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具有时代前瞻性与引领性的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下，从历史性、整体性与主体性的视角出发发掘乡土信仰的社会作用，以杨凌示范区的典型村庙为例阐述乡土信仰在精神层次与行为层次上的文化振兴意义，展现其在新时代与乡村振兴目标的耦合，期待更好发挥乡土信仰的积极意蕴。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土信仰 村庙 社会作用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乡村振兴要求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振兴，其中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固本之道”、“铸魂工程”与“应有之义”，但同时，文化振兴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对来自国家、社会及个体在思想认识与实践发展中的诸多挑战，可能存在被误解、被轻视及被破坏的风险。
一、多维视角下的乡土信仰
（一）历史性的视角
乡土信仰的发展伴随着世代累积的经验与实践，深深植根于我国历史传承下的多样地域、多元民族与独特乡村，具有绵延不绝与古老厚重的历史底色。
以杨陵示范区周边的聂村金仙观为例，20世纪以来，金仙观同样经历了历史的起起伏伏，从20-30年代庙会普遍的鼎盛，到50-70年代的低迷期，政府将以庙宇为依托的民间信仰活动视为封建迷信予以取缔，庙宇被拆、神像被毁、庙会停滞。改革开放后，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政策的宽容，民间信仰开始回暖，庙宇的重建也随之兴起，金仙观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庙，发展成八社共建的典型村庙，其供奉的主神“聂云霄”更是历经神话的演绎与县志的认可，以每年三次大型庙会的蓬勃气势扩大其影响范围与发展潜力。如聂村的发展轨迹一道，每个地方的社会文化史都经历了庙宇建设与礼仪文化的变革，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无数的民间经验与智慧，前仆后继了精英们的经营与引领。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上述对乡土信仰所具有的文化历史价值的充分认知，有利于充分意识到保护文化的延续性和社会的有序性的重要性，从而更珍视乡土信仰所携带的中华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与根脉，它们是中华文化不断生长的丰厚文化土壤。
（二）整体性的视角
乡土信仰虽然主要发生在乡村的场域中，但我们不能割裂地去谈乡村。其一，对于民间信仰的文化价值，要把握其与经济、政治、社会等的关系。其二，尊重乡土信仰完整独立的运作机制及文化体系，不能简单地以外部性眼光加以评判。在以杨凌示范区的典型村庙为例的调查中，村民们的信仰是很丰富的，有信佛的，也有信鬼的，也有信各种自然的精灵的，不仅有仪式、祭祀、礼仪，还有巫术的各种活动。这些信仰很多是跟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和人的身体疾病有关系的，这些乡村的问题是乡土信仰经久不衰的现实基础，但问题根源的查找不能局限于乡村，而要反思城市化、现代化与资本化的运作是否造成了城乡的断裂与分化。在更大的图景中，以乡村振兴的目标导向寻求个性基础上的共性，梳理乡土信仰各具特色背后所具有的共性机制与功能。
（三）主体性的视角
“回到自己的文化语境当中，才能真正看到中国的传统。”他者化的眼光有可能矮化乡土信仰自有的逻辑体系和内在关联性。在乡土信仰的发展过程中，乡村的礼俗秩序和伦理精神被不断发扬，普通人的参与感与主体性也得到激励。建立在尊重与自信基础上的文化认同，才更具有个性，才能真正渗透进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的亲疏礼仪中，也融汇在日常的生产过程中，而不是流于政策推行洪流下的模式化产物，更不能沦为“社会建设的试验场、资本扩张的生意场、政治角力的战场与落寞文人的怀旧地”。
二、乡土信仰的作用
（一）乡土信仰在精神层次上的慰藉功能
1.乡土信仰是乡村凝聚力的源头活水
以进香为例，它是指“信众到外地的庙宇参拜，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组团前往，或者由当地庙方发起。”桑格瑞表示，“參加进香基本上就是一个分享灵验故事的聚会，香客们相互交换自己的神奇体验，开启友好的交谈。通过这些交谈，香客们找到对自己宗教体验有共鸣的听众，并从中学习别人使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换句话说，进香为朝圣者提供了一个公共场合来确认他们信仰的正确性，以及他们生活的宗教意义”（Sangren ， 2000 ：91）。进香是围绕乡土信仰延续的一个重要的仪式，其中香火是信众们参拜时所必须的物品，一般来说，一座庙的知名度越高、在信众心中越灵验，其外在表现通常是香火的鼎盛，信众们不会与某个庙会建立制度性的联系，他们与庙会的关系是自由而疏松的。通常信众们会在农历的初一 、十五到庙里进香，并在大殿中拜神，每逢大型的庙会活动时，再进行更加复杂、隆重的进香与拜神仪式。在与进香一道的诸多仪式被诠释与外化的过程中，人们通过表达和实践处在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对于维系村民彼此的生活秩序、乃至整个村庄共同体的凝聚都具有重要的整合作用。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在集体的狂欢中各获娱乐体验、情感满足、矛盾纾解与自我认同需求。
普通民众的信任与捧场也为无偿的庙管会组织者们带来了与传统乡绅类似的社会尊重与敬畏，促成了德高望重者们威望在村内其他公共事务上的延伸，从而减少村内冲突、增强社会控制，为乡村治理与凝神聚气带来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2.乡土信仰是乡村道德规范的现实载体
乡土信仰中涉及的仪式多按照长幼辈分次序举行，无疑是对道德教育的重申。人们出于功利的、现世的目的，到庙里烧香敬神、捐物捐力，同时也在期待神明的保佑，以获得宽恕与庇佑。乡村社会成员们普遍对礼序、神明和权威的敬畏，增强了集体成员内部的认同感，维持并强化了传统文化的优良价值体系，使得“由地缘认同、血缘认同和信仰认同形塑的内生秩序”地位更加稳固，“核心就在于修复了乡村的社会秩序和信仰体系。”
3.乡土信仰是追溯乡愁的仪式投射
仪式的举办建构了一种共同的美好记忆。当仪式活动结束之后，仪式现场的热闹逐渐淡去，重归日常生活的族人依然反复品评与回味仪式的过程。
以武功镇松林村土地庙为例，每年阴历二月初一和初二是土地爷的庙会，其中二月初二是正会，二月初三是文昌爷的庙会。日常每月的初一、十五，来自外村的或者本堡的人会来此地敬爷。学者林美容提出“信仰圈”的概念，如果某个庙会的知名度与灵验度都较高，建庙者可以在原庙的基础上，采用分香的形式另建新庙。原庙和新庙，或者也称为祖庙和子庙就构成了一个“信仰圈”，即“以一个神或其分身为信仰中心，区域性的信徒所形成的信徒组织，也可涵盖没有具体区域性祭典组织的区域性信徒的分布范围，或是某一神抵的区域性势力范围。”金仙观作为属于八社的大庙，在民间传说与庙会仪式上都与其他小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神话故事中，以转世的形式将多个村庙串联起来。据说，金仙观供奉的是西北救世菩萨即三霄的二转世，她转世投胎到聂村的聂守仁员外家，自出世以来哭泣不止，灵山老母抚摸她后她便停止哭泣，灵山老母随后带她上灵山修炼成西北救世菩萨。杨陵周家村供奉的大霄的第三转世;王家庙供奉的是二霄的第三转世;松林村的火星娘娘庙供奉的三霄的第三转世，火星娘娘就是封神榜里的火灵圣母。在仪式形式上，则体现为密切的互动与交流。据会长介绍，土地庙是金仙观取水仪式的必经之地，从聂村金仙观出发到西观山取水，途中需在土地庙的二水关驻足敬神，后返回金仙观。在民间传说与庙会仪式的加持下，村民的娱乐活动也如火如荼的展开，每年都有村民自组织的自乐班前来助兴，为自乐班的老人及看客们带来节日的意义。
可以说，乡土信仰是一种全民狂欢、超越一般意义的理性与经济行为的社会活动，遵循狂欢、热闹和快乐原则，是一种社会的、奉献性的广场化活动。在当地人心目中，一年一度的庙会是重要程度比肩春节的节日，他们生发出自豪感与认同感，也在仪式的传承中推举出无数个剪纸巧手或是手艺能人，无形与有形的文化符号作为情感连接的方式，给几代人带来共同的关于乡土信仰的记忆。
（二）乡土信仰在行为层次上的实用功能
1.乡土信仰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巨大的文化资本
传统乡村社会，最具有特色的，就是系统性的礼仪系统、完整可追溯的历史文脉，如碑刻、庙宇。在民俗活动的演绎中，能夠吸引老中青少各个年龄段的村民前来，并与外界的人交流庆祝，编织出新的社会网络，带来了新的社会资源，不仅在文化层面创造了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竞相表演的机会，也在人才方面吸引了本地精英的驻留，缓解了乡村人才流失的问题，更为乡村与外界的双向认同打开了窗口，为后续诸多社会资源的落地创造了潜在的可能。
2.乡土信仰是对分散社会资源再整合
以在杨凌示范区的典型村庙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发现，庙管会作为祭祀活动的草根组织团体，并不具备严格的科层组织，而偏向于更加扁平化的机构设置，分管财务、后勤、宣传等工作，在一年一度的庙会中，则由庙管会人员和自发的一部分群众承担起接待香客进香和食宿、安排外来的娱神团队、记录布施与公布明细、维持治安与保持卫生等工作。在庙会等大的祭祀活动结束后，自发群众与部分庙管会成员会自行解散，回归他们原本的务工、务农或照料家庭的世俗生活中。
以武功镇上营东村的文昌庙为例，据会长介绍，在武功县还叫有胎县的时候，据传说唐朝时此地就有文昌庙，李世民生于武功，其母在其求学期间前来求功名。后汉朝的苏武（武功人）在北方立功，此地才改名为武功县。后自改革开放以来，文昌庙先后经三次重建：最初为土堆堆（原庙的遗迹）;后在原址上建小庙并塑像;再后建大庙并塑像;最后一次历时一年多，于2013年建成现在的文昌庙，主要靠群众捐款修建，个人捐款最大数额为两三千元，主要向本村、上营西、北、南堡及周边村落筹款。三次修建均由三位会长及副会长主持，资金、材料、工具等均是群众自愿捐款，匠工自愿前来参与修建工程，主要开支集中在建庙材料的购置、建庙人员的工钱和塑神像上。在庙址修建的过程中，传统乡绅的带领作用与普通民众的贡献行为得以结合，彰显了庙管会这一自发组织在人员调配、资金筹集与事项统筹等方面的民间智慧。
虽然庙管会这一组织在实践过程中不具备官方授予的权力，但是它仍然能够履行其社会职能，并在实践与互动中寻求良性的运行模式，这样自下而上、因地制宜地乡村治理实践探索，正适应了村民与乡村的自我发展需求与主体性地位，在动态调试中寻求环境、秩序与服务的三重保障，最终为因地制宜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兼具特色与源头的民间方案。
三、结语
在乡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与新的文化意识冲击的境况中，如何在乡村振兴与文化振兴的话语导向下发掘与完善乡土信仰的社会作用，一方面需要党和国家对乡土信仰继续本着对乡土信仰活动“保护、管理、引导、服务”的理念，积极强调“宗教治理”应该向“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方向转化倾向，从而逐步走向法治化、规范化、社会化的治理;同时需要社会力量如庙管会、乡村自组织的贡献，发挥村民的创造性智慧与经验，从而推进乡村自治发展。一方面也需要以一种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乡土信仰的存在问题，清醒地认识到乡土信仰中封建糟粕的部分、庙管会等草根组织管理体制的落后、庙会开展时安全与生态问题的显露等。在曲折中前进，于人文关怀的宽容中不懈探索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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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4），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