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融合中国西藏意象的当代流行音乐在国际传播中备受瞩目，西藏形象的国际构建由“自身文化魅力和神秘色彩”的内因，以及“西方历经神秘化、蒙昧化、理想化、政治化、客观化五个阶段的认识过程”这一外因共同作用而成。当代融合西藏意象的流行音乐《阿姐鼓》和《万物生》在国际传播中秉“因人而异，各有所长”的传播方式，融入中国传统的音乐元素，善用神秘神圣的宗教资源，探索新颖多元的传播方式，借鉴由外向内的运作模式，以此促进中国音乐作品更好地在国际范围内传播。
[关键词]西藏意象；中国流行音乐；阿姐鼓；万物生；海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7）17-0010-05
富有东方神秘色彩和异域民族风情的中国流行音乐，通常能在国际上受到更多的瞩目和青睐，尤其诸如朱哲琴《阿姐鼓》和萨顶顶《万物生》等一系列融合了西藏意象和宗教灵性之光的概念性唱片大碟。通过梳理上述两张专辑的传播方式及两位歌者的宣传活动，总结两者的传播特点，为今后中国流行音乐的音乐创作和国际传播提供可借鉴之处。
一、前提基础：西藏形象的国际构建
以《阿姐鼓》为代表的一系列融合了西藏元素的中国唱片，之所以能享誉国际，除了高水准的专辑制作之外，贯穿整张专辑的西藏文化亦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因素。此外，西方国家对西藏抱有持久的热情和极高的关注度，为此类专辑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内因：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及神秘色彩
在西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自然因素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受复杂地形以及高原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孕育了独特藏族文化。又因地形阻碍、交通不便等客观因素，使得西藏形成了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西藏文化得以不受外来文化的侵蚀而完好保存、延续至今，使其保持着独特性和神秘感。
藏袍、青稞酒、酥油茶等一系列具有藏族特色的标志性事物，使外界对西藏的认知具象化。由于高原上严峻的自然条件、严酷的生存环境以及脆弱的生态系统，使得藏民们对天地抱有一份敬畏之心和崇拜之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尊重自然、众生平等”的宗教理念。藏传佛教“永世轮回”的核心教义又发展出行善积德的行为准则和处世观念。藏族的信仰文化，赋予了西藏更多的神秘感和吸引力。
（二）外因：西方“西藏形象”的认识过程及传播载体
西方民众对于西藏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小说、游记等文学作品和电影、纪录片等影像资料，由此获得了相对模糊的认识。关于西藏或神秘美好或愚昧野蛮的印象，主要可划分为神秘化、蒙昧化、理想化、政治化和客观化五个认识过程[1]。
1神秘化
17世纪之前，西方人主要通过一些传说来了解西藏，例如中世纪时期的“约翰长老”“约翰长老”传说指的是约翰长老之国，是东方存在着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强大国家，并认为西藏人是约翰长老的后裔。 和“淘金蚂蚁”希罗多德《历史》、科学家托勒密《地理》以及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等书均有记载，西藏生长着一种擅淘金沙的巨型蚂蚁，反映西藏富藏黄金。 传说，这些传说激发了眾多西方作者的想象力，从而开启了西藏形象的神秘化描写，由此西藏被构筑为一个充满智慧灵性的神奇之地。[2]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威廉·费尔希纳拍摄了第一部藏地纪录片《西藏东部探寻》，这种探险风格为西藏增添了神秘色彩。此外，1994年拍摄的纪录片《西藏度亡经》，介绍了人死后的中阴境界以及解脱和投胎的过程，该片传递出较强的唯心主义观念，超自然描述使得西藏更富神秘色彩。[3]
2蒙昧化
西方人对于西藏的蒙昧化形象塑造最初来源于“食人生番”的传说，后来主要以侵略者的回忆录形式呈现，例如英国侵略者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这些著作都反映出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轻视甚至蔑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现实的西藏与文本中的西藏想象谬以千里，难掩失望之情。其次，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社会基于世界中心论以及强烈的优越感，使得其对非西方世界做出主观偏颇的价值判断，由此表现出对西藏的不屑乃至厌恶之情，甚至贬低西藏的宗教文化。
3理想化
西藏形象的理想化书写更富有乌托邦色彩，营造世界和平的祥和景象，以期满足西方社会的普遍心理诉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众多西方国家开启了对外殖民侵略进程。社会心态的转变以及战争带来的恐慌和不安粉碎了西方民众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愿景。因此，美好的异国之地“西藏”便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净土。詹姆斯·希尔顿在其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创造了西藏的“香格里拉”神话，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4]。
4政治化
西藏形象的政治化构筑从18世纪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以期建立西藏与中国的对立形象达到分裂中国和西藏的目的。这一带有政治立场的“西藏观”潜移默化地影射到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当中。例如奥地利作家海因里希·哈勒《西藏七年》，并于1997年改编成同名电影《西藏七年》，将“藏独”形象和反华意识深入刻画在西方观众心中。另外，在旅英华人纪录片制作人书云的纪录片《西藏一年》国际版中，具有鲜明的西方政治立场的解说词并不少见[5]。
5客观化
20世纪80年代起，在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提出了东方主义理论，认为西方对亚洲和中东的印象是带有误读和偏见的，并以伊斯兰为例加以解读，揭示了西方社会背后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心理。《东方主义》成为了后殖民研究的经典。 的影响下，西方一部分西藏研究者开始了批判反思和客观化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艺术和展览馆于1996年组织了一次以“西藏神话：知觉、投影和幻想”为主题的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论文，这是西方学者集体反思西方西藏研究的里程碑。[6]在此影响下，西方社会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西藏客观性描述的纪录片。上述提及的《西藏一年》，虽难以避免政治性色彩的解说词，但其避免了将西藏神秘化，真实记录了西藏宗教信仰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反映了西藏普通人民平凡而真实的生活[7]。
二、代表作品：《阿姐鼓》与《万物生》
通过音频载体来传播西藏音乐成为了西藏概念国际传播的新渠道。正基于此，音乐界开始了西藏音乐现代化、流行化的尝试和探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当属朱哲琴《阿姐鼓》和萨顶顶《万物生》。
（一）专辑《阿姐鼓》
专辑《阿姐鼓》由朱哲琴演唱、何训田作曲，于1995年在全球56个国家同步发行，正版销量达300万张[8]，成为了国际唱片史上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是中国乐坛的里程碑式作品。同年，该专辑获得了美国录音协会“经典唱片奖”和台湾金鼎奖“最佳专辑奖”，主打曲《阿姐鼓》MTV入围了全美MTV大赛的最佳音乐录影带提名[9]。该专辑共收录了7首曲子，整张专辑充满着丰富的藏族音乐元素，无论是伴奏乐器和还是演唱方法，都弥漫着浓郁的西藏风格。
同名歌曲《阿姐鼓》是该专辑的主打歌曲和点题之作。歌曲《阿姐鼓》运用了中国传统五声调式。主歌和副歌之间的过渡句，使用了清角为宫的转调手法。副歌尾句的旋律以原位大三和弦的排列顺序向下行进，富有开阔平和的大调色彩，与曲首压抑忧郁的气氛形成了强烈对比。基于整首歌曲的五声调式色彩，配以朱哲琴的空灵嗓音，以及富有西藏风格的自然高亢的背景人声，让整首歌曲充满了中国西藏民族风格的神秘色彩。歌中所唱的“阿姐鼓”是西藏的传统文化，即用纯洁少女的皮制成人皮鼓，用于藏传佛教的祭神仪式。《阿姐鼓》通过描述了一对姐妹超越生死的情感交流，折射出藏族人民的生死平等、生命轮回的豁达生命观。
专辑中的其他歌曲，通过借助不同的西藏意象，例如转经筒、藏羚羊、天葬仪式等，从多种角度阐释了藏传佛教的神性光辉以及对宇宙万物的哲学思考。有些歌曲描写了雪域高原的自然意境，表达了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之情，例如《没有阴影的家园》和《羚羊过上岗》。在《没有阴影的家园》中，婉转飘逸的歌声伴以笛、萧等乐器营造出和谐氛围，表达了创作者对纯净理想西藏的向往和推崇。《羚羊过山岗》则刻画了一幅天高地阔、生灵和谐的祥和景象，反思人应常怀感恩和敬畏之心。另外一部分歌曲则侧重表达藏民豁达的生命观。例如《阿姐鼓》《天唱》《卓玛的卓玛》。《天唱》歌唱的是藏人传统的“天葬”习礼，展示了其无惧死亡的豁达心态和信奉轮回的宗教思想。《卓玛的卓玛》全曲仅由“卓玛”二字及其他衬词衬腔组成，再次传递出藏传佛教的轮回思想。此外，有些歌曲则传递出更深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较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例如《笛威辛亢纽威辛亢》和《转经》。《笛威辛亢纽威辛亢》意为“天堂地狱”，是藏语的表达，该曲通过反问式演唱，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盲目追求和选择提出了质疑。《转经》则集中体现了创作人员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宗教信仰等诸多关系的哲学思考。[10]
专辑《阿姐鼓》传递了创作者自身对生命及宇宙的哲学思考和灵性感悟，这是一次精神探索和文化反思的尝试，赋予了专辑《阿姐鼓》强有力的生命力。
（二）专辑《万物生》
专辑《万物生》于2007年发行，由萨顶顶、何训田、张宏光共同制作。该专辑于2007年6月25日在日本首发，获得日本媒体的一致好评；同年7月，在整个东南亚发行，专辑销量冲上HMV排行榜第10，并稳居前三名数周之久；同年10月登陆英国，英国《卫报》给出四颗星评价；[11] 2008年，萨顶顶凭借专辑《万物生》获得英国BBC世界音乐大奖“亚太地区最佳音乐人奖”，并凭此成为中国首位受格莱美邀请的歌手。专辑《万物生》是她对自身音乐生涯的阶段性反思之作，也是她对生命感悟和生活真谛的体会之思。
专辑《万物生》共收录了10首歌曲，运用了汉语、藏语、梵语、自语四种语言演唱。其中《万物生》和《神香》均有两个版本，《锡林河边的老人》和《拉古拉古》使用了萨顶顶自创的自语演唱。
专辑同名主打歌《万物生》，由高晓松填写中文歌词，梵文歌词则来源于佛经《金刚萨埵百字明咒》[12]。中文版《万物生》的歌词总共八句，前四句描述了四季的更迭交替，后四句则体现了世间万物的相互关联性，描绘出一幅人与万物和谐相处的画面[13]。歌曲《万物生》以藏族民歌《我们在此相聚》作为引子，通过原生态歌声展现出一幅雪域高原的画面，给予听者无限想象。整首歌曲使用爵士鼓来把握节奏，弥漫着强烈的电声音乐色彩。多段间奏均使用古筝演奏来串联起不同乐段，透露出一股优雅的中国古典音乐风格。另外，萨顶顶加入了大量藏族原生态演唱方法，例如“缜固”唱法，并注入了自己独特的发音吐字，使得歌曲更富有藏族特色和神秘意味[14]。
值得一提的是，“自语”演唱形式是该专辑的一大特点。“自语”就是用非语义性的字符进行演唱，不借助任何现成的歌词，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进行哼唱，以此来表达情感抒发情绪。这种演唱方式突破了语言的束缚和局限，展现出音乐的即兴性和偶然性，更助于实现心与心的纯粹交流和互动。[15]
借助中国传统器乐的表现手法和听觉审美，融合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音乐的演唱风格，并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电子舞曲化编译，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萨顶顶音乐风格”，成功引起了西方市场及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顺利打入国际音乐市场，为中国音乐的国际推广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传播方式：因人而异、各有所长
探究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两者的国际传播方式和策略，发现各有特色，因人而异。朱哲琴通过一系列国际活动和跨界尝试，成功打造了个人品牌，延续了《阿姐鼓》的热度。萨顶顶及其幕后团队则深谙媒体平台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利用权威媒体将《万物生》宣传辐射范围最大化。
（一）朱哲琴与专輯《阿姐鼓》
专辑《阿姐鼓》的惊人销量开启了中国唱片走向国际的新纪元。朱哲琴对专辑《阿姐鼓》及其音乐哲思的传播和延续，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释。
1专注音乐活动推进专辑国际宣传
首先，专辑《阿姐鼓》的国际传播主要是通过举办演唱会而获得各界关注。例如：1995 年，朱哲琴分别在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加拿大温哥华、日本东京等地举办个人演唱会。2000年，朱哲琴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了三场基于东方“和而不同”和平理念的《天唱人间》演唱会，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为“为期十年的国际和平文化年开幕盛典音乐会”。2005年，朱哲琴借新专辑《新乐府》宣传之势，再次携《阿姐鼓》系列踏上了国际征程，出访欧、美、亚、非等40多个国家并举行个人演唱会[16]。
另外，朱哲琴还参加了诸多国际知名的音乐活动，担任嘉宾、主持人和评委。例如：1995年10月出席了第一届亚洲音乐大展并举办“Dadawa之夜”，1996年出席在法国戛纳举办的国际唱片大展并登台献唱；担任2011年第九届古尔德国际音乐大奖评委；与谭盾共同担任2012年第54届格莱美音乐盛典嘉宾主持等等。[17]
除此之外，朱哲琴仍潜心于音乐创作。2004年4月，朱哲琴与中央歌剧院管弦乐团合作，发行了现场录音专辑《新乐府——朱哲琴》，歌曲《阿姐鼓》收录其中。同年，朱哲琴又发行了精选辑《最动听的朱哲琴》，收录了专辑《阿姐鼓》的全部歌曲。
2尝试跨界合作促进个人品牌树立
朱哲琴还尝试跨界合作，这些实践丰富了她的人生经历和艺术生涯，也从中反映了她的艺术理念和人生追求。
朱哲琴与影视行业的跨界合作较多，诸如：1996年主唱电影《中国盒子》的配乐并获该年度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配乐獎；2003年应中央电视台与香港凤凰卫视之邀，参与制作大型纪录片《走进非洲》，担任南线主持人，并为该片制作并演唱了主题曲《自由之歌》；2006年，与美国导演合作录制纪录片《声音的漫游》。
此外，朱哲琴还涉足了音乐剧的制作和演出，于2002年应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之邀，在香港葵青剧院演出三场由其担任主演、编剧及制作人的多媒体音乐剧场《迷哥》。[18]
3参与公益活动助推优秀音乐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朱哲琴热衷于公益活动并身体力行参与其中。2009年，其接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任命，担任中国亲善大使并发起“世界看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朱哲琴带着团队多次赴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对传统音乐和手工艺进行素材收集和整理。[19]历时两年的民间艺术探寻之旅，不仅让朱哲琴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民间艺术，也丰富了朱哲琴的创作素材和音乐思维，直接促成了新专辑《月出》的诞生，总共收录了34首歌曲，其中包含了24首民歌采样。该专辑体现出音乐的民族性、多样性和亲民性，反映了朱哲琴新的音乐感悟和精神境界。
综上，可见朱哲琴对专辑《阿姐鼓》的国际传播有其特殊性。尝试跨界合作、参与公益活动构成了朱哲琴进行国际传播的独特所在，专辑《阿姐鼓》在无形中取得了历时长、传播广、印象深的国际传播效果，使得其不具有复制性。
（二）萨顶顶与专辑《万物生》
朱哲琴与专辑《阿姐鼓》的一炮而红，为《万物生》的海外传播奠定了一个广泛的听众基础、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接纳环境。通过梳理萨顶顶及其专辑《万物生》的宣传活动，发现其国际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专辑《万物生》的发行轨迹是先亚洲后中国内陆，而后再进军欧美。2007年6月25日，专辑首发于日本；7月，在整个东南亚发行；同年8月在中国大陆发行，转战大陆市场；10月，专辑登陆英国；2008年7月，赴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首轮巡演宣传。[20]之所以采取这种发行策略，一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有针对性地去各个国家进行宣传造势；二是为了全面了解市场反应，以便根据临场经验和市场反馈为日后的发行宣传做出更加全面的计划。
第二，善于与中国权威性官方电视媒体进行合作，尤以中央电视台为主。2006年9月，在专辑《万物生》的后期制作阶段，萨顶顶已与中央电视台合作，远赴西藏阿里地区国家一级保护区的古格王朝遗址，耗资120万联合拍摄歌曲《万物生》MV；同年10月，担任第八届CCTV音乐盛典表演嘉宾；2010年12月，参与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文艺》节目的录制。萨顶顶曾于2012年和2016年两度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让《万物生》再次家喻户晓，更基于春晚全球直播的优势，再一次实现了《万物生》的国际传播和推广。
专辑《万物生》的国际传播渠道与策略，仍局限于传统常见的传播方式，传播思维过于传统。相对于朱哲琴的个人品牌树立，萨顶顶在这方面做得稍有欠缺。
四、借鉴：音乐创作与传播方式并重
从朱哲琴和萨顶顶音乐作品的国际传播来看，民族风格和宗教元素对西方听众具有较高的吸引力，其音乐作品的创作特点及成功传播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之处。
（一）融入中国传统的音乐元素
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在国际上掀起的一股追捧热潮，说明国际乐坛更钟情于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流行音乐民族化创作成为中国流行音乐打入国际音乐市场的重要途径。
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等特点使得我国享有一座内容丰富、种类繁多、风格迥异的传统音乐资源宝库。《阿姐鼓》和《万物生》两张专辑都立足于风格显著和高辨识度的藏族音乐，歌曲《万物生》还将藏族民歌《我们在此相聚》作为引子。在音乐创作中融入富有特色的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使音乐作品不流于千篇一律，这一创作方式已逐渐被流行音乐创作者所重视。
除了朱哲琴《阿姐鼓》、萨顶顶《万物生》之外，还有诸如HAYA乐团、安达组合等等，均在国际上都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美誉度。因此，流行音乐创作需要注重音乐的差异化，而传统音乐的加入能够促进差异化的实现。
（二）善用神秘神圣的宗教资源
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除了浓郁的西藏异域风情之外，浓厚的宗教意涵也进一步加深了音乐的神圣感和威严感。同时，东西各异的宗教信仰为音乐作品增添了一抹朦胧感和神秘感。
在华语乐坛上，除了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之外，融入宗教元素的流行音乐作品还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宗教的神秘感。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人们对超自然超社会的认知和理解，无法触摸也无法物化，使得宗教始终蒙着一层神秘面纱，令人肃穆而敬畏。其次是宗教的哲思性。宗教理念都凝聚着深度的哲学思考，总结归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种关系的处世之道，具有深层次的哲学意涵和哲学思想。最后是宗教信仰所具有的难以言传的特点。人们通过宗教信仰来感悟人生、升华理念。而这些体悟较难通过音乐、语言等形式表达出来，因此将宗教元素融入流行音乐的创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此領域付出诸多尝试的音乐人当属作曲家何训田，其均参与了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的音乐制作。除了涉足藏传佛教领域，何训田还推出了汉传佛教专辑《云钟》（海外发行名为《波罗密多》），歌曲《春歌》后来成为一首传播甚广的佛乐流行歌曲[21]。何训田的宗教音乐创作，较好诠释了音乐作品的宗教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其善于利用恰当的音乐语言来营造宗教氛围、传递宗教哲思。
不难发现，融入了宗教元素的中国流行音乐作品，能够更快速更高效地打入国际音乐市场，这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融入宗教元素的流行音乐创作具有较大的挖掘空间和开发潜力。
（三）探索新颖多元的传播方式
随着传播媒介的高科技化发展，落地发片宣传、举办巡回演唱会等方式已经成为最普通最传统的宣传方式，而依托电视媒体、电影媒介的合作模式越来越成熟，这些新兴的宣传方式均能很好地提高歌者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概念的提出，网络成为了非常重要且有效的传播渠道。例如专辑《恍如来者》的发行，萨顶顶放弃了在实体店销售，只在“顶顶音乐艺术俱乐部”官方网站独家正版发行销售，唱片行业的电商销售模式悄然兴起。
除此之外，跨界合作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通过在其他领域的成就来建立个人品牌和口碑，引导媒体和舆论的评价，最后反哺到歌者本身的音乐领域。朱哲琴通过众多跨界合作和公益活动，完美地诠释了身为歌者的社会责任，为朱哲琴赢得了广大赞誉。这种宣传方式让歌者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经久不息。
解放并拓展传播思维，不拘泥于传统方法，勇于创新传播方式，才能够实现影响力的跨越和提升。
（四）借鉴由外向内的运作模式
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在国内走红，主要得益于其受到国外音乐界的高度肯定和认可。这种由外向内的商业运作模式是非常有效的，借助国际上的褒奖来树立自身的品牌，打造良好的口碑，进而快速推动国内知名度的提升。
这种商业运作模式尤其适合具有中国音乐特色的受众范围较小的音乐类型，例如宣扬中国民乐的女子十二乐坊和宣传南音艺术的汉唐乐府，这两者均是依循这一模式进行商业宣传和国际推广。无论是《阿姐鼓》还是《万物生》，抑或是女子十二乐坊还是汉唐乐府，其音乐共同点都是富含浓郁的中国风。尤其是民乐、南音这种中国传统音乐，前期在国外市场上树立良好的音乐品牌、获得积极的市场反馈，能够对后续的国内宣传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些乐种的成功经验，也给其他类似音乐品种的国内外传播以借鉴意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是，这一运作模式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即我国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缺失。西方音乐的强势侵入和渗透，导致了众多国人对本国传统音乐缺乏热忱和重视。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重塑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这将是国人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结语
在鼓励文化输出、建立文化自信的社会背景下，通过音乐作品进行中华文化的国际宣传，是一条不错的途径。反观专辑《阿姐鼓》和《万物生》的海外热度和国际反响，预示着富有民族气息的音乐作品才能更好地打入国际市场。与此同时，音乐作品的质量也是毋庸置疑的重要因素，上述作品具有深层次的灵性觉醒和情感交流，能够引发深层思考。
此外，传播方式也决定着音乐作品在国际上的流传广度和深度。在对外传播方面做出更全面更长远的计划，通过建立个人品牌来提高受众粘度，才能拥有更坚实的受众群体和更广泛的影响范围，从而促进音乐作品更好地在国际范围内传播。
综上，高质优秀的音乐创作，配以高效多元的传播方式，有利于音乐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忠实受众，建立起音乐作品广泛且长久的影响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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