、《歌海》、《经典歌集》相继而出,可惜这繁华背后却掩盖不住歌曲翻译的衰微之势,许多出版的歌集都是“新书载旧歌配旧译”,少有新作问世。
可是,即使是在现有的这些有限的歌曲翻译作品里,很多根本无法入唱,破句、倒字、无韵的现象的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比如说,传唱很广的巴西民歌《在路旁》中有这样两句:“在那里面住着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一见她就神魂飘荡。”“神魂飘荡”的自然是“我”,但是有的译者如此译配:
“443”是一个“动机”,“3”和后面的“7”有相距五度,这中间形成了一个断层,于是唱出来的效果便成了“我一见,她就神魂飘荡”。乐句的气口与歌曲的句逗凌乱错位,导致“神魂飘荡”的人成了“她”,而不是“我”了。还有下面的译配:
这里“我的马”从平声到上声,字调从高到低,而乐曲旋律走向相反,是上行。所以这里造成了倒字,听来就成了“请把我的妈,交给我爸爸”,令人啼笑皆非。更有甚者,译文的汉字数与原词的音节数偏差很大,造成原曲的节奏被破坏。
此外,从事译配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少,许多人都是以散兵游勇的形式在歌曲翻译领域里各自为战,自生自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哎哟!妈妈》的译配者林蔡冰,虽然至今共翻译发表了300多首外文歌曲,编译过3本外国歌曲集,所获稿费却不足以谋生,无奈之下只好在福建漳州街头修锁。谁又会想到一个集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文学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三会会员于一身的艺术家却要以修锁为生呢?在七十多岁高龄的今天,他的心愿仍是希望不用为了生计每日奔波修锁,把时间都花在音乐方面的翻译研究上,结集归纳数十年来自己的翻译成果。同样,曾将大量脍炙人口的苏联革命歌曲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薛范,早年一直默默无闻,也是到了晚年,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和处境。由于身体限制,薛范从没有一个“正式”的单位,他的“收入”是上海作家协会每月300元津贴和八旬母亲600元退休金。
不过最令人心忧的是如今译配队伍已呈现老龄化,歌曲翻译却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按理说现在精通外语的人才比上世纪50年代来不知多出多少倍,外语水平也不知高出多少倍,却很少有人加盟这支队伍,到底什么原因呢?首先,歌曲翻译对译者本身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仅要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有较好的音乐修养和诗词文学修养。所以现在我国许多音乐界人士翻译外国歌曲时,为了减轻译词的困难,常常由一个人译意,另一人配歌。采用这种“分而治之”的方法翻译歌词,歌曲也许会因人而“译”,其音乐的感受也因人而“异”。因为歌和曲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译者必须全神贯注,对原诗融会贯通后才能译配出完美的歌词。正因为这样,歌曲翻译可谓难上加难,而对译者的要求也就更高,所以才让人望而却步。其次,因为出版社大多是以市场来考虑选题,歌曲翻译发表园地少,出版又较难,稿酬又较低,高付出低收入。
总体来说,目前歌曲翻译出现了“六多六少”的状况:外文的原版歌曲多,译成中文的少;学唱外语歌曲的多,从事歌曲翻译(配译)的少;外译中多,中译外少;欧美流行歌曲译品多,多元化多民族歌曲译品少;歌词翻译的多,歌曲配译的少;译配的作品多,能入唱的少。
四、反 思
今天,多数人钟情的是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曲和原版欧美流行歌曲。对于歌曲翻译,他们认为:“外国歌曲翻译得再好,也总失去原来的韵味”;“原版歌曲都是外语的,改成中文,味道全没了”。年轻人的耳朵并没有偏见,为什么我们再难听到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优美的外国歌曲呢?按照彼特·楼(Peter Low)的分析,一要归因于歌曲翻译任务本身存在的难度,二要归因于多数歌曲翻译译者翻译所采取的糟糕的翻译策略(Low, 2003)。毕竟,歌曲有着独特的文体特征,它既有文学性又有音乐性,因而它的翻译标准不能简单等同于文学体裁的翻译标准,不仅要做到“美诵”,“美奏”“美韵”“美意”还得做到“美唱”和“美感”。这也许就是摆在每位歌曲翻译工作者面前的第一大难题。因为无论译文何等地忠于原文,如果唱出来达不到与原歌同感的“六美”,就肯定会被受众批为“味道全没了”而遭淘汰。其次,歌曲的审美效应指向两种对象,即唱者和听者,对于唱者来说,译本要“切唱”,对于听者来说,译本要“切听”。而我国音乐界历来重视歌曲翻译实践而忽视歌曲翻译理论的研究,到上个世纪末为止,除了有几位发表过一些经验之谈的短文章以外,从未有过任何科学总结和理论上的探讨,更别说在翻译标准方面达成共识了。正如翁凤翔所说的那样,如此这般造成的结果就是“从宏观上来看,整个音乐界若没有人对音乐翻译理论进行研究探讨,在音乐翻译标准达成共识,音乐翻译者便各自为政,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就各行其是”(翁凤翔,1999)。
我国传统的翻译研究很长一段时期都囿于语文学的研究范式之中,曾经一时,人们一谈及中国译论,必言“信”“达”“雅”,一直满足于这种基于个人主观经验的概括、有感而发的随机点评、零章片语的语录和注疏。而歌曲翻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翻译研究学科下的一个子学科,它几乎从未得到过重视,事实上,这门所谓的学科也从未确立(薛范,2002:5)。所以,可以想象我国的歌曲翻译理论研究有多么的匮乏。笔者在中文期刊数据库输入“歌曲翻译”和“歌词翻译”两个关键词后,总共找到有关歌曲(词)翻译的文章10篇,硕士研究生论文1篇。其中整个80年代是一片空白,90年代仅3篇。在中文期刊数据库里查到的最早的一篇是1997年张志强的《英文歌词的翻译》,文中作者认为歌词翻译应在忠实愿意的前提下尽量使译文合曲押韵,琅琅上口,适于歌唱,注意与谱的配合,并依照王佐良、刘重德(2003:90)的“以诗译诗”提出了“以歌译歌”。钱仁康先生在《谈歌词的翻译》里也主要谈的是50多年来歌词翻译的一些体会和心得,认为歌词翻译既要符合原作诗歌的韵律又要配合音乐。薛范把他的译歌经验概括为“统摄原意,另铸新词”。高延的《英文歌词翻译法之我见》一文,虽然具体谈到了歌曲翻译中韵的处理、句的对应以及词的再创作几个方面,但也是前人翻译经验的总结。这寥寥几篇散见于各种杂志、期刊的文章都还是局限于语文学的研究范式,经验漫谈有余,科学阐发不足,串不成串,无法形成逻辑体系。
新世纪之初薛范先生出版的《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一书可以说是对歌曲翻译的实践经验最为系统、全面的概括。在此书中,薛范先生对歌词翻译的特殊性、韵律、节奏、声调、风格、文化差异、语言现象等多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细致、中肯的论述。多达50余年的成功实践,使薛范先生在理论上的分析、综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钱仁康曾评价这本书“内容多有前人所未言的创见”,是“薛范对歌曲翻译的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这是我国目前第一本也可以说是唯一一本歌曲翻译理论的入门书(邵正如,2001)。无独有偶,2002年李程的《歌词的英汉翻译》一文里也从节奏的轻重缓急、原译词句读的一致、汉语的四声和音乐风格四个方面对如何进行歌词的英汉翻译做了简单的分析和归纳,其中许多观点与薛范先生不谋而合。然而,人类的认知总是在不断地寻求某种突破,而不是固守或满足于前人已经总结出的经验。一方面,经验是实践的直接总结,有助于下一步实践,因而不可或缺;另一方面,经验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局部问题为解决对象,往往流于就事论事,表征为低层次的重复摸索,缺乏广泛普遍的指导意义。所以,如果把翻译研究完全寄托于直接经验,其结果必限制翻译学的视野和范围,制约学科的健康发展(孙艺风,2004)。可以说薛范先生出版的这本《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是歌曲翻译研究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因为它代表了歌曲翻译经验总结的制高点,接下来就应该把经验上升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才能反过来修正具体存在的经验,从而有效地指导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的西方翻译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文化学派等等。这些西方翻译理论流派,不但为中国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同样为中国歌曲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框架。先是重庆大学的蒋宇佳,后有陕西音乐学院的穆乐,他们都尝试借用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来探讨歌曲翻译,把歌曲翻译看成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译作应力求适合于听和唱,所以译者的翻译行为应时刻以歌词翻译的交际目的为导向,努力实现其译作的功能。这一视角的转换有助于拓宽我们的视野,打破墨守成规的习俗,从而更清楚地了解和认识研究对象。如此种种也许是个好的预兆,让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翻译研究不断走向学科化和系统化,歌曲翻译研究也会有更大的飞跃。
五、展 望
21世纪的中国,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这样的国际背景为翻译事业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仅2003年-2005年出版的外国歌曲集就达二三十种之多。汉语歌曲译为英语也有较好的开端。比如熊若磐、梁联发继邓映易之后在他们编译的《怀旧金曲》里把我国的30多首名歌译配成了英文。2005年超女漂亮的英文歌声,赢得了亿万歌迷,震撼那么多人的心,笔者相信只要音乐和歌曲仍是人们的至爱,仍是人们了解和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重要的媒介,那么歌曲翻译事业就势必会有后来人。毕竟,歌曲翻译或配译是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缺乏歌曲翻译研究,译学体系就不再完整。在此,我们真心地希望译界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给予歌曲翻译或配译更多的关注。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0602583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研究项目(07SJY010)和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基金资助项目(5700-K05004)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何高大,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教育技术等;陈水平,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等。
① 参阅http://hzrb.hangzhou.com.cn/20040101/ca715298.htm(2007.12.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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