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堂乐歌”是清末民初时期新式学堂开设乐歌课及其所唱歌曲的统称，标志着中国近代音乐的开端，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对学堂乐歌所作的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分析，呈现出我国人民从早期西方音乐文化的强势入侵下被动接受到中、晚期主动接受西方音乐的心路历程，这代表着我国人民在观念、审美、心态上从“被动”到“主动”的一种革命。
〔关键词〕学堂乐歌 历史分期
一、学堂乐歌发展的早期阶段
学堂乐歌发展的早期阶段在教会学堂时期。1840年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除宣传教义、传教布道外，在中国开设了大量教会学校，或者说，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国近代教育领域。这些不同于中国“府学”、“县学”、“私塾”等传统教育的新式教会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接受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早期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而且开设音乐课的学堂有：“马礼逊学堂”（1842·香港）；“崇信义塾”（1845·宁波）；“上海清心书院女校”（1861）；“登州文会馆”（1872·山东文登）；上海圣约翰书院（1890年有儿童唱诗班）；“汇文书院”（1890·北京）；“中西女塾”（1892·上海）；“天津中西女学”（1909·天津）等等（孙继南：《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增订本]，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38页）。其中，“登州文会馆”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登州（今山东蓬莱）创办的教会学堂。《登州文会馆志》是一部为纪念山东登州“文会馆”成立40周年（1864～1904）编纂出版的校志，该书于中华民国二年（1913）由潍县广文学校印刷所刊印。其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十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学堂乐歌”，包括如下内容（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载《音乐研究》2006年6月第2期，第75页）：
上述10首歌曲全部为五线谱记写的合唱歌曲作品，且多为二部、四部合唱。歌曲形式、织体多样。按题材内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爱国歌曲、抒情歌曲、宗教赞颂歌曲、颂歌四类。其中，除《爱国歌》由《文会馆志》总编辑之一刘玉峰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为“适合共和政体”而编写的歌曲之外，其余9首均为“文会馆”于1904年并入“广文学堂”之前编创的“乐歌”。其中《乐赴天城》为现知最早有国人编写的圣咏歌曲，《恢复志》为近代最早的一首爱国合唱歌曲，而1888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的周书训（字铭九，山东青州府安邱县逢王庄人，1888年于登州文会馆毕业后留任教习）编写的《赏花》，无疑是目前所知中国第一首“乐歌”作品。
《赏花》描绘冬去春来，百花盛开，赏花人在芍药、牡丹丛中徘徊，借景抒情，倾诉衷怀。四句歌词为长短句形式，富有古典诗词韵味。语言清新流畅，继承了传统文人歌咏自然、饮酒抒怀之特色。曲调应来源于圣咏歌曲。全曲共16小节（8+2+6），为四声部合唱织体。和声以正三和弦为主。结构完整，前后呼应，其中插句与再现乐句的“填充节奏”，安排恰到好处。此曲的单旋律歌谱后收入杜庭修于1932年编印出版《仁声歌集》和邓余鸿于1942年编印出版《101中文名歌集》之中，说明直至三、四十年代这首歌曲依然有着广泛影响。同时，《赏花》产生年代与学堂乐歌代表人物李叔同、曾志忞孩童时期大致相当。因此，以目前所见资料而言，《赏花》应为19世纪下半叶我国早期学堂“乐歌”中最早一首歌曲作品。
《文会馆志》“唱歌选抄”前有一段话相当于“编者按”的话：“昔者，文会馆同学一堂，每以讴歌时尚，或行赛论会、庆贺毕业生，尤须预事演习，兴高采烈。累年所积，计数百篇。兹择词谐调和、长幼乐詠者，排印于左。苟吾辈同学邂逅相遇，按谱歌之，不特当年情况宛在目前？即此文会馆志亦活动生趣矣。 营陵王元德誌。”刘再生先生将这段话解读为三点：第一，这些歌曲是“文会馆”历年来积累的作品；第二，用于集会、讲演会、毕业典礼等场合集体歌唱；第三，“累年所积，计数百篇”（ 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事实证明，近代最早编创“乐歌”的群体是在中国土生土长同时又接受西方文明教育的青年学子。任何时代音乐文化发展，总是由率先体现出相异于“古歌旧曲”而具有新时代内容形式及重要特征的音乐作品。在这一层面上说，“文会馆歌曲”标志着中国“学堂乐歌”的滥觞，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堂则是中国早期学堂乐歌之策源地（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第39～49页）。
二、学堂乐歌发展的中期阶段
“学堂乐歌”发展的中期阶段即1898年康有为奏呈光绪帝《请开学校折》并在全国范围内的新式学堂开设“歌乐”课的法令后，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近代学校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其中，1903年颁布的《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中就将“音乐”列为必设课程之一，教课对象以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为主；1907年又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章程》，章程规定，在女子初、高两级小学堂开设“音乐”课；1909年后，在《修正初等小学课程》中更是明文规定，凡初等小学堂中必开设“乐歌”课。以及在高等小学堂中需增设“乐歌”课。同时，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学习人数逐年增加，1902年为400到500名；1903年为1000名；到1906年增至约8000名。“官费”和“私费”两种形式的比例大致为3：7。这种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浪潮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日本在明治年间（1868～1912）发起的一场维新运动，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日本近代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用了不到5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200年时间才完成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史称“明治维新”。而中国留学生在“远法德国，近采日本”思潮影响下，纷纷去日本效法经验，寻找“变法图强”途径。因此，这一时期的学堂乐歌多为根据日本曲调填词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学堂乐歌创作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人，他们编创的“乐歌”作品在全国广为流传，推动了“学堂乐歌”高潮时期的来临。
这一时期的作品，如《男儿第一志气高》（沈心工作歌），曲调来自《日本游戏歌唱》一书中《手戏》一歌；《中国男儿》（石更作词、辛汉配歌），源出日本学校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何日醒》（夏颂莱填词），是日本歌曲《樱井诀别》的填词歌曲；《扬子江》（王引才作词），曲调源出自《铁道唱歌》歌调；《十八省地理历史》（沈心工作词），根据《日本海军》歌曲填词；《勉女权》（秋瑾填词），歌调近似于日本幼儿歌曲《风车》；《当兵》（华航琛作词）、《革命军》（沈心工作词）等均采自日本歌曲《勇敢的水兵》（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64～108页）。这些歌曲是在中国社会上最早流行并且广泛流传的一批“乐歌”。
在这些乐歌中，《中国男儿》最具代表性。这首歌曲的歌词以“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的宏伟气势和明朗开阔的大调色彩、坚定有力的节奏与气质雄壮的进行曲风格唱出了中国男儿要成为国家中流砥柱的精神风貌，是学堂乐歌中传唱最为广泛的歌曲之一。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在学堂乐歌发展的三个阶段中是最为重要，也是乐歌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学堂乐歌发展的晚期阶段
学堂乐歌在辛亥革命前后进入到发展晚期阶段，表现是曲调开始趋向于采用欧美歌曲。沈心工在《重编学校唱歌集》（1912年10月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编辑大意”中所说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余初学作歌时多选日本曲，近年则厌之而多选西洋曲。”标志着学堂乐歌音乐风格演变的一种迹象。
学堂乐歌所采用的欧美曲调填词作品，形式更加多样、旋律更加丰富，地区更加广泛，有德国歌调、法国歌调、英国歌调、美国歌调、意大利和西班牙歌调、东欧和北欧歌调等等，如《体操》（女子用，沈心工作词）根据德国民歌《离别爱人》填词；《春郊赛跑》是李叔同根据德国歌曲《木马》填词；《英文字母歌》最早是法国民歌《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旋律；沈心工根据英国民间舞曲《村舞》填词的《铁匠》；李叔同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填词的《送别》等等（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11～270页），不拘一格，繁花似锦。
在这些歌曲中，《送别》堪称学堂乐歌的经典作品。此曲不涉教化，意蕴悠长，音乐与文学的结合堪称完美。歌词以长短句结构写成，语言精练，感情真挚，意境深邃。歌曲为单三部曲式结构，每个乐段由两个乐句构成。第一、三乐段完全相同，音乐起伏平缓，描绘了长亭、古道、夕阳、笛声等晚景，衬托出寂静冷落的气氛。第二乐段第一乐句与前形成鲜明对比，情绪变成激动，似为深沉的感叹。第二乐句略有变化地再现了第一乐段的第二乐句，恰当地表现了告别友人的离愁情绪。这些相近甚至重复的乐句在歌曲中并未给人以繁琐、絮叨的印象，反而加强了作品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赋予它一种特别的美感。“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淡淡的笛音吹出了离愁，幽美的歌词写出了别绪，听来让人百感交集，并透出诗人的感悟：看破红尘。
除此之外，还有采用中国歌调填词的学堂乐歌，主要用人们熟悉的民间曲牌如《茉莉花》、《梳妆台》、《凤阳花鼓》、《老六板》等填词，其中以梁启超根据《梳妆台》填词的《从军乐》，华航琛根据同一曲调填词的《女革命军》；根据《老六板》填词的《祖国歌》、《习会歌》（作者不详）等流传较广。中国曲调在学堂乐歌中所占比重较小，鲜明反映了学堂乐歌时期人们音乐审美观念的价值取向。
三、学堂乐歌的重要历史意义
学堂乐歌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社会面貌及人们的思想精神得到深刻的改变，另外也标志着中国近代音乐的开端，对学堂乐歌的发展进行历史分期，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对新音乐在我国的建立进行一种历史“断代”，而进行“断代”的依据便是“史料”。史料是构建历史科学的重要环节，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史实”更是史料之精华，能够使史学研究建立在科学、客观、翔实、牢固的基础之上，有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学术价值。冯文慈先生有一个精辟论点：“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 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301页）。本文对学堂乐歌所作的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分析，呈现出我国人民从早期西方音乐文化的强势入侵下被动接受到中、晚期主动接受西方音乐的心路历程，这代表着我国人民从“被动”到“主动”在观念、审美、心态上的一种革命，这种革命使得西方高度声乐化与高度器乐化的音乐形态扎根于我国，成为我国一百年来有别于传统音乐的新的音乐形式。学堂乐歌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
[2]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01（01）
[3]孙继南.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增订本][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09（01）：3-38.
[4]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05（01）：64-108；111-270.
[5]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07（01）：301.
[6]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J].音乐研究.2006-06（02）：75.
[7]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J].音乐研究.2006（03）：3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