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中华文化为基础，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通用汉语、汉字，汉族与少数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又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回顾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感悟3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回顾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感悟3篇
第1篇: 回顾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感悟
回顾广州早茶百年发展历史
广州早茶探源
在咸丰同治间有一种馆子叫“一厘馆”，它的设备很简陋，木桌板凳，供应糕点，开口挂一个木牌子，写着“茶话”两个字，为客人提供一歇脚叙谈，吃东西的地方。
后来出现了“茶居”，“居”就是“隐”即躲起来，也是为了提供一些有闲的人消磨时间的好去处。
后来规模大了才改名成茶楼。当时佛山经营茶楼的人，都买下土地建几层高的茶房，然后全栋用来经营大型茶楼。大茶楼越来越多，此后，广东人开始有上茶馆的习惯了。
还有一种叫“二厘馆”也供同样的点心，区别在于价格和设备，茶楼的茶资要三分六厘，而二厘馆的茶资只需要二厘，相差甚远，足足十六倍。
老式茶楼有些分等级，楼上比楼下的贵，因楼上有空调（或电风扇）而且地方较宽敞之故。
古广州的茶楼
广州茶楼的前身是酒楼，可上溯到清代道光间区永利为最古，有绝诗说：“万瓦鳞鳞雉堞遮，小东门外一帘斜，永安桥畔行人识，二百年前旧酒家。”东堤的襟江酒楼亦古老，其联云：“襟上酒痕多，廿四桥头吹玉笛，江心云色重，万千帆影集金樽。”
清代同治间，广州开业的茶座初称“居”，叫“上茶居”。好像惠爱路城隍庙口的福来居，太平路的陆羽居，第二甫的茅珍居，三甫的永安居，五甫的五柳居，十甫的陶陶居。
及光绪间，“居”改称“楼”，叫做“上茶楼”。怪的是：“如”字号的茶楼涌出，自有其一段来历：光绪元年有陈惠如者，在惠爱中首创了“惠如楼”。后来，谭新义、谭晴波、赵俭生等先后集股开了众多“如”字号的茶楼，如珠玑路的多如楼，三角市的东如楼，海珠路的三如楼，惠福路的南如楼，卖麻街的福如楼，长堤五仙门的瑞如楼，河南堑口的天如楼，一德路的宝如楼，同兴街的九如楼等。
既然是楼，那地下门市便用来卖糕点饼铒。楼上中间设厅堂雅座，周边设安静套间，茶价也较高，故谚语云：“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蹲）。”
陶陶居的“居”为何沿用至今而不改称“楼”？乃因其高雅也。粤剧艺人多住在西关，白驹荣、薛觉先常来陶陶居品茗，文化名流亦来此雅集，鲁迅、许广平、巴金就是陶陶居的座上客。
解放后，改革后的茶楼发展
这个时候是一个茶楼飞跃的时候。
茶楼发展到现代的酒家，更上了一个台阶。当代的酒家在装修上舍得花大本钱，有单间的，搞雅座的；西式的，日式的，东南亚式的；各式各样的摆设，开各种茶座，让不同阶层的市民有更多的选择。既有早茶，也开设了下午茶，至于夜茶嘛，样式更丰富，吃炖品，吃海鲜都可以。
至于经营模式也有了很多改变。
广州酒家，南海城，食为天等连锁式经营，南海渔村，江南渔村等一系列海鲜城，还有敦煌等高档经营的。
广州茶楼的发展有了个质飞跃，经营模式更趋多元化，从传统老字号的扩大经营，到连锁经营，到高档次茶楼的发展。广州的茶楼的发展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广州早茶现状
“食在广州”，这句话可一点都不假。各种西餐厅，如蒙地卡罗，还有快餐店，如M记（麦当劳），KFC（肯得基）等的加入，使传统的广州茶楼受到压力。例如M记和KFC吧，两间世界有名的快餐店，给了广州茶楼一个警告，它们已经把小孩、年轻一辈都吸引住了。而茶楼就变成了老人家才去的地方。
广州是个老城，这不仅仅因为它拥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更是因为有众多的老人散布在大街小巷的茶楼之中。这些闲来无事的老人延续着几百年来的习惯，一大清早便踱到茶楼中，叫上一壶清茶，两件小点，或闲聊，或阅报，将早上的大半时光悠闲地打发。广州的早茶因为这些老人，显得格外闲适。即使茶楼还有不少出手阔绰，来去匆匆的生意人，但感觉他们终究不过是过客而已。但对老人而言，早茶就是他们的生活。场地可以换，生活则别无其他。
对此，长年行走于台、港、深等地的台商孙先生也表赞同：“香港酒楼里的顾客70％以上也是60岁以上的老先生老太太，剩下的30％则是40岁以上的男士，20来岁的上班族则是一个都没有，可见平日的早茶的确是闲来无事的老人家的玩意。在座众客十之有六每人手上一份当日报纸，这也算是香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同是生意人，广州的生意人或许受了广州老人的影响，喝早茶的节奏也显得平和、缓慢，有事没事坐上几个小时稀松平常。而且，广州的早茶名副其实，大清早4、5点就有茶楼开张，老人们反正睡得少，起得早，天不亮就赶去茶楼。正是由于他们的早起，使得那些生意人即使姗姗来迟，也无碍早茶之实。没了老人的深圳，早茶可一点不早，别说4、5点，就是7、8点，深圳人也嫌太早，在这么一个夜生活如此丰富的地方，能一早爬起来吃早茶的深圳人绝对难以凑成对儿。10点后才是深圳人是吃早茶的理想时间，由于离中午时间太短，不少深圳人干脆将早茶、午饭一并解决，这使得深圳的早茶、午茶的概念含混不清。
在经营时间上，格兰云天酒店的中餐总厨林誉明师傅告诉记者：“广州人讲究个三茶两饭，广州人下海较早，有钱较早，一天当中有很多休闲的时间，所以早茶、午茶、夜茶都很旺。广州的早茶通常清晨4时就开市了，夜茶要到深夜12点，有的甚至要到次日凌晨1－2点才收市，有的更是通宵营业。一般地说，早茶市最兴隆，从清晨至上午11时，往往座无虚席。饮夜茶的人也很多，尤其在夏天，很多广东人都把吃夜茶当做消夏的一种方式。”
价格
广州人讲究“食不厌精”，但点心的价格是高低都有，穷富皆宜。老人可以叫上价格实惠、雷打不动的一盅两件，有钱的生意人自然也可以来些鱼翅漱口。
熟悉广东文化的格兰云天大酒店中餐部经理杜广顺也说：“广州是老城市，吃早茶是几百年来积淀的生活习惯，价格也比深圳的便宜。与广州相比，深圳的点心质量高，吃早茶的环境好，更适宜商业客洽谈业务。而广州的早茶因为主要以家庭客为主，吃得就没有深圳这么斯文，环境也不一定非得上星级，只要一家人吃得开心就好。”
广州茶楼主导地位依旧存在，毕竟历史渊源。目前广州的茶楼在顶着各种阻力，不断创新，不断改进经营方式，使广州的茶楼得以进一步发展。虽然西餐厅，快餐店等的冲击下有一段沉寂期，但广州茶楼正在复苏，正在苏醒。
喝早茶的五大理由
理由一：既入此乡，当随此俗，到了广东不喝早茶，岂不枉做岭南人。
理由二：亲人朋友，围桌而坐，一壶茶水，几件美点，可以增进感情。
理由三：丰丰盛盛吃顿早饭，对于每日忙碌的自己是件有益的犒劳。
理由四：全家吃个早茶，人均消费却不过二、三十元，还可早午饭一起解决，经济又享受。
理由五：有诸多美点可供享用。
不喝早茶五大理由
理由一：周一到周五没时间，要上班；周末也没时间，要睡觉。
理由二：早餐我都不吃，干吗吃早茶？
理由三：太贵，如果弄成大排挡，可以考虑。
理由四：理由很简单，没人请客。
理由五：早茶？早茶是啥？
第2篇: 回顾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感悟
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史
综述：中国电影真正意义上诞生于1905年，仅比世界电影诞生晚十年，本应风光无限，但却历经沧桑。
1896-1909：起步发展阶段
1896年8月11日法国商人在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内放映的“西洋影戏”。
1903年,德国留学生林祝三携带影片和放映机回国,租借北京前门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电影。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为了向京剧老旦谭鑫培祝寿,拍摄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的部份场面。这标志这中国电影的真正诞生。
1922-1926：尝试探索阶段
1923年,由于"明星"公司开拍的《孤儿救祖记》在艺术上和票房上都同时获得成功而堀起,吸引了大批民族企业家注意。很多民族资本纷纷投资开办电影公司。
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单上海一地就有145家。这些公司当中,虽然许多都是"一片"公司,甚至一部电影也没有拍成。但是众多公司的出现,造就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繁盛时期"。
1927-1931：危机阶段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发生的4.12政变,北伐战争失败,国共合作破裂。时局骤变的情况之下,中国电影界的方向亦发生改变, 陷入危机。
为了抵制外片的控制,统治国内市场,沟通海外贸易。上海六间规模较大的电影机构,包括"明星","大中华百合","民新","上海","华剧","友联"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六合公司专责各公司的发行事务,而制片事务仍由各公司自己负担。六合公司的成立竭制了国内电影粗制滥造的风气,直接导致上海20多家小规模的电影公司倒闭。
1928年明星公司摄制《火烧红莲寺》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1928-1931年,上海约五十多家公司,共拍摄了近四百部电影,当中的神怪武侠片就占了二百五十部左右。
1930年,几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包括"大中华百合"在内合并,组成"联华"影业公司,为混浊的电影市道带来一股清流。
当时的"神怪武侠"之风,亦随着联华的成立,及其后1931年9.18事变和1932年1.28事变的爆发而没落。
1932-1937：左翼电影运动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延伸和发展。
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之后,包括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首的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汇集到上海。1930年,这批文艺工作者成立左翼作家联盟。
1931年9月"左翼剧联"通过《最近行动网领》。其中有三条讲及电影,指出它的基本精神、原则、方法和策略。所以《最近行动网领》的提出,成为了之后的左翼电影运动发展的基础。
1932年5月,"明星"公司首先邀请夏衍、阿英和郑伯奇三人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其后"联华"和"天一"等公司亦邀请阳翰笙、田汉、孙师毅、聂耳等共产党人加入,而田汉还帮助筹组艺华公司。1932年7月,"左翼剧联"成立了影评小组,.并先后在上海各主要报纸的副刊上刊登影评。这一系列行动之后,左翼电影工作者已开始可以在电影制作和观影意识上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1933年3月,中共史央文委成立以沈端先为组长的电影小组。同年,估计各电影公司总共制作的70馀部电影中,具有左翼思想和进步倾向的约占了三分之二。所以这一年又被称"中国电影年"。
1933年底,艺华公司遭"蓝衣社"破坏并散发传单和宣言,想藉此收杀一儆百之效。更威胁各电影公司和电影院,不得拍摄沈端先、田汉等创作的电影。
1935年,12.9运动在北平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成立并发表声明声援12.9运动。在全国爱国情绪高涨下,以明星为首的各大电影公司又重新邀请左翼人士进行创作,制作出一批中国电影的经典佳作。整个左翼电影运动的时期的电影,是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鼓励了抗日运动,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延续。
1937-1945：抗战电影阶段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8年,首先由张善琨主持新华公司投石问路开拍"乞丐千金",放映后反应奇佳。其后上映的"豹蝉"更创下连映70天的惊人记录。轰动了当时的影坛。同亦带动了孤岛影业的复活。
1941年,太平洋战争和"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破裂。电影胶片的来源全部中断。
1937至1941年间,"孤岛"中先后出现的制片公司竟多达20多家。出产的影片的达240部左右。其大多是粗制滥造的"古装片",只有少数像《木兰从军》、《花溅泪》、《乱世风光》、《孔夫子》等是制作认真、宣传文族大义的影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孤岛被日军进占,同时结束了中国电影的全盛期。
1939年延安成立放映队。1945年,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也开始有电影活动,主要是拍摄一些新闻和记录片。
1946-1949：战后的中国电影
1945年8月15日,虽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八年抗日战争,但是国共两党的内战旋即展开,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国民政府接收了原来由日本控制的电影企业。
1944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委派阳翰笙与工商界民主人士章乃器、夏云瑚、任宗德等商讨,获得他们在资金上的支持。战后,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孟君谋等战前联华影业公司且的名义,成立联华影艺社。1947年6月,正式改名为昆仑影业公司。昆仑的作品之中,以宏大气魄的电影史诗和忠于现实主义的影片最为着名。前者的代表作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叙事史诗;后者有"万家灯火","青山翠谷"这样的现实美学佳作。
1949-1956: 新中国电影的创建阶段
解放前夕,上海的私营电影公司多达20多家。
1951年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1952年初组成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变为国营,第二年正式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1951年春,解放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筹委会。同年8月,成立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后至1956年改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陈播任厂长。1953年7月7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高戈任厂长兼总编辑。
1956-1965:新中国电影持续发展时期
1966-1976: 十年浩劫大倒退的中国电影
在1966—1972年长达7年的时间里接受所谓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完全停摄了故事片，因而造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空白期。
1977至今：后毛泽东时期
中国新电影中出现了一股新的制片浪潮。最为显著的就是80年代的"第五代电影"。
第3篇: 回顾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感悟
浅谈《大公报》的百年发展历程
作者：闫航
来源：《现代交际》2013年第01期
[摘要]一九零二年以来的百多年，《大公报》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一九四八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大公报》也见证了港人奋发进取、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说，一百年的《大公报》史，是国家的一本百年“日记”，也是香港一本半个世纪的“日记”。虽然经历了百年的沧桑与洗礼，但是《大公报》作为我国新闻史上最具影响力、最负盛名，同时也是寿命最长的一家报纸，从一九零二年创刊至今，其地位仍旧是举足轻重的。它顺应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将中国人民在求解放、谋发展这条曲折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与坎坷、取得的辉煌与成就、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等等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大公报》可谓是一本最鲜活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
[关键词]大公报 历史 发展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1-0093-02
一、《大公报》的发展历程
中国报史研究最负盛名的专家方汉奇曾这样评价：“中国新闻界含金量最高的世界级品牌报纸——《大公报》”。中国有两千多家报纸，但出版百年，在新闻史上有过重大影响，在全球华文传媒界有着崇高声誉的，只有《大公报》一家。
从最早的英敛之时期到王郅隆时期，再到之后的新记公司时期以及从1948年之后在香港办报的这五十多年，《大公报》所经历的这四个时期可以说是其一百多年以来发展的一个缩影。“由满族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支持改革的报纸开始，经过受皖系政客把持的一个短暂时期，和资产阶级‘文人论政’的一段时期，到之后在香港作为爱国爱港报纸的时期，可以说整个报纸的历史是一以贯之的”[1]。《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和“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这是一个响当当的报名，“忘已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也就是说忘已无私是大公。“扩大公无我之怀，移风易俗，富国强民”，这就是《大公报》办报宗旨，也是这一百年为此奋斗的目标。丁关根说：“《大公报》百年沧桑，辗转七地，经历了清、民国、新中国，应当说是记录了中华民国的兴衰，见证国际风云变幻。尽管《大公报》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她坚持进步，坚持正义，报效祖国”。
在旧中国时期，《大公报》享有很高的盛名和威望，引领着当时的舆论界导向，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都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当时，第一家派记者深入边区采访的就是《大公报》，并在全国公开发行了相关系列通讯；1919年，被派往法国对巴黎和会进行采访的中国记者只有一人，他就是当时来自《大公报》的胡政之；派记者前去苏联报道在中苏建交之后苏联的发展情况的，《大公报》是国内报纸的第一家，总之，不论是波茨坦会议还是纳粹战犯的审判，亦或是日本签字投降仪式，有太多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现场的见证。
《大公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于1902年6月17日首次在天津法租界出版，之后，又依次辗转于汉口、上海、桂林等地出版。在旧中国时期，《大公报》曾经有过武汉、天津、重庆等六个版，并在当时创下了日总发行量约20万份这个前所未有的报纸发行记录。到了建国之后，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大公报》继续在香港出版发行，并与其他两家香港报纸共同形成了当时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至今仍在出版的《大公报》香港版，曾是香港舆论导向的领导者，它于1938年8月13日创刊，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自复刊以来，无论是在香港回归之前还是回归之后，《大公报》一直都为香港特区的蓬勃发展献计献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整个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成为了香港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爱国进步报纸。
二、《大公报》的办报宗旨和特色
《大公报》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份著名的文人报纸，一贯奉行“言论报国”的宗旨，在长期的办报历程中，逐步形成并巩固了个性鲜明的“敢言”传统。它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版面、增加内容，除了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发行外，其营销更是延伸至世界数百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在全球每个地域都能看到《大公报》的身影，同时也受到了海内外读者们的一致好评。作为一份综合性报纸，版面多、涉猎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大公报》的特色之一。在版面设计上，为满足读者的不同信息需求，分别设有经济版面、新闻版面、教育版面、论坛版面以及专题版面等等，而每一类版面还会根据具体情况再进行细致分类。例如新闻版面就囊括了国内和国际新闻、香港新闻以及体育、经济方面的新闻，《国际热点聚焦》版以多视角的立场对国际上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而《要闻专题》版则用当下的时事作为题材来进行分析和探讨。经济版的设置也是相当人性化，十几个版面的选择，同时还会时常刊登一些极富参考价值的专题特稿，让读者可以第一时间同时获取国内外最新、最详尽的经济动态和资讯。不仅如此，“《物流与航运》版、《大公教育》版也同样受到香港特区政府高度重视，更为航运界和教育界人士称道；《大公论坛》是各界人士对时事发表意见的园地；此外，专题版面有《中国专题》《海峡两岸》《经济观察家》《创新科技》《社团》《中华医药》《保健》《消费新风》《校园》《文化》《专业世界》《体坛长短镜》等，各具特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